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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浙江学刊》
“治疗型调解”理论批判及其重塑
【作者】 王红梅莫晓燕
【作者单位】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研究中心{副教授}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讲师}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调解模式;治疗型调解;心理学;解决导向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70
【摘要】 治疗型调解既是一种调解模式,也是一种关于调解的理论模型。在我国引入和推广治疗型调解,既有客观必要性,也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作为调解模式的“治疗型调解”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但其理论模型已滞后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也不适应实践之所需。因此,需要从基本理念到实践方法全面重塑治疗型调解模型。要明确心理治疗与治疗型调解的边界,切实借鉴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实施调解,实现从问题导向向解决导向的转变,调解人角色的转变以及调解方式与方法的转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780    
  一、缘起:何以“治疗型调解”
  “治疗型调解”是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提出的一种调解模式。以调整、恢复人际关系为主要宗旨,以脱离与审判的关系为前提,将纠纷视为人际关系的病理现象,试图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来调整人际关系,使其恢复正常。[1]“治疗型调解”实践正广泛展开。在日本,调解医疗纠纷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心理学知识的运用,治疗型调解是一种常态。在美国,担任婚姻家庭、劳动、医疗纠纷等解决的人员需要接受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培训。[2]
  “治疗型调解”也是一种关于调解的理论模型,棚濑自觉地把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分析工具积极导入纠纷解决过程的研究领域。“治疗型调解”逐步纳入到了诉讼外纠纷解决过程的分析框架,这日渐成为英语学术圈近年来的学术新动向。[3]转型时期大量涌现的新型矛盾纠纷,需要新模式、新思路与之呼应。然而,在我国,初现端倪的治疗型调解带着新生事物特有的混沌与盲目性,急切呼唤相应的理论支撑。通过对传统治疗型调解理论批判性的承继,有望实现基层社会自治及纠纷防治这两个层面的“洋为中用”。对“治疗型调解”的理论梳理,也为“枫桥经验”实现国际化、理论化的华丽转身,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内在逻辑基础:“治疗型调解”的特点与优势
  在棚濑孝雄的分析框架中,调解分为判断型调解、交涉型调解、教化型调解和治疗型调解等四种基本的调解模式或原型。[4]一般认为,这一分类大致上也能够解释中国调解实践的形态。[5]从四种调解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管窥治疗型调解的主要优势。
  判断型调解的基本特点是依法调解。由于权利强调排他的、绝对的归属,所谓依法的解决常常导致当事者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感情对立,不仅不能助长合理解决问题的态度,还会引起当事者之间的长期不和。尤其是在持续地履行义务等情况下,这种依法的解决更成问题。[6]交涉型调解往往聚焦于经济理性,在此前提下当事人愿意以部分双输的结果来达成合意。然而,交涉型调解因社会转型过程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觉醒而面临着现代性困境,很容易沦为“二流正义”。教化型调解近似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长者调解”等民间调解,它所遵循的是道德理性,其冲突解决模式为调适(一输一赢),这种调适首先也是当事人向道德权威的一种让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纠纷解决的场域,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乡村伦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逐渐离散,那种不以追求法律的正义价值而区别于审判机制的传统的教化型调解,因无法满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而逐渐萎靡。旨在弥补上述调解模式之不足的治疗型调解在我国应运而生。治疗型调解是从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出发的,主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关注人们在主观上对调解的实体结果和调解程序的态度,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既要“真的公平”,又要让当事人“觉得公平”,因此治疗型调解的基本特点是依循心理规律而调解,其冲突的解决模式倾向于合作。
  判断型调解、交涉型调解与教化型调解的共同短处,正是治疗型调解的长处,即通过治疗型调解的介入而使当事人获得相当的心理满足并改善导致冲突发生的深层次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经常看到当事者之间由于小小的误解而发生纠纷,或者由于意思疏通不足而使本来可以协商解决的纠纷发展成深刻的感情对立。在这些场合,如果仅仅把当事者表面上的争议点作为问题,一般不会真正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不如从造成纠纷的深层原因入手,通过对当事人在人际关系上的不正常进行调解来寻求解决的途径更为有效。[7]
  (二)新时代矛盾纠纷化解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历史性深刻转型,矛盾纠纷不仅量大面广,还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一是群体性纠纷和以弱势群体为一方当事人的民间纠纷高发,二是民间纠纷激化所导致的人身伤害呈上升趋势,三是与社会经济改革紧密相关的医疗、教育、交通、不动产纠纷等激增,四是婚姻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宅基地纠纷等传统的常见高发性民间纠纷混杂着情感与经济因素,呈现出比以往更复杂的面貌。这些纠纷要么带着浓厚的情感或情绪色彩,要么涉及到心理问题高发人群或陷入困境的人际关系,究其根源大多与社会共识的难以达成有关,这就为“治疗型调解”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治疗型调解的兴起是新时代化解矛盾纠纷的客观需要,是继承和创新“枫桥经验”重要表现形式。
  从实践来看,“治疗型调解”模式在我国已经初现端倪。一是心理专家作为志愿者或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人士参与调解的现象越来越普及,由其充任调解培训师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在调解培训教育中心理学课程成为必修课的现象也很普遍;很多司法局、所甚至要求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专职人员必须参加系统的心理咨询课程培训。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启动为“治疗型调解”模式的推广提供了载体
  十九大报告指出,改善民生水平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心理服务队伍建设,心理服务阵地建设和多元化的心理服务活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启动,为“治疗型调解”模式的引入与推广提供了载体:第一,专业心理服务人才的培养为“治疗型调解”模式的引入与推广提供了一定的人才储备。第二,集法律咨询、心理辅导、纠纷调解于一体的“一站式”维权和心理服务平台陆续投入建设,为“治疗型调解”模式的引入与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第三,各地妇联、民政局、社区的专业心理人才和各种心理服务社团、机构等通过纠纷调解的志愿服务,初步尝试了将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融于调解之中且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杭州市余杭区益嘉仁服务中心于2016年起承接余杭区妇联“余杭区婚姻家庭服务提升项目”,依据离婚纠纷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规律创设了一套劝导流程和服务方案,三年来累计服务1533对濒临离婚的夫妻,劝和865对。治疗型调解是目前唯一能同时与枫桥经验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相对接的场域,以此为中介,将推广枫桥经验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相互融合,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缓解社会心理撕裂的现状,使调解的重心由事后调处向事前预防迁移。
  二、传统“治疗型调解”模型的主要缺陷
  “治疗型调解”因其自身特点和时代所需,在当下和未来大有用武之地。但是,传统“治疗型调解”是在传统心理学语境下的理论架构,存在鲜明时代特征;我们在引入和推广“治疗型调解”模式时,需要充分关注其与现代心理学及当代社会文化因素扦格之处,以重塑适合中国社会的“治疗型调解”模型。
  (一)过分关注当事人的“问题”
  传统“治疗型调解”过度关注当事人的问题,或者将人际冲突仅仅视为问题,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积极体验和积极品质,忽略了冲突所具有的正面意义或“症状”的功能性价值。上世纪末,首先在美国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对传统主流心理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8]解决导向疗法的兴起,使治疗焦点逐渐从来访者的病理和缺陷,转移到其优势、能力和资源;治疗方向也从试图解释问题的成因、找寻真正的问题,转变成寻求对来访者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焦点解决短期疗程也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探究原因有时是徒劳无功的,重要的是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叙事疗法则将人与问题分开,让当事人觉得自己拥有主动权和对抗问题影响的能力……上述心理学流派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将治疗的焦点从问题转向解决,从过去转向未来,引导当事人发现自身的能力或优势,并将这些优势和积极面转化为可执行的方法和行动。
  将纠纷仅仅视为人际关系的病理现象,是现代心理学所不能接受的。任何人际关系发生冲突都是自然的。冲突也可以是有益的,有人甚至认为,有不同的意见是关系健康正常的标志。通过有效的沟通,不仅能让当事人修复人际关系,甚至能让原先的好关系变得更加强韧。[9]所以,任何冲突都不仅仅是负面的。我国向来具有“轻讼”的传统,调解人更应以平常心看待纠纷,而不是将纠纷的发生简单地视为谁闹纠纷就有三分错,而是引导双方当事人直面冲突,努力使用建设性技巧去处理冲突。这两种不同的冲突观将直接造成不同的调解风格并决定实际的“治疗”效果。
  (二)过分关注心理学的“分裂”
  传统“治疗型调解”理论对上世纪末以来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把握不准,过分关注了心理学的“分裂”[10]而忽视了心理学总体上的整合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高估了“治疗型调解”的操作难度,也低估了“治疗型调解”的“治疗效果”。为说明治疗型调解“不容易”,棚濑孝雄指出即使把适合于治疗型调解的纠纷甄别出来,仍然不足以完全解决使用心理疗法来进行调解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因为治疗型调解要求调解者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心理治疗专家的素养和技术知识,而今天的心理治疗是门高度的专业技术,仅仅经过简单的训练不可能掌握所需的技能。[11]
  我们必须指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一大特色是同时存在着分化和综合两种趋势。一方面,继20世纪30年代西方心理学派出现互相吸收、融合的“三个不同基础上的综合”之后,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又出现了与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相适应的两种更大的综合的取向,即认知心理学的综合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综合。[12]另一方面,现代心理治疗历经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心理咨询与治疗流派林立,目前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多达400余种。[13]但现当代心理学的发展绝非单纯如细胞核分裂那般爆炸式发展,而是边分裂,边整合。这种既分裂又综合的双重属性,是催生为数众多的新型疗法的重要原因——这些小的心理学流派围绕着传统的主流心理学的巨大山峦形成了若干小的山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兴起的现象本身也表现出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合流的趋向。[14]总而言之,“治疗型调解”培训成本高、时间长的问题已不再绝对是个问题了。首先,这是由当代心理学发展既分裂又综合的大趋势所决定的。一方面,心理学的整合趋势以及当代理论心理学的建构,使得调解人学习心理学更容易从根柢着手而不再无的放矢,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在汗牛充栋的心理咨询及治疗理论与方法中,并不缺乏一些通过比较简单而系统的训练,便可“拿来”充实调解方法体系者。以解决导向疗法为例,与传统理论、做法相较,改变的出现可说是迅捷无比。[15]采取解决导向疗法的治疗师所需的平均治疗时间各不相同,但通常都少于十次会谈,多数都是四或五次,偶尔甚至只需要一次。[16]而传统的治疗模式很少有快速解决问题或立即治愈当事人的案例。其次,在调解中主要借鉴的是有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基本理念和沟通技巧,而不是运用专业性系统性很强难度大的心理治疗方法去治愈当事人的心理疾病。最后,在我国,心理专家正在充实兼职调解员队伍,社工和专职调解员中掌握心理学知识的也越来越多。从以上趋势看,要求“调解者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心理治疗专家的素养和技术知识”已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了。
  (三)混淆了“治疗型调解”与心理治疗、咨询的边界
  “当事人是否像愿意接受心理治疗那样有接受治疗型调解的意愿也是不确定的;若当事人不愿意配合调解,当事人不把面临的状况视为心理上的不适应并积极要求脱离这种状态,则无论怎样进行治疗也是全然没有效果的。”[17]这一论点,混淆了“治疗型调解”与心理治疗。两者的工作目标、任务、工作方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简单地说,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并不解决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而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促进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发展;而调解人并不试图改变当事人的人格等较为固定的特质。以解决为导向的治疗不以挖掘当事人的痛苦为起点,不会因造成二次伤害而导致中断的风险,因此在调解中借鉴上述疗法不那么容易受到当事人的阻抗,也无需经历使用传统心理治疗那么长的周期。调解中的沟通与心理治疗和咨询中的沟通也存在着诸多差别,如在调解过程中借鉴运用面质、解释、指导、内容表达、情感表达、影响性概述等影响性技术的场合比心理咨询更多。
  (四)对“治疗型调解”的适用场域未进行明确的界定
  我们同意治疗型调解并不适合所有的纠纷的观点。“在不牵涉多少感情色彩的纠纷中,当事者更关心的是具体的争执之点,调解的重点如不放在这些争点上只会使当事者对调解本身产生不耐烦的情绪,治疗型调解如果想真正能够给调解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理念,必须先对适合于这样解决的纠纷进行选择甄别,这也不容易。”[18]我们当然不以治疗型调解的存在而否定其他调解模式的存在空间,然而,调解模式的甄别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以今日之眼光去审视,正因未对“治疗型调解”的适用场域做出界定,因此,在传统的理论模型中,除了纠纷是否包含情感色彩这个标准以外,其他的因素都被轻易忽略了。
  三、“治疗型调解”的现代化思维方式
  克服传统的“治疗型调解”模型的先天缺陷,从而使其真正适应中国的纠纷解决实践,需要以现代心理学等为基础,重塑思维方式。择其要者言之,主要是整体性思维和发展性观点的有效嵌入。
  (一)整体性思维
  对纠纷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运用全局性的思维去做出整体性的把握。
  首先,人的任何一种心理和行为,人际关系的变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总是和人的整个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调解人在特定的侧面所触摸到的,只是“大象”的某一特殊部位,而我们需要的是站在比当事人的认知更高的位置上检视纠纷的整体。对纠纷解决现象的认知和观察,应当是全景式的和多元化的。
  其次,心理学的方法与策略只是调解纠纷的一种维度,一种工具而已。即便是采用以调整人际关系为目的的治疗型调解模式,调解人也必须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去认知、观察和决策。随着时代的变迁,心理学本身也体现出错综复杂的面目。调解工作所借鉴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也必定体现出这种学科融合的趋势。治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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