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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罗马法中军人的法律地位
【英文标题】 The Legal Status of Soldiers in Roman Law
【作者】 张雪伟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7级法律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分类】 外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罗马法;军人特权;军人权利限制;军事刑法
【英文关键词】 roman law;the privilege of soldiers;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s of soldiers;military criminal law
【文章编码】 2095-1140(2019)01-0067-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67
【摘要】 罗马法中军人的法律地位体现了罗马社会中军人群体的重要性。在罗马法中,军人的权利和义务与普通市民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授予军人部分私法上的特权,如对其军营特有产的保护、立遗嘱之特权以及婚姻特权;其二是对军人权利进行特别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军人的生产活动、结社权以及诉权的限制;其三是对军人制定了严格的军事刑法条款,即对军人犯罪行为进行严惩。通过对罗马法文本中的具体条文的分析,梳理军人在罗马法中的特殊权利与义务,有助于理解罗马法中军人的法律地位,并进一步揭示军人在罗马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罗马社会兴衰之间的关联。
【英文摘要】 The legal status of soldiers in Roman law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community in Roman society. In Roman la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oldiers and citizen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ne is to grant soldiers some private privilege,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castrense peculium, the privilege of making wills and marriage; the second is the special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s of soldiers. This restric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association rights and appeal rights; the third is to impose strict military criminal law on soldiers, that is, the criminal acts of the soldiers are severely punish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in the Roman law, combing the speci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soldiers in Roman law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Roman soldiers and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oldier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om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ldier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Ro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812    
  引言
  “法与军队”(iura et arma)被称为古罗马的两大支柱。有学者认为古代罗马的军事法起源于共和国前半时期,并且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1}实际上,在罗马法中最值得关注的特殊法律主体就是军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服兵役既是罗马公民的杈利,也是罗马公民的义务。因此,基于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特殊身份,罗马法中涉及军人和军事组织的法律规范极尽详备。从波利比乌斯到蒙森的许多历史学家也都在其著作中不吝笔墨的对古罗马军人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描述。
  本文选取优士丁尼《市民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作为主要法律文本,并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优士丁尼法典》和盖尤斯《法学阶梯》为补充。着重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一方面,通过揭示军人主体法“异于常法”的社会、伦理、法理基础,能使我们认识罗马法本身所蕴含的多层价值属性;另一方面,通过洞察军人的法律地位与罗马帝国“文治武功”的衰落之间的联系,能够为当前我国对军人法律地位的设置提供历史启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赞叹于罗马法包含了古代世界最发达完备的军人法,但这种实在法规范的完善恰好对应于军人对于城邦或者国家荣誉感之缺位,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武力的衰败。据此,军人主体的荣誉定位以及对其在法律上的设置对于共同体意义重大,其核心是内在的荣誉激励与外在的规则调节不可偏废,这也是当代构建军人法规范所不能忽视的。
  一、“军人”的词源及古罗马的军事组织之变迁
  (一)拉丁语中的军人及其词源(“miles”和“mille”)
  军人在拉丁语中是“miles”,其含义有四:1.士兵,兵,战士;2.步兵;3.军队,部队;4.象棋中的卒子。{2}《学说汇纂》中还出现的相关术语有:“milit a ris”,形容词,意指“士兵的,军人的,军事的”;“militia”,名词,意思是“战争,军事,军队,军役,义务,责任”。可见,以“miles”为词根的拉丁词汇都与军人主体蕴含的军事属性有关。
  实际上,“mlles”的这一词根来自于数词“一千”,其本意是:包含一千的,容纳一千的。而表示“一千”的拉丁词是“mille”。这一涵义与早期的罗马的军事组织制度相关。在公元前六世纪塞尔维乌斯进行军事改革之前,罗马的基本军事组织是三个原始的部落拉姆涅(Ramnes)、蒂提(Titites)、鲁切勒(Luceres),每个部落各由十个库利亚组成,{3}每个库利亚要为罗马城邦提供一百名步兵,因此形成了每一部落提供一千士兵的惯例{4}113,并为每千人的部队设一名军团长(trihunimilitum)。可见,罗马传统的步兵与数字“一千”相关,{5}134军事长官的设置也以千人为单位。虽然这一军事制度被塞尔维乌斯改革后的百人团民众会议按财产等级组建军队的方式所取代,{6}49一副但“一千”这个数词很可能被作为军队的含义保存了下来,进而演化成了“miles”。
  根据词源我们可以得知,一方面,拉丁语中的“军人”是一种群体主义的产物,这种调源中所蕴含的原始特征与我们今天对军人作为紧密结合的团体一员的看法别无二致;另一方面,从军人与数词“一千”的种种联系中,我们可以揭示罗马在军事制度初步建立时的军队形态,即以千人为单位并形成了所谓的“军团制”(legio)。“legio”在拉丁语中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这透露着原始的罗马军人以及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初的罗马军队只不过是一种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临时召集起来的组织。具体到军人个体来说,他们平时从事生产工作,只有战时才具有军人身份。这种兵民一体的公民兵制度是罗马军事制度的开端。
  (二)罗马军人身份的职业化进程:征兵制到募兵制
  罗马历史上每次军事制度变革都堪称社会制度变革的急先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罗马以军事立国,以军事强国,因此对社会制度的改革往往从军事制度开始。从纵向历史脉络来看,罗马的军事制度改革是沿着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主线进行的,具体到军人身份的变迁,则是从军民一体到职业化的发展进路。这一变迁历程有四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其一,早在公元前6世纪,塞尔维乌斯建立的百人团制度把罗马市民按财产状况分为六个等级,并以此等级划分为基础组建军队,形成了军事制度与政治制度一体的政治格局,{4}163但是罗马的第一次军事变革。以百入团为单位,每个等级所承担的作战职能各不相同。这就排除了赤贫阶层参军的可能性。这时期的军人虽然还是同时承担着战士与农夫的双重角色,但其作战职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6}
  其二,随着公元前3世纪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帝国主义”的兴起,先前的征兵制度已经渐渐不能适应罗马对外扩张的需要。从社会经济层面看,一方面,随着大土地庄园制的发展,作为主要兵源的中层阶级自耕农数量迅速减少,而城市稳定的工商业中产阶级也尚未发展起来,大土地所有主习惯于享受城市的舒适生活,更不愿意服兵役;另一方面,奴隶、佃农和城市无产者数量剧增,但在人口调查时都是以无产者身份进行注册,他们没有资格服兵役。{7}262-263马略针对征兵制的这种结构性矛盾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号召所有等级的人自愿入伍,到公元前105年左右,人役的财产要求已经消失。{7}375这对无产者来说更具吸引力,于是,帝国兵源迅速“贫民化”,他们以国家发放的薪饷为生,罗马军队开始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
  其三,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之后,为了巩固这种绝对权力而设立了常备军,并于公元前15年左右将其规模确定为28个军团。常备军最直接的交化就是通过国家财政常年维持作战部队,即使在平时,也保持军队之建制,并进行军事训练,随时预备作战,这使得军人的军事职能与生产职能彻底分离。为了保证职业军人足以谋生,奥古斯都还规定了军人服役之年限及军人的工资标准,前者延长至20年,后者为每年225狄纳里乌斯,并且,士兵退役还有3000狄纳里乌斯的退役金或分配土地作为补贴。这一改革标志着自马略以来的军队职业化进程基本完成。
  其四,塞维鲁王朝的建立者塞维鲁皇帝以军事起家,因此,他格外重视对军队利益的保障,为此对军队进行了诸项改革。首先,他解散了先前的近卫军而改从各省军团中选拔近卫军成员;其次,大幅提高军人待遇,将其年薪提升至375狄纳里乌斯,并且,允许士兵服役期间结婚并居住营外;最后,将军队占领的土地就地分配给军官及士兵,并规定只有继承人继续服兵役才能一直拥有土地。塞维鲁为了保障军人之利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叮嘱其子嗣:“要让士兵发财,其他人可以不管”。{8}71这意味着军队职业化走向了顶峰。
  (三)小结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以及军人的职业化进程,军人在罗马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为重要的角色。
  蒙森将征兵制下的兵役视为“一种为公益而承受的负担”,{9}西塞罗也认为为国家服兵役不仅是维护这一种“最优良的政体”的需要,也源自强烈的荣誉感之驱使。{10}但是军人的“职业化”却使这种荣誉逐渐式微,几次改革带来昀直接影响是军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优越。到帝制之后,服军役者更多的趋于对“利益”的追求而非荣誉,他们无非是受三种利益的驱使:其一是以此为业求生计;{11}其二是通过服兵役取得罗马市民身份{12};其三是利用军人身份获得法律优待。{2}
  军人在社会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使得古罗马必须通过法律来回应军人的诉求,军人作为一个固定的社会职业群体,诸多法律问题亟待回应。一方面,军人对于维护罗马国家的安全,特别是抵御蛮族的侵略至关重要,对这一群体赋予特殊的权利和减免基础义务,使其利益得以保障,有利于军人专注于军事事务。但另一方面,随着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愈来愈高,只有设置特殊的法律规范对军人予以严格的约束,才能够保证社会的安定。
  二、军人的特殊民事权利
  蒙森在其《罗马公法》一书中,将罗马军人划为公民中的“特权阶层”。{13}在罗马法律文本中,军人之特权(privilegium)主要体现在其民事权利的优越性。军人特权的具体规范散见于各法律文本中,如: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有3个片段涉及军人遗嘱(Gai.2,101; Gai.2,109;Gai.2,110);《学说汇纂》中最多,主要集中于第23卷、第24卷、第41卷从及第48卷,涉及军营特有产、军人婚姻和遗嘱等内容;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2编则有9个片段规定军人相关特权,主要涉及军营特有产和军人遗嘱。
  根据上述片段梳理发现,古罗马军人的特权主要可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军营特有产、军人遗嘱及婚姻。
  (一)军营特有产
  军营特有产制度由奥古斯都设立,是指“作为军人的家子能够处分他在服役期间取得的一切:钱、战利品、战友的赠品或亲属在入伍时的赠品”。{14}245这是最早一种突破家父主权的所有权形式,最初军人在其服役期间均可享有这一权益,优士丁尼时期确定为限于出征之时。{15}军营特有产既不能被家父所有权所吸收,也不用承担家父之债务负担,家父死后也不成为兄弟之共同财产(I.2,12pr)。
  1.军营特有产的取得
  一方面,军营特有产取得的期间可以向前延伸至没有正式入役之前,如乌尔比安所言:“……如果给即将参军的儿子(某物),则认为有效,因为(该物)被儿子取得并成为军营特有产的一部分……”{16}17
  另一方面,法律赋予军人对在战争中获得的物产生先占的效力,尽管这并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先占(因为战争中的财产往往是从被征服者手中暴力夺取的),但却将其视为对无主物的先占,{15}225甚至将其与“自然占有(naturalipossessione)”视为等同(D.41,2,1,1)。并且,军人即使处于父权之下,也可以通过时效取得将占有物转化为军营特有产,从而真正获得市民法上的保护(D.41,3,4,1)。
  2.军营特有产的收益
  罗马法律认可向作为军营特有产的奴隶所进行的遗赠行为,其利益归军人而不是家父( D.41,1,33pr)。可见,法律通过灵活的方式对作为军营特有产的奴隶进行法律人格拟制,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增长军人权益。
  3.对军营特有产的处分
  军人对军营特有产之处分特权包含排除他人干扰的消极权利以及基于自身意志处分的积极权利。消极权利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介入他人之法律关系中,如他人的债、诉讼行为,其二是不能为他人赠与;而积极权利主要体现为军人自身可以自由赠与其财产。
  首先,家父以家子之军营特有产为质物设定之债,家父若未履行债务,债权人不得出卖质物(I.2,12pr)。另外,奴隶在不涉及军入主体的法律关系中不负担任何义务,即使奴隶处于家父的看管之下并由家父照料其生活,也不承担涉及家父诉讼中的作证义务(D.48.18, 10,2)。
  其次,家子的军营特有产不得被他人赠与,包括家父以及任一处于父权或夫权之下的家庭成员。军人因长期驻外而事实上摆脱现实的家庭关系,其留在家中的军营特有产类似于寄存物的法律地位,他人所进行的任何转移所有权的行为都被视为无效( D.24,l,3,4)。
  最后,罗马习惯禁止夫妻间赠与( D.24,1,1),但承认军人以军营特有产为夫妻间赠与,即使军人之后被判刑(会被逐出军队而丧失军人身份)( D.24,1,32,8)。而对于非军人来说,对妻子的赠与即使因他自杀也会被撤销( D.24,1,32,7)。
  (二)军人遗嘱之“自由”
  罗马对军人的遗嘱设立方式给予优待可追溯到罗马古时的“战前遗嘱(inprocinctu)”。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对战前遗嘱做了正式的记载( Gai.2.101),但这种遗嘱方式至迟在西塞罗时期也即公元前1世纪就被废止了。{17}对军人遗嘱的优待在后世被“军人遗嘱”取代。
  罗马法中的“军人遗嘱”与通常的市民遗嘱相较,其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体资格要求的降低。从权利能力上看,因自权人收养和被作为家子解放而导致人格小减等的人可以设立遗嘱,这就排除了家父和恩主对其财产的吸牧(I.2,11,5),甚至在服役之前不合法的遗嘱在参军之后也产生了效力(1.2,11,4)。从行为能力上来看,身体有缺陷(聋和哑)的军人也被允许设立遗嘱(I.2,11,2);其二,形式要件的简化。军人遗嘱的设立不需要法定数目的证人,也不需要公示以及其他设立遗嘱的程式(Gal.2,109)。在设定方式上,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形式均有效(I.2,llpr);其三,遗嘱内容的“自由”。盖尤斯时期的军人遗嘱可以设立异邦人和拉丁人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Gal.2,110),后期虽无此区别,但军人凭自己的意愿可以设立任何人为继承人,包括无遗嘱能力的家外人。另外,军人可以只就部分遗产订立遗嘱(J.2,14,5),可以设定解除条件和终期,可以在未明确废除直系卑血亲继承权的情况下立他人为继承人(I.2,13,6)。{18}总之,军人遗嘱几乎被赋予了完全的“意思自由”主义。
  (三)遗产继受之“自由”
  军人在接受遗产上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根据罗马市民法之规定: “家外继承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遗产,但一旦以明示或默示表示接受,便不能反悔”(I.2,19,5)。{16}288公元3世纪时,哥尔迪安(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垒帝授予25岁以下继承人拒绝继承的特权并在后来扩及于军人,目的是使军人避免概括继承中潜在债务的风险(I.2,19,6)。但后期优士丁尼设立的遗产清单利益制度确立了“有限继承”之原则(C.6,30,22),这一特别法便发展成了普遍性规则。{16}289
  (四)对军人与驻地妇女婚姻权的认可
  奥古斯都时期通过《关于等级结婚的优流斯法》(Lex Iulia de maritandisordinibus)和《关于婚姻的帕皮尤斯和波佩乌斯法》(Lex PapiaPoppaea nuptialis)两部法律禁止士兵与驻守地的妇女结婚,帕比尼安在其《定义集》中指出这是因为“这种情况和监护人娶被监护人是相似的,都因为权力的行使构成了婚姻的障碍”(D.23,2,63)。长期以来,士兵只能以“拼合”的方式与当地妇女缔结事实婚,这种非正式婚姻面临伦理与法律的双重困境,婚姻关系所衍生的民事权利得不到正式的保护。
  公元3世纪这一规定有所松动,保罗在其《解答集》中指出:一些谕令确认军人与自己服役地的妇女产生的婚姻关系有效(D.23,2,65),还确认了在外省任职的公务人员的类似婚姻行为在事实上同样有效(D.23,2,65,1)。{19}这一措施旨在使驻扎在帝国边疆的士兵落地生根,使其世代守卫和开发带国疆土,从而使罗马帝国对各行省特别是边疆地区形成稳固的统治。
  (三)小结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赋予军人特权是对军人为国家服务的奖赏,也是对军人保护自己财产权益的特殊关照。另外,军人取得财产的途径有限,对于其已获得的财产更应当谨慎保护。“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对于职业风险极高的军人来说更是如此。总体而言,罗马法律对军人的民事关系的设置有以下特点:其一,财产取得方式的简化;其二,形式要件的祛除;其三,财产的严法保护;其四,部分禁止性法律行为对军人的开放。
  三、对军人权利的特别限制
  与军人的民事特权相对应,军人在法律关系中也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限制是根据军人军事职能的特殊性而设置的。涉及对军人权利之限制的法律规范主要分布于《学说汇纂》第47卷、第48卷及第49卷。与特权内容相较,对军人权利的限制主要规定于公法之中。具体包括三类:从事个人性质的生产活动、结社权以及诉权。
  (一)对个人生产活动的限制
  军人不得购买在其服役行省的不动产(D.49,16,9pr),但因继承上的原因则除外(D.49,16,9,1)。另外,军人在服役行省购买土地当然是严格禁止的,甚至通过代理人也不合法,但却允许他们购买住房(D.49.16,13pr)。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土地是指用于农业的生产性的土地,如果是用于住房建造,则视同为购买住房。禁止军人购买服役地的土地的原因是为了使其专注于军事事务,所以,罗马军队虽然也承担部分生产性职能(Livy.39,2,6),但这被视为一种公共事业,而在服役期间为私利进行生产活动特别是从事土地生产活动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D.49,16,12,1)。
  罗马法律不仅禁止军人购买服役行省的土地,甚至还禁止军人耕种任何形式的土地。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在公元458年发给军队首领的一份谕令中明令禁止士兵从事种地、放牧等活动,而只应当从事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军事事务(C.12,35(36),15pr)。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罗马军人在最为重要的土地权益上有两方面受限:其一是对购买土地的地域限制,即不能购买服役行省之土地;其二是对所有土地均没有耕种权,包括自己的土地和他人的土地。
  军事与生产性活动分开的趋势在帝制后期更为明显,将军人主体的职责严格限定于军事事务,对于当时生产力不甚发达的罗马社会来说尤为可贵。通过法律对这种军事制度加以确认和保护,对于维持军人职业化意义重大。
  (二)对结社行为的限制
  在罗马法中.军人不但被禁止举行任何政治结社,也被禁止参加其他类型的结社。马尔西安在其《法学阶梯》中说道: “皇帝谕令规定行省总督应当禁止人们举行政治结社,也不允许士兵在露营地举行结社(D.47,22,lpr)。”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政治结社权受到限制,但依然享有其他方面的结社权,比如基督教结社、慈善性质的结社等。而对于军人的限制则更为严格,军队本身就是一个由军人紧密结合组成的特殊团体,这种团体由于其承担的军事功能的特殊性,要求成员意志的高度统一。军队本身所强调的是统一行动,塑造共性而抹杀个性,结社行为的本质在精神文化层面体现为使一个较小的群体形成独立的价值观,在制度层面则以一套独特的行为规范作为支撑,军人结社会导致团体主义的异化。军人社团因其强力性因素往往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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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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