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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刑法解释的基本逻辑
【副标题】 以目的解释为中心【英文标题】 Basic Logic of Criminal Interpretation
【英文副标题】 A Perspective of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作者】 王立志【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文义解释;文不达意;法益保护;目的解释;罪刑法定原则
【英文关键词】 literal interpretation;language failing to express the meaning;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of legality
【文章编码】 1008-2433(2018)01-0086-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86
【摘要】

文义是法律解释之开始,尊重文义也应是适用法律之基础前提。但由于文义解释本身所存在的“文不达意”之痼疾,极易招致匪夷所思之后果。《刑法》之根本目的系为保护法益,而在适用文义解释无法得出妥当的结论时,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目的解释之闪亮出场则显得尤为必要。就此而言,围绕法益保护原则,构建以刑法目的解释为中心的刑法解释体系,也应当成为刑法解释之基本逻辑。唯其如此才能使得刑法解释因入情入理而变得更加令人心悦诚服。但同时,刑法目的解释之适用还应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场面发生。

【英文摘要】

Language is the beginning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respect of letter should also be the base of the justice. However, due to this phenomenon that sometimes language fails to express the meaning, literal interpretation may lead to unthinkable consequence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criminal law is to protect the legal interests, and w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is unable to draw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criminal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of law is very necessary. For that matter,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the basic logic of crimin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nly by this way can the criminal interpretation become more convincible and reason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also be strictly limited b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order to avoid some other disadvantag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597    
  一、一件“视炮为枪”的司法《答复》及其所引发的疑问
  某年,华北山区两村村民因纠纷而发生殴斗,一方村民竟然制造出数门土大炮意图向对方轰击。公安机关接警后将相关人员予以控制,但由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犯罪对象中并无大炮,因而对于非法制造大炮的行为如何处理,成为让其头疼不已的难题。[1]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明确将大炮(大口径武器)视为枪支。该《答复》指出:“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仅从观感层面来看,枪支应当限于双手或者单手抱持、利用火药燃气或高压气体激发弹丸的小巧而精细的射击武器,其和外观雄壮、威力惊人的重型大炮似乎很难同日而语。并且,枪支和大炮在字典中的定义也存在重大差别:“枪是指口径在2厘米以下,发射枪弹的武器”{1},而“炮是指口径在2厘米以上,能发射炮弹的重型射击武器,火力强,射程远”{2}976。故此,该司法《答复》因“视炮为枪”而似乎存在着类推解释之嫌疑。[2]但是,从刑事可罚性而言,大炮杀伤力远大于枪支,既然非法制造枪支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对非法制造大炮却要做无罪化处理,其结论也很难让人接受。或许有人认为,应当及时在《刑法》中增设对非法制造大炮行为的处罚条款。但是,非法制造大炮是司法实践中极其偶然的低概率事件,很难牵引立法者的视线。[3]因此,能否在现有立法框架内利用刑法解释学相关理论消弭这种困惑,确实是考验刑法学人才情和睿智的艰巨挑战。另外,倘若刑法学人能以该《答复》为切入点,举一反三,摩挲品味出《刑法》法条适用中类似的共性问题,然后再找出规律,将这些问题理论化,体系化,形成学说争辩,亦能推动刑法解释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本文将凭借刑法文义解释、法益保护原则、刑法目的解释之相关理论,结合司法实践中活色生香的刑法个案,对此问题予以剖豁解析,并将具体观点逐一胪列如下。
  二、文义解释及其适用之局限性
  如果适法者偏执于字典中枪支和大炮的字面含义,坚持主张二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而不能混同,则会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答复》属于类推解释。这显然也是适用文义解释所得出的应有结论。“文义解释,又称文理解释或者平义解释,系指对法律条文的字义,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以及标点符号,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2}41毋庸置疑,文义解释确系极其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因为“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作为‘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3}。就法律规范之适用而言,其首要步骤便是对法条字面意思进行直接的理解,进而追索法条用语的正确意义。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曾言:“文义是法律解释的开始,也是法律解释的终点。法律解释始于文义。尊重文义,为法律解释正当性的基础,旨在维持法律尊严及其适用之安定性。”{4}《刑法》系由文字、单词、语句经由一定技术规则整合而来的刑事法律规范之总和。因此,以梳理推敲词句含义为己任的文义解释也理应是刑法解释之通常性选择。但由于《刑法》法条均是对普世生活的复写和转述,为了接合地气其必须包容大量的日常性社会用语。如此固然是《刑法》规范贴近生活迎合世事之优势所在,然而日常用语本身又具有歧义性和含混性,[4]因此也往往会出现“文不达意”之弊端。此时,机械的文本主义论者在理解《刑法》时,愈是拘泥于字义,便愈会曲解《刑法》法条的真实含义。[5]故而,诚如有学者所言:“文本论的解释方法无法避免实际中的诸多困难,如森斯坦教授列举的不明确或含糊、词义扩张、词义缩小、授权或补充漏洞及适用环境的改变等。显然这些都是导致法规解释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5}而林山田教授也曾指出:“刑事司法实务上的判断,绝非只是从事法律条文的说文解字的训诂工作,司法者除固守法条文义解释的底限外,必须针对个案的特性与刑法保护法益的精神,从事综合判断。例如,重伤的判断尚须参考医学的专业见解,并就受伤者个人的特殊情况,而作综合判断。倘若被害人为小提琴或钢琴演奏家,则虽只砍断左手无名指或小指,亦属重伤。被害人若为军人,则虽只砍断右手食指,亦应属重伤。”{6}此时,如果适法者过于坚持不合时宜的文义解释的话,其必然对法条词句生吞活剥,或者牵强附会,从而得出一系列令人莫名其妙的结论。
  例如,挪用型犯罪是司法实践中极为常见的财产犯罪,中国《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等三个挪用型犯罪。有学者曾对“挪用”做出如下解读:“挪用”即是挪+用。“挪”的意思是移动,“用”的意思是使用。既然如此,只有既挪又用公款的行为,才能叫作挪用公款,只挪未用,不构成本罪,更遑论既遂可言{7}。这种理解显然是以日常用语中惯有的思维定式,对“挪用”进行了“一板一眼”的文义解释,其方法及结论都不具有妥当性。事实上,“挪用”并不是“挪+用”的简单组合,“挪用”是一个整体,不能机械地拆解。挪用型犯罪直接侵害了单位对财产的使用权,因而只要以非法使用为目的而挪移大额款项,使其脱离单位控制,则该行为便具有刑事可罚性,还会构成挪用型犯罪的既遂。因此,即便是“挪用人来不及使用,或由于后悔、惧怕而不敢使用,也并不能影响本罪的定性”{8}。
  又如,“胁迫”是《刑法》中大量存在的日常性用语。在通常情况下,将“胁迫”解释为“使人感觉极度不适为由而逼迫他人”,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将这样的理解推及于《刑法》,则会产生让人难以理喻之后果。仅以抢劫罪为例,由于抢劫罪侵犯了人身和财产之复合法益,因此该罪中的“胁迫”,一定是以威胁对人使用暴力为基本内容,故其意义也和日常生活中的“胁迫”迥然有别。因此,在向被害人索要财物时威胁称,“若不交钱,则聘请开心麻花组合给你讲生猛火爆的极品笑话,一定能让你因狂笑不止而昏厥过去”,这显然不是抢劫罪中“胁迫”的应有之义。
  再如,如何理解淫秽物品中的“淫秽”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问题。某些通俗性工具书将其界定为“使人产生不良性欲的……”,这或许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招致太大质疑。然而适法者如果对工具书中“淫秽”的概念不加取舍而生搬硬套地用于《刑法》法条中的“淫秽物品”,则会招致令人啼笑皆非之推论。例如,演唱会上奔放火辣的伴舞女郎,服装商场促销中衣着暴露的内衣模特,以及NBA赛场中搔首弄姿肉感十足的篮球宝贝,都会让人血脉贲张,因想入非非而引发“不良性欲”,但无论如何也不宜将其认定为《刑法》中的“淫秽物品”。正基于此,日本最高裁判所于1951年指出,淫秽是指:“无益地兴奋或刺激性欲,损害普通人对性的正常的羞耻心,违反良好的性道义观念。”{9}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亦将“淫秽物品”解释为“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由此可见,在对“淫秽”的理解上,日常用语和法律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巨大差异。
  此外,更需要注意的是,“文不达意”之缺陷,还意味着文义解释往往暗含着适法者张冠李戴、错读误断法律宗旨和意图的潜在风险,甚至存在着深文周纳、故意篡解法条而出入人罪的可能性。例如,某公诉人在庭审时振振有词,对“情妇”进行如下逐字拆读:“情”是“感情、交情”,“妇”是“妇女、女性”,因此“有感情,有交情的妇女”,都是“情妇”,从而将某官员10年前曾情意绵绵的大学初恋女友也列入其情妇之范畴。但若依此逻辑,则诸如姊妹、姑姨、侄女外甥女之类的女性亲属则均有可能被列入“情妇”之列。甚至可以推知,亲妈则是“最有感情的妇女”,也最应当属于“情妇”,这显然是极其不可思议的。[6]
  法谚有语,拘泥于文字者拘泥于皮毛。既然如此,适法者对文义解释之上述痼疾就必须明了于心。“法之理乃法之魂,如果法理消灭,法律自身也消灭,因此对法律的解释,不能得出违背法理、不被接受的结论。”{10}因此,即便车展会广告中因宣称“买一送一,买车送车模”而导致4S店和购车者对何为“车模”争讼不休,适法者也不能将清凉养眼的“车展模特”作为广告中承诺的赠品而判给购车者。就此而言,在适用文义解释有可能出现类似上述令人费解的离奇性结论时,对文义解释予以合理之限制与修正就显得极为重要了。[7]
  三、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基础之刑法目的解释
  “法益是国家与社会所公认,应以国家强制力加以保护之社会共同生活利益上,所不可或缺之生活利益与社会秩序之基本价值。”{11}法益是刑法中不可或缺之核心概念,绝大多数刑法基本问题都是围绕法益保护而展开。[8]一方面,在法益遭受侵害时,刑法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制裁,另一方面,当法益侵害不存在,或者法益侵害极为轻微时,刑法就应当保持克制并作出无罪化处理。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哈斯默尔才指出:“没有保护特定法益的信条(Dogma)的刑法都不合法,不值得维护。”{12}
  在刑法学研究中,刑法之目的性和法益保护原则是一对气息相投、桴鼓相应之范畴。“法益保护往往被阐释为刑法主要目的之一。法益本身性质的确定,同时也成为《刑法》分则中犯罪类型体系化的判断标准。”{13}2不仅如此,“刑法目的之实践以及刑法法律秩序之建立,均系于确定的法益概念。如法益不明确,则刑法保护目的必定不清楚不明确。如能先将法益概念确定的话,则刑法保护客体即有具体范围,刑法目的亦可透过法益的保护获得实践,经由法益保护必能建构起刑法的独立的法律秩序。”{13}29故此,“《刑法》实为一种法益保护法。《刑法》分则规定之每一个不法构成要件均为防止特定法益遭到特定行为模式之侵害所为之刑事立法设计”{14}。正基于此,将法益保护原则和《刑法》之目的性进行实质性融合之后,便可理所应当地得出如下结论:即“法益保护应成为《刑法》适用之重要目的”。
  既然《刑法》条文之设计应当围绕保护法益而展开,那么在刑法解释中,以“法益保护为目的”,便应是适法者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基本解释原则,其在适用《刑法》时,就必须笃定无疑地坚持“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的结论具有最终决定作用”{15}。正基于此,中国刑法学主流的观点才会认为:“文义解释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边界,司法上则应适度考虑立法者的意思,对此范围加以调整,就规范意旨给予提示;最终则依靠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在前面已经划定的范围内确定规范意旨的内容。”{16}诚如前文所称,《刑法》中所存在的大量日常用语决定了立法者不可能将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巨细靡遗地网罗殆尽。[9]此时,在法律条文字面意义不甚清晰或者容易导致舛错时,适法者为正确适用法律,则必须果断摆脱文义解释之束缚,并应当溯本求源,深深挖掘法律规范所蕴含的法益保护目的,从而做出合乎法条内在逻辑目的之解释。
  例如,1972年英国《道路交通法》第8条规定“身着制服的警察可以要求在公路或其他公共场所正在驾驶或试图驾驶汽车的任何人,当场或就近提供呼吸取样用于呼吸测验”,显而易见的是,过分僵硬死板的文义解释可能会推演出如下结果:只要酒驾遇见警察时,驾驶员尽快关上发动机并下车,警察便无权查验。这个驾驶员可以说“我是多喝了几杯,但是现在你让我检查呼吸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把车停下来了,此时已经不属于正在驾驶或试图驾驶汽车了”{17}。这样的推论显然太过于离奇。诚如是,则所有酒驾者都可以因此而轻易逃脱刑事处罚。此时,适法者便有必要如此考虑:既然该法条之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法益,而“酒驾后停车”已经实质性侵害了该法益,那么就应当适度扩张“正在驾驶或试图驾驶汽车”之范围,从而将“酒驾后停车”亦列入呼吸测验之适用对象。
  又如,在某些特殊场合,适法者还应当借助刑法目的解释来缩小“驾驶”之范围。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设置了危险驾驶罪,该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尽管在驾驶员资格考试中,检查轮胎气压是否正常、有无夹石、有无破裂及铁钉,仔细巡视车辆四周的状况,打火发动车辆,正确佩戴安全带也属于必考内容。但就危险驾驶罪而言,由于其保护法益是公共交通安全,故此不宜将该罪中的“驾驶”做如上宽泛之理解,而应将其限缩于“操纵机动车行驶”。职是之故,车主醉酒后给代驾公司打电话,在等待途中因风疾天冷而发动车辆,之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取暖,连手刹都没有松开,也没有挂挡。此时,即便交警查出车主已经处于醉酒状态,也不宜将其发动车辆的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再如,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麦克博伊尔”一案中认为,1919年联邦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条文中“自动推行器”一词不适用于飞机,尽管从字面意义来看,飞机也属于自动推行器之列。在本案中,霍姆斯并未拘泥于“自动推行器”之日常文义,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了该法条之真实意图。1919年立法者在规定盗窃“自动推行器”时,飞机还并未成为主流交通工具,自然也不会为该法所刻意保护。因此霍姆斯指出:当关于某项行为的规定用文字写下来,只能让一般人想到在地上行驶的车辆时,就不能把它扩大到包括飞机在内,因为我们认为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或者猜想到如果立法者曾经想到飞机的话,本来是可能用一个含义更广的词{18}。上述典型案例,足以证明刑法目的解释在消除文义解释所引发的谬误方面确实具备颇为神奇的功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文义解释的铁杆粉丝还不乏其人,但在各国法学研究中,文义解释之地位及影响均已日渐式微。例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言:“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一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19}又如,在意大利,“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辩论,刑法学界一致认为‘不论对刑法的解释或是刑法制度的建立’,都‘应以刑法保护的价值来超越形式主义的束缚’,不论对‘法律所作的扩张解释或限制解释,都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而不是相反’。目的论的解释,实质上已为人们所全盘接受”{20}。另如,日本学者町野朔也指出,“在进行刑法解释时,结局是必须考虑《刑法》是为了实现何种目的,必须进行适合其目的的合理解释。当文理解释、体系解释或者主观的解释,不能给予一义的解释时,或者即使暗示了某种解释时,必须由目的论解释来最终决定”{21}129。还如,在英国法律解释有一条“黄金规则”。即一般而言,法律应按其字面的、文字的最惯用的意义来解释,但也有例外情况。如果严格按照字面意义会在具体案件中产生极为不合理的、令人难以接受和信服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和立法机关订立法律时目的相抵牾,法院就应采用变通的解释,无须死板地依从字面上的意义,以避免与公义不符的结果{22}。再如,在中国,张明楷教授也认为,“任何解释方法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论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者不能妥当得出结论时,就要以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23}。就此而言,在文义解释之结论纰缪百出的情况下,适法者绝不能一味臣服于僵硬的文本,拘泥于法条字面,死抠字眼或者咬文嚼字地解释《刑法》。其更应当在洞察生活通晓世情的基础上,立足于法益保护原则,挖掘出隐藏在法条规范字里行间的内在立法意蕴,以目的解释为适用《刑法》的逻辑起点和内在灵魂,从而让裁决之过程及其结果因为贴近法理人情,契合世俗通念而令世人心悦诚服。就前文所述“视枪为炮”的《答复》而言,虽然火炮与枪支二者因口径不同而存有差别,因而“视枪为炮”貌似有类推解释之嫌,但如果适法者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基础,适用刑法目的解释,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非法制造枪支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制度,防止枪支泛滥而危及公共安全。既然如此,从法益保护的角度而言,火炮和枪支的基本构造和发射原理完全相同,仅在口径方面存在差别,而“火炮的杀伤范围和杀伤力明显比枪支更强,那么非法制造枪支的行为构成犯罪,非法制造火炮的行为没有理由不构成犯罪”{24}。因而对其进行处罚,也符合立法目的。同时,如今枪炮之间的口径差别也日渐模糊。美国巴雷特公司2003年研发的XM109型狙击步枪,其口径为2.5cm,已经超过枪炮之间2cm的临界点。[10]而空战中常用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的界限早已漫漶不清,甚至出现了将二者优点结合起来的高射机炮,亦即把高射炮口径变小来控制后坐力,把炮弹改成连发来提高射速。如此一来,对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再作区分,就完全是徒劳无益。[11]既然如此,在枪炮结构及功能相同,并且呈现出相互融合趋势的情况下,枪炮之间就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更类似于种属关系。因而该《答复》“将炮视为大枪”,不仅不会逾越社会公众对枪炮逻辑内涵的理解,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裨补阙漏,弥合《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立法中形式上的处罚罅隙,其解释结论及方法均具有合理性,和类推解释毫无瓜葛。
  四、刑法目的解释在解读具体刑法规范条文及司法个案中的效用
  前文仅交代了目的解释对文义解释所具有的补偏救弊之功能,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功能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以目的解释延补文义解释之不足,不仅在理论上能够融通自洽,并且还有着强烈的实用性依据,进而可以大胆断言“不懂得目的解释,就不懂得如何适用《刑法》”。事实上,如果适法者不是守陈偏执,对文义解释过于迷信的话,就不难看出,司法实践中以法益保护为基础的刑法目的解释之实例几乎俯仰皆是。而下文亦将结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具体条文,对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之间的缠斗博弈,以及目的解释在解决刑法个案疑难问题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略作说明。
  例如,《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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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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