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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中外检察制度在侦查权设置上的比较
【副标题】 —兼论检察引导侦查制度在中国的尝试【作者】 赵宏
【作者单位】 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检察院【分类】 刑事侦察学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1
【页码】 7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353    
  
  在西方,一个理想的现代刑事诉讼构造模式是“以裁判为中心”的控、辩、裁三方的“三角结构”,[1]该结构设计已被现代刑事司法学界引申到侦查阶段,将侦查权的配置设计为控方(广义的大控方包括检警机构)、辩方、法院审判的互相对立、分离和制约的模式。然而对于侦查权配置细化到广义控方的内部—检警机构中如何分配、设置,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模式。因为一项制度越具体,和实施该制度区域内的法律渊源、习俗国情、司法实务、国民素质、经济状况等越息息相关。从来都不存在“放诸于四海皆准”的制度,再“完美”的设想都有可能被实践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学习和比较他国的制度,我们可以吸取其精髓,建立起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
  一、中国检察制度有关侦查权的设置
  (一)大陆地区
  在大陆刑事司法制度中,侦查权除涉及职务犯罪等少量设置给检察机关外,其他均掌握在公安机关,而检察机关则主要通过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决定是否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制度明确检察对侦查的程序性制约及监督。换言之,大陆地区在侦查权的设置上采用的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检察机关对侦查权起到的主要是对侦查结果的事后监督作用。这一制度设置本身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通过刑诉法实施以来近20年的检警磨合也是卓有成效,但亦存在一定问题:
  1、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缺乏对检察机关公诉出庭所需证据的全盘考虑。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多偏重于破案,往往很难完全按照起诉的标准收集、固定证据,从而导致部分案件证据不充分、不全面、不落实,或者证明力达不到应有的程度,难以符合起诉的要求。
  2、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属于被动、滞后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案件相关情况往往事前不了解,监督介入始终滞后于违法问题的发生。同时,由于双方认识差异和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缺乏有效调控,对检察机关退侦案件和纠正意见,侦查部门往往不予补查或敷衍了事。此外,因信息不畅,检察机关往往也难以知晓纠正意见的落实情况。[2]
  (二)台湾地区
  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及《调整司法警官条例》等法规来看,刑诉法第228条规定:“检察官因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应既开始侦查。”即检察机关享有直接侦查权,并以侦查主体的身份从事侦查,而刑诉法229-231条更规定,司法警察官和司法警察只是辅助侦查机关,在检察官的指挥和领导下侦查犯罪,收集证据,并逮捕犯罪嫌疑人加以讯问,并将调查结果移送主管检察官。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整个刑事侦查程序均由检察官主持进行,并命令或指挥司法警察(官)从事侦查工作。
  但正如法国的爱曼克·马蒂阿斯所言:“法律条文的规定须以对实践情况的观察来补充,而不应有实践中的做法与法律规定完全一致的幻想’,[3],在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中,恰恰正是司法警察在刑事侦查中扮演了“事实上的支配者”—绝大多数刑侦工作实质上由司法警察独立担任。检察官既不指挥、领导也不亲自参与侦查工作,只履行控诉职能,对于侦查职权只在形式上担任刑侦工作的指挥调度,最多在整个刑事侦查程序中承担监督或过滤功能。[4]最终导致司法警察“有能无权”,检察机关“有权无能”,司法警察但求消极不拒绝检察官的指令,却缺乏动力积极配合检察官的侦查工作。[5]
  (三)香港地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6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由此可见,律政司是香港的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律政司下设刑事检控科、民事法律科、法律草拟科、法律政策科、国际法律科和政务及发展科,而刑事检控科的职能主要涉及刑事案件的检控工作、向执法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意见等,其职责与权限与内地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基本职能类同[6],因而侦查权主要掌握在警察机关和廉政公署,而律政司则基本不负责侦查职能。
  二、外国检察制度有关侦查权的设置
  (一)采用检警一体化侦查体制的国家
  1、德国
  在德国,检察官被称作“司法界的国王”,而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第2款规定:“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应当不延迟地将案卷材料、证据送交检察院”。不仅如此,德国检察机关在侦查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即有权要求警察对违法犯罪事件进行侦查,并同时作为侦查工作的主体监督警方的侦查活动,又可以对违法犯罪行为直接侦查,逮捕和搜查嫌疑人,保护和传唤证人,并要求警察配合其侦查活动。
  但同样在实务中,由于检察机关缺乏足够的人员、专门的侦查设备和技术,事实上往往由检察官委托或授权警察进行大部分工作,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变形。
  2、日本
  日本检察官素有“刑事司法脊梁”之美誉,其有侦查检事和公判检事之分,但按日本著名法学家出射义夫教授的说法是“侦查九、公判一”,评价一个检事也主要是以侦查技能为主。[7]根据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检察官大体上有六项职权,对犯罪进行侦查的权限亦属其中。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兼具警察、法官、律师、矫正保护职员等多种机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侦查权与公诉权,也就是所谓检察制度中的公诉、侦查统一的“二元构造”特征。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享有侦查权的主要有检察官(包括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第一次性的侦查工作由司法警察职员承担,即在知道有犯罪时应当立即侦查犯罪人及证据,尽管检察官对任何犯罪都有侦查权,但主要进行的是第二阶段的侦查,即检察官在认为必要时对案件进行补充性侦查,而对于如渎职、偷税等案件,则一般由检察官直接侦查。
  日本检察官除在侦查实务中享有日本司法警察所享有的一切侦查权力外,同时还可依法对司法警察的侦查工作进行指示、指挥。司法警察必须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指挥,否则检察官可向警察委员会或其他监督机关提出惩治或罢免该司法警察的要求。[8]当然,日本检察制度在赋予检察官广泛侦查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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