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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浙江学刊》
司法证明中的印证规则与事实认知
【作者】 胡铭邱士辉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证明;印证规则;事实认知;案卷笔录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14
【摘要】 印证在我国的刑事证明中已从价值中立的方法层面上升到规范层面,成为司法实践中得以严格执行的证明模式。实践中的“印证”实质上是一种案卷笔录的相互印证。考虑到事实裁判者根据有限的证据信息进行事实判断决策的过程,在认知心理结构上来看是直觉心智、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的互动结果,制度化的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对于事实审判者的认知风格起到塑造作用,但其案卷印证的实质加重了事实认知主体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偏差,造成了证明过程中的认知失衡。为了缓解事实裁判者的认知失衡,应弱化印证的规范性,还原其方法论的原初定位,发挥反思心智的作用,为自由心证提供足够的空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766    
  一、司法证明中的印证规则
  如何运用证据来发现和解释案件事实是刑事司法研究最根本的议题,是一个根据证据信息进行判断的决策过程,其应该遵循怎样的方式一直都是司法证明研究领域的元问题。对于我国的刑事证明应遵循什么样的模式,代表性的观点是龙宗智教授提出的“印证证明模式”。所谓印证证明模式,是指刑事诉讼中利用不同证据内含信息的同一性来证明待证事实。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证据审查的程序规定并未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法定限制,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评价以及证据群的整体评价仍旧要依靠事实审判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印证”证明模式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1]
  当下,“印证”俨然已经成为司法实践部门的流行话语,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成为完成司法证明最为主要的方法,而且已经超越经验法则上的证明方法而上升为证明模式,诸多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文件已经明确将印证作为证据评价的方法和标准。显然,印证证明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这样一种话语的流行并且在实践中呈现出一种压倒性的态势,在司法部门看来,印证作为一种紧密切合经验的证明方式,能在大部分的案件中得以贯彻,不失为有效可靠的证明模式。然而,近几年一些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刑事错案被披露,[2]在总结错案形成的原因之时,有部分学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印证模式。[3]
  证据立法中对限制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与限制证明力的证据规则之间关系并不清晰,而司法解释对印证的强调,其实是对证据的证明力作了一些法律上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证据评价主体的证据信息认知。无论是对言词证据证明力的确认,还是对案件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判定,对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重视,相当于确定了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法定标准,存在将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规范化的立法倾向,在证据法的制度层面上显示出了一种“新法定证据主义”倾向。[4]而且印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尚不能够构成一种和神示证明、法定证明以及自由心证位置并列的证明模式。但这些批判更多围绕“印证”证明模式的规范化引起的制度困局而展开,而对证明主体的认知习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经历怎样的塑造过程却关注不够。
  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看,对于事实裁判过程的认知主体,法官的司法前见几乎是无法摆脱的,而且其也往往是无意识的,基于有限的证据信息做出决定时的繁忙思考,在某些程度上是压缩了的思考。决策起点往往是情感的、直觉的或尝试性的思考,而不是从明确前提一步步推进的,这就为无意识的、直觉性的前见发挥作用提供了广大的空间。[5]其需要在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为自己的判断寻找合理的证成路径。印证模式作为外在的规则约束,加以其“案卷印证”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认知的直觉前见,对这一模式的长期因循,外部的规则约束逐渐形成内隐的默会知识,进而融入认知结构,然后形成一种内在约束,塑造了法官的认知习惯。外在的印证规则和内在的印证认知习惯的呼应,强化了司法前见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比例,简化了反思心智在融合直觉心智和算法心智方面发挥的平衡作用,极易造成事实评价过程中的认知失衡。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法官的事实裁判决策过程。当然,塑造法官进行司法决策的因素有很多,按照波斯纳的总结,任期、薪水、声誉、规则与先例都会通过心理机制的“酝酿”作用,对司法裁判的决策结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效果。本文只是聚焦于印证规则和认知习惯二者之间的塑造与适应关系,以求能揭示法官在事实裁判过程中认知平衡的失却如何发生,以及通过尝试调整规则来重新实现认知平衡以弥补印证证明内省性不足的缺陷,从而为优化事实裁判尝试着提出些许建议。
  二、事实判断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模式
  (一)事实判断决策的认知结构
  刑事证明过程是根据证据信息进行事实判断决策的过程,事实裁判者作为证据信息的认知主体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有其职业群体共有的认知习惯。所谓认知习惯是指事实裁判者(一般情况下为法官)在处理信息过程中所具有的习惯化行为模式,往往与职业的组织形式和职业经验密切相关。但是考虑到司法决策的产生建立在有限的证据信息基础之上,在具体的事实裁判过程中,事实裁判者的认知过程始于最初的信息输入,经过信息的筛选和分析之后,呈现为一个由开放到收缩的过程。[6]事实判断决策的认知心理结构也基本符合判断决策的一般认知心理结构,只是其部分结构的运行方式因为后天习得的职业经验强化了某方面的认知因素。
  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证据都认为,人的信息处理中枢即大脑的运作分为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基于这一共识,很多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决策理论)都相继提出了认知双系统作用模型理论。[7]该理论认为人类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需要调动两种能够起互补作用的信息加工处理系统。[8]一种是经验直觉系统,由直觉心智构成,信息加工的方式主要通过经验和直觉触发,在这一系统运行过程,信息的处理方式呈现出非连续性,倾向于以整体方式处理,整个过程表现为无意识运作,意识参与的程度低,所以只需占用较少心理资源,信息加工过程具有自动化、速度快等特点,但容易受个体性认知因素(主要包括情绪、经验等)影响而导致认知偏差。另一种是理性分析系统,包含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通过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进行信息加工,这一信息加工系统运行过程能理智地、有意识地解决问题,不过,该系统的运行依赖工作记忆的参与,因此需占用较多心理资源,表现出加工速度慢,但不易受无关信息、刻板印象等因素影响的特点。[9]在心理学中,通常将直觉心智系统或机制统称为系统一,将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系统或机制称为系统二。系统一凭借自身的经验与技能处理信息,运行快捷、无需意识努力但有时会被需要意识参与的系统二所压制和监督。在进行认知判断决策过程中,系统一能快速地给出一个直觉性参考答案,而系统二可能会支持、调整或推翻这些参考答案。[10]
  图:认知的双加工系统
  按照双系统的认知心理学观点来看,事实认定的认知主体在作出判断决策时候都需要调动两个认知系统,而证据信息就是触发认知系统运作的信息刺激源。在接触到案件证据之后,一般情况下,系统一会根据接触到的证据信息并结合案件性质启动直觉心智,对证据信息作出直觉判断,而且系统一对证据信息刺激的启动是强制性的,并不依赖高层次的控制系统。[11]这一直觉判断扮演着司法假定的功能,假定往往在信息尚不充分阶段形成,而接下来系统一形成的假定就要接受系统二通过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对其进行核实和矫正。算法心智实现证明方法的选择,证据论证所运用到的演绎逻辑和归纳推理等都有可能会被选择用来完成证据信息的判断。反思心智则同时担任起对直觉心智与算法心智的监督作用,对司法假定和证明方法进行检测和调适以期达到一个认知的平衡点。反思心智的运作呈现一种循环递归的特征,谨慎的事实认知主体,其反思心智循环运作的程度会更高。
  两个信息加工系统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事实判断质量。当然这种心智的二分法也是一种理念型的分类尝试,在认知功能解释上提出了一种在相当程度上有效的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背后蕴含了一种唯科学论的倾向,对这种话语的接受程度越强的群体越容易将人的决策过程看作信息处理,也越能够倾向于从机器运算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决策过程,但将其作为事实证明认知活动的解释工具还是具有一定尝试意义的。
  (二)事实证明过程认知信念的形成
  认知双系统下的三重心智通过协同运作完成对证据信息评价。对于单个证据信息评价,系统一的直觉心智功能会强制作出回应。在对比多个证据信息的时候系统二也会用到作为证明方法的印证。印证需要以单个证据为基础,但方法并非将证据信息视为彼此孤立的“原子”,而是关注证据信息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比来揭示证据信息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当多个证据信息整合在一起时,系统二通过印证方法产生一个待证事实。通过印证所指向的待证事实,可以看做是一个叙事,而叙事内部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情节”。情节间的因果关系和意图关系,是将情节连接起来构建叙事的重要链条。每一个证据都反映着“情节”,根据叙事版本的不同,一个证据可能对应一个情节,也可能是多个情节。而情节之间再通过对比产生一致性或彼此存在矛盾。在产生了多个叙事版本之后,需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故事版本作为事实认定的结论。而最佳故事版本的筛选还是要经反思心智的谨慎审核。而且这一提法得到了神经科学的实证验证,在信念和证据的互动过程中伴随着一种特别的神经特征。当证据跟自己的信念一致性高的时候,大脑中的涉及学习和回忆的神经组织会表现得比较活跃;与之相对应,当证据跟自己的信念不一致的情况,与错误检测和冲突监测有关的神经组织更容易被激活。[12]对应待证事实进行的叙事构建是一种假设性思考,这种带有猜测性的构建模式对应了逻辑上的溯因推理。所谓溯因推理是一种从结果到原因、从现象到解释或从事实到假设的思维过程。[13]叙事构建借助溯因逻辑着眼于证明证据信息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证据信息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未被扭曲,证据是因案件发生而产生,这些证据就能协调一致地反映特定的事实面相。[14]溯因逻辑反应了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能否被接受取决于裁判者对其满意度,满意度的达成要通过反思心智的检测功能实现,通过这种满意度进而影响信念构建。当法官的假定达到令其满意的程度,信念完成最终构建,认知双系统之间的反馈循环中止。但是由于反思心智的启动比较消耗心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惰性,在这种情形下就有理由担心反思心智的惰性使得法官不能进行充分的假定思考,有可能导致发生检测不能多层次的展开,最终导致单一的假定轻易证成。
  正常人很少沉溺于不断递归的反思循环中,因为人类认知具有趋向于融贯性的特征,[15]获得证据信息之间的融贯性能帮助事实认知主体建立判断信念。认知融贯性根植于认知一致性,即认知结构中的元素相互协调。[16]在叙事构建的备选方案中,基于融贯性强弱比较,决策最终导向直接在强选项和弱选项之间作出选择。[17]
  虽然心理实验或许能够通过实验仪器设备来测量某些生理指标,但是要精确测定每个裁判者在裁判时内心的具体心理状态或者内心确信程度的生理指标如何,尚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实际内心确信标准高低的测量只是一种从概率中延伸出来的可能,而人们究竟会将达到多少概率作为完成事实认定的信念构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存在着差异,或许认知出现怠惰的人只要超过50%就会勉强判断为“肯定”,而足够谨慎且能够积极调动反思心智的事实认知主体或许只有达到90%的可能,才会勉强开始形成信念构建。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不是探究内心确信标准本身,而是寻找分析影响裁判者内心标准及最终决策的各种认知因素。
  三、印证对认知心理结构的三重作用
  (一)印证方法论与认知心理结构的契合
  印证证明方法关注证据间的关系,通过比较的方式发现证据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认识性融贯论是印证证明的证成理论基础。[18]印证的融贯法是指通过论证证据彼此之间不存在矛盾,而使事实裁判者相信某个证据证明力的方法,被认为是印证最基本的含义和用法,即证据之间相互加强对方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
  根据学界对知识本质为证成的真信念的界定,[19]认识融贯论倾向于在证成语境下理解。要理解认识融贯论,首先应从证成切入。证成有三个面向,即主体角度、客体角度、听众角度。[20]信念论者一般为内在主义者,人类不可能超越自身信念判断外部世界,信念的可证成性仅仅是所持信念主体的状态,[21]故对认识性融贯论而言,相比较于听众,更重要的是客体被认知主体接受,证成完成的标准在认识性融贯论语境下成为一种相对于证成主体的内部状态。然而,前面所涉及的证成的相对性还可指涉及正误相对性,即获得证成的信念事实上是可错的。[22]这就契合了认知双系统下对信念构建的认知一致性达成。在认知不一致状态中,个体会产生一种向认知一致状态的转变倾向,认知主体为了恢复一致性而对认知结构的组成元素进行调整,对认知元素的调整可能是迫于认知心理资源的有限,倾向于弱化系统二对系统一的压制功能。在反思心智展开层次较浅的条件下提前获得认知满意度的达成,进而完成认知信念的构建。
  印证证明的方法论和证据信息的认知平衡达成都将基础指向了融贯性,然而融贯相对性和证成的认知主体内部性决定了想要精确定义融贯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定义的不能并不能必然导致理解的不能。通过融贯呈现的特征来把握融贯成为必不可少的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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