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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副标题】 基于C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实践的考察
【英文标题】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the Leniency Application in the System of Leniency Based on Pecciva
【英文副标题】 By Observing the Experimental Urut of Ccity, H Ptovince
【作者】 王翔宇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2016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从宽阶段;从宽范围;从宽幅度
【英文关键词】 the system of leniency based on pecciva;the leniency application;the leniency stage;the leniency range;the leniency extent
【文章编码】 2095-1140(2019)01-0078-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78
【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试点的改革成果,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对H省C市试点的观察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还存在从宽阶段的单一性,从宽范围的局限性以及从宽幅度的不确定性等现实问题。从宽适用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传统诉讼构造的阻碍、实体真实主义的掣肘及法律依据的缺失。未来改革应着眼于: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从宽阶段、扩大其从宽的范围并限定其从宽的幅度。通过更完善的体系,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英文摘要】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bsorbs reform efforts of the experimental unit, and establishes the systerm of leniency based on pecciva on the legal level.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ystem of leniency based on pecciva by observing the experimental unit of H province C city, including the single leniency stage, the limited leniency range and the uncertain leniency range. The dilemma of the system is mainly from the obstacle of traditional ligitation structure and entity realism as well as the lost of law.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firm the liniency stage, expand the leniency range and limt the leniency range. The system of lenincy based on pecciva need to play a role in juridical practice through a perfect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813    
  引言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工作经验,将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确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治路径,也是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历史传承。
  这次修法虽然从法律层面承认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关于具体制度的实施方案却并没有细化,尤其是在从宽的适用方面,只是从宏观层面进行了笼统的表述,对于具体该如何从宽、怎样从宽并没有细致的表述,这将导致该项制度在实施的时候缺乏可操作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亟需研究该项制度的配套机制。本文对H省C市该制度的运行进行实证考察分析,试图借助个案样本,挖掘立法中可能被遗漏与忽视的细节,并在既有的框架之下,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适用的现状及困境
  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同年11月,“两高三部”颁布了《关于在试点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就制度适用情形、具体的细节工作等作了相应规定,并将H省C市确定为试点地区。H省C市检察机关于2016年12月底出台了《关于在刑事诉讼中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细则(试行)》,并于2017年1月全面推开试点工作,试点范围包括市中院以及所辖的9个基层院。截至2018年10月.C市检察机关共审结认罪认罚从宽案件2067件,涉案人数达2388人,其中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1545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492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30件。审结认罪认罚的案件数和人数分别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5.79%和12.73%。通过对H省C市地区9个基层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目前所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阶段的单一性
  以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C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2067件2388人为样本,其中,提起公诉案件2062件2383人,不予起诉案件5件5人。检察院自行决定适用1936件2203人,占适用案件总数的93.620/0,公安机关建议适用130件184人,占适用案件总数的6.38%,法院建议适用案件数为1件。通过对C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研分析可见,认罪认罚案件是以检察院建议适用为主,公安机关参与积极性不高。另外,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案件的2062件2383人中,法院不同意检察院适用案件数仅为5件5人,检察机关提出的适用建议绝大部分都被法院采纳。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认罪认罚制度从宽所能适用的阶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因而有的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能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而侦查阶段则不能适用。结合试点情况来看,大多数认罪认罚案件的启动都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适用,而侦查阶段基本上脱离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是适用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侦查阶段的脱离适用与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我国目前侦查水平整体而言不是很高,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极度依赖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主要采取“由供到证”这一侦查模式,通过口供去搜寻相关的物证书证,以口供为突破口。而且,在刑事诉讼不同的阶段所获取证据的价值是有差异的,往往越早获取证据,其价值越大。{1}假如侦查阶段不能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无疑为侦查机关侦破案件造成了很多阻碍,不仅带来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违背了诉讼效率这一原则,造成侦查阶段期限的不必要拖延。
  周强院长曾指出“及时有效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初始阶段,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及时有效惩治犯罪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的形式和手段日新月异,侦破案件的难度越来越大,倘若不能在侦查阶段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作用,许多案件将难以侦破,社会和谐稳定将难以得到保证。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范围的局限性
  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C市检察院适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的案件共有2062件,涉案人员2383人,共涉及21个罪名。从罪名分布情况来看,盗窃案1027件,占从宽案件总量49.83%,涉及案件人数1163人,占比48.82%。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案314件,占比15.25%,人数314人,占比13.17%。故意伤害案250件,占比12.12%,人数250人,占比10.5%。毒品类案件187件,占比9.09%,人数212人,占比8.88%。非法持有枪支案55件,占比2.69%,人数55人,占比2.30%。寻衅滋事案49件,占比2.36%,人数106人,占比4.44%。非法拘禁案49件,占比2.360/0,人数77人,占比3.25%;诈骗类案件35件,占比1.68%,人数42人,占比1.78%。开设赌场案和容留卖淫案均为21件,占比1.01%,人数35人,占比1.48%。其他还涉及到伪造居民身份证件案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协助组织卖淫案以及非法买卖枪支和聚众斗殴案等。
  综上所述,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盗窃案件数量最多,占比将近一半,交通肇事、危险驾驶案件次之,故意伤害案再次之,上述类型案件占比均超过10%,伪造居民身份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非法买卖枪支、聚众斗殴等其他犯罪比例较低。至于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严重侵害人身安全的犯罪,即所谓的重罪,则没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情况。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案件的范围具有局限性,大多适用于轻罪,社会危害性较大的重罪则鲜有适用。总体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小,适用的案件数目少,并未能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地展开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并未能得到广泛的适用,这并不符合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与现有的法律规定也背道而驰。[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目的其一是为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时,给予相应宽缓的刑罚使其能更好回归社会,缓和社会矛盾;其二是减缓司法成本,促进司法效率的整体提升,提高司法利用率。倘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全面得到适用,无疑背离了立法原意,并不能有效的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幅度的不确定性
  通过对C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各个基层检察机关对于量刑从宽幅度的规定都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点混乱,具体有如下表现。
  其一是现有规定不完备。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自愿认罪规定相应的从宽幅度,也没有对自首、坦白等认罪种类以及退赃、退赔等认罚种类规定统一的明显的裁判尺度;又如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时间以及诉讼环节也没有明显的差别体现,对认罪认罚的审查及处理流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等等。
  其二是在检法两家存在分歧。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表示认罪认罚。但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被判实刑,其履行罚金刑只能依靠其亲朋好友代为履行。有的基层法院对愿意缴纳罚金的执行方式,一般采取责成被告人或其家属先交保证金,再下判决的模式。如果被告人认罚的罚金数额未如数交至法院,有的法官则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认罚”,导致不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使公诉部门所作的前期工作付诸东流。同样,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不一定完全认同。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提起公诉且法院已判决的案件中,有少数被告人的判处刑罚略重于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虽然该被告人未对此提出意见,但法院判决与量刑建议之间的出入,显然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不利于试点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亟需法检统一的量刑减刑指导规则作为从宽的依据。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传统诉讼构造的阻碍
  我国一直是职权主义的诉讼结构模式,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形成了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前呼后应的“流水线型”诉讼结构,审判阶段往往是对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关于案件事实、法律认定的追认。{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囿于传统型的诉讼构造,认罪认罚的阶段集中体现于审查起诉阶段。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其后还有审查起诉这一必经阶段可以启动认罪认罚程序,再加之缺少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并未将认罪认罚作为必须适用的制度加以重视。审判阶段,由于庭审并未实质化,往往是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于认罪认罚程序更是不会实质地去启动,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而审查起诉阶段则不同,检察机关不需要对案件事实去调查取证,其本身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于认罪认罚程序的启动自然投入更多的精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适用阶段的模糊性,一方面是法律规定的缺失,还有一方面是我国传统诉讼结构的固化造成的。
  (二)实体真实主义的掣肘
  我国一向把实体真实作为诉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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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7(1):19.
{2}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J].法学研究,2015(4):87.
{3}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J].政法论坛,1992(2):27.
{4}朱孝清,侦查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1):116.
{5}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2):59.
{6}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J].法学研究,2016(4):87.
{7}樊崇义,徐歌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J].中川学刊,2017(3):49.
{8}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J].中国法学,2017(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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