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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戒毒措施“医疗化”与我国戒毒制度的走向
【英文标题】 The Medical Model of Drug Rehabilitation and Future of the China's Drug Rehabilitation System
【作者】 包涵【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分类】 行政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戒毒措施“医疗模式”;戒毒措施“整合模式”;“社会化”戒毒体制
【英文关键词】 medical model of drug rehabilitation; integration model of drug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system of socialization
【文章编码】 1008-2433(2018)01-002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27
【摘要】 戒毒制度的法律定位取决于社会对于吸毒行为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立法响应的态度,同时也受历史惯性、人文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吸毒者视为社会越轨者和病患的态度差异导致了制度构建上的差异,戒毒制度“医疗化”的兴起,是基于否定犯罪前置化的法律认识,顺应社会福利多元的社会政策以及逐渐科学理性看待吸毒行为而演进的结果,代表了戒毒制度的发展方向。以此审视我国当前的戒毒制度,虽然在立法层面体现出“医疗化”特征,但是在执法和实务当中仍旧呈现出与之理想相悖的执行措施。戒毒制度应当以“医疗化”作为未来走向的观念基础,以“科学、人道和宽缓”作为制度设计和措施执行的标准,逐步建立以“社会化”为特征的戒毒体制。
【英文摘要】 The legal status of drug rehabilitation system depends on the idea of drug abuse and the attitude of legislation, and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y and humanity circumstance. Treating abusers as offenders or patients causes differenc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edicalization of drug rehabilitation is bases on the denial of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 preform of crime, conformity with the policy of social welfare, and rational knowledge of drug abuse, which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drug rehabilitation system. Although the legislative level reflects the medicalization, it still shows the contrar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in law enforcement and practice. Drug rehabilitation should follow the concept of "medical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take "science, humanity and remittence" as the standard of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drug rehabilitation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social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602    
  
  戒毒是对于吸毒者进行戒治并使之复归社会的措施,戒毒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道德模式”“医疗模式”“自疗模式”,直至当前的“整合模式”,其演变过程是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进行的,同时对于吸毒行为以及成瘾机理的认识逐渐科学化,也为戒毒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梳理当前世界各国的戒毒制度,以轻缓化、社会化为主轴,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为表象,同时逐步减少行政干预或法律强制的“医疗模式”是较为主流且合理的态度。而我国的戒毒制度,虽然在理念设计上符合“医疗模式”的价值取向,但是在实践中却在很多场合与之相悖,反而呈现出“道德模式”的特征。我国的戒毒制度应当响应和体现“医疗模式”的思维,并构建与之相符的具体戒毒措施。
  一、戒毒制度的属性:二元化的交错立场
  戒毒制度究竟具有怎样的属性,在不同的立场之下有着不同的解读。作为一项具有行政属性的措施,体现着国家对于社会管理事务的行政化介入。显然,国家介入社会管理事务,理应具有正当化的理由,否则这一介入就是非理性的,在施政的过程中也不会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国家在戒毒制度当中所持的立场,根植于对吸毒者的定位以及社会对于吸毒者的态度,除此之外,毒品的泛滥程度和历史积淀,也可能会对这一态度产生影响。毒品泛滥初期,基于古典犯罪学派的观念,认为吸毒者是社会越轨者,毒品“一经吸染,萎疲终身……孳生其他犯罪者,俯首即得”,因此对于吸毒者“自不得不严其于法”{1}。吸毒者毅然选择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因为其道德自律低下,缺乏必要的理性。既然吸毒者对自身控制不足,意志薄弱,那么对其就应当采取严厉的处罚,以此提升其道德认知水平,使之回复到社会普遍道德的轨道上。这一时期的“戒毒制度”,并不带有“戒除毒品”的意味,而是体现为惩罚。依靠惩罚来惩戒已然的吸毒者并且威吓未然的潜在吸毒者,以社会越轨的道德评价作为对吸毒者的定位,被称为“道德模式”(Moral Model)。在道德模式之下,事实上并未特别考虑“戒除毒瘾”的诉求,而仅仅对吸毒者施以惩罚,以此来提升其“道德自律”。
  然而在犯罪实证学派看来,吸毒行为并不一定是吸毒者自我选择以及道德自律低下的结果,吸毒的原因与个人、社会、文化、习惯乃至于宗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既然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导致了吸毒现象的产生,那么苛责吸毒者道德自律低下就是不正当的。而且社会道德的多元化使得吸毒行为的道德可谴责性逐步淡化,吸毒者身陷毒瘾而产生的身体损害以及可能导致的社会危害成为国家所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在这一理念之下,将吸毒者作为“病患”的“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应运而生。作为选择了吸毒而陷于毒瘾的人,国家的任务不是对其进行惩罚,而是出于对国民负责的态度,将吸毒者从毒瘾当中拯救出来,以解决毒瘾带来的身体损害和可能造成的社会衍生弊害。我国立法体现出“医疗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并不将吸毒行为作为犯罪并予以刑事处罚。2006年6月22日,时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陈存仪在回应“是否在《禁毒法》中规定吸毒罪”时答道:“从法律的角度看,吸毒行为是直接违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并且在客观上还诱发了许多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吸毒人员是违法者。从医学的角度看,吸毒成瘾的人,存在着大脑神经功能受到严重损伤,是一种顽固的反复发作的脑部疾病,所以吸毒成瘾者又是病人。从社会学角度看,吸毒成瘾对身体、心理都造成了严重损害。吸毒人员具有病人、违法者和受害人三重身份。”这一论断为戒毒制度属性的法律定位奠定了基调,在2008年的《禁毒法》和2011年的《戒毒条例》中都有清晰的体现。
  然而,即便在“医疗模式”的观念之下,戒毒制度的属性事实上也伴随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样态。无论是探求吸毒者责任的“道德模式”还是将其作为病患予以治疗的“医疗模式”,可能在我国的戒毒制度当中都仅仅具有沿革上的意义。在我国的戒毒制度当中,虽然将吸毒者视为“病人、被害人”且以此作为戒毒制度构建的基础,但同时也将吸毒者视为“违法者”。从《戒毒条例》一条的规定就能看出,戒毒制度的目的在于“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维护社会秩序”。如果说将“戒除毒瘾”视作“医疗模式”的具体体现,那么“维护社会秩序”则蕴含了国家的另一层期待——在惩戒或矫正之外,吸毒者可能含有某种程度引发社会危险的可能,而将其限制于国家公权之下,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防卫功能。显然,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之下,戒毒制度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在“医疗”的前提下,对于一部分吸毒者施以强制性或者惩戒性的措施,而这一部分措施并非建立在对戒毒者道德教化功能之上,而是期待其取得社会防卫的功能,预防吸毒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从立法上看,我国当前以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为措施的戒毒体系,体现了这一交错且复杂的二元化思维。如果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作为医疗化的措施,那么强制隔离戒毒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防卫的功能。[1]
  二、戒毒观念的演进:从“自然权利”到“家长主义”
  如前所述,如果将戒毒制度理解为对于吸毒人员的行为或心理矫治,从而使之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当中,那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在手段上必然会有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以对待吸毒者的观念以及矫正的手段作为基本特征的。毒品能够使人产生非自愿的瘾癖,从而造成衍生的身体损害或社会危险,因而需要将吸毒成瘾人员的毒瘾戒除,从而保障其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然而国家管制毒品并非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使吸毒人员脱离与毒品的身心联系,并非社会认识的自然结论。在早期的毒品政策当中,以市民自由和人权至上为基础的“自然理论”(Nature Theory)占主导地位。自然理论认为,毒品是人的自然需求,与饥饿感、性欲等欲望一样,是人性“固有且普遍的动力”(innate and universal drive),而人类追求精神刺激的内在动机是天性使然,毒品正好可以满足这种欲望。基于这样的理解,毒品被认为并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国家应当保障市民追逐某种精神状态的权利。[2]
  然而,“随着吸毒人数和毒品消费量的增加以及吸毒人员结构的变化,毒品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由一个医疗问题转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2}。毒品对于滥用者的身体会造成损害,不仅如此,毒品所衍生的社会弊害越发显著,社会秩序的基本诉求显然胜过个人欲望的满足,在这一背景下,不仅仅是吸毒人员本身,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对于戒除毒瘾的基本诉求。
  而在我国,显然“自然理论”一直以来都是缺乏存在环境的,取而代之的是,主流的道德文化将毒品视为近代给中国带来贫弱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毒品“污名化”的现象非常显著。“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鸦片战争,鸦片带给中国人民的,除了现实的危害,更意味着民族的屈辱和国家的贫弱。”{3}这样的论调在我国非常普遍。因此,对于吸毒者进行道德谴责的现象也极其普遍,公众也乐于形成类似的印象,认为“(吸毒者)愚而无知方染烟瘾,自杀其身不知是害,倾家荡产尚所不计,焉能自加警戒”{4}。即便在一些本应保持中立的法律规范当中,对于毒品的“污名化”现象也非常普遍。例如《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认为“这是旧的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污毒”。以对立的态度与毒品决裂,除了考虑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之外,也包含着对历史某种程度的遵从。忽视市民私权而制定严厉管制毒品的政策与法律被认为是“家长主义”的体现。在这一认识体系当中,吸毒者被认为是社会越轨人,国家有义务树立正确且统一的道德观念,因此国家需要普遍宣传这一道德观念,同时以强制力扭转对于这一观念的破坏。可见,我国的戒毒制度在理念上具有独特的源流,即便在采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之下,也具有现实的社会防卫导向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之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戒毒理念,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戒毒制度的演进也具有了独特的路径。
  三、戒毒制度演化历程:从“道德模式”到“医疗模式”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在毒品政策上趋于严厉化和强制化,那么对于吸毒人员的处遇自然就会在此基础上来进行制度建构。但是伴随着社会文化多元的发展以及法律人道化的趋势,戒毒制度也在随之产生变化。最早产生的以严苛的处罚对待吸毒者,以此作为戒毒措施的主要手段,符合古典犯罪学提出的“道德模式”(Moral Model),即人是自由的个体,在人的社会生活当中,其行为选择应当是符合“功利主义”的,尽可能选择快乐而避免痛苦。吸毒行为虽然是行为人权利的自我处分,但吸毒却可能导致个人身体损害以及衍生的社会弊害,显然不符合一般人理性的功利选择,而且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虑,吸毒行为可能会导致派生的弊害,也是应当排斥的行为。吸毒的原因在于吸毒者的自律水准与道德辨别能力的低下,吸毒者对自身控制不足、意志薄弱,缺乏社会共同体所认可的一般道德感,所以才会选择吸毒行为。既然吸毒者对毒品的道德认知还没有达到社会的一般水准,那么就应当对其进行惩罚,通过惩戒手段来完善其道德自律水平,改变吸毒者“意志薄弱、道德欠缺”的本性,使之可以自律地对抗毒品的诱惑{5}。
  与“道德模式”相反,“医疗模式”(Disease Model)将吸毒者定位于病人,采用较为宽缓的刑事政策,施以保安处分措施,借以协助其戒除毒瘾。“医疗模式”的理论渊源根植于犯罪实证学派的观念。犯罪实证学派认为,虽然是社会越轨行为,但吸毒的原因极其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吸毒行为归咎于吸毒者自身道德感欠缺以及自我约束能力低下。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当中,吸毒行为应当是道德中立的,因此不应当以严厉的惩戒对待吸毒者。在“医疗模式”之下,认为既然毒品的泛滥由诸多原因共同造成,那么国家制定戒毒措施的目的就应当着重于如何将吸毒者从病态的状况下矫正至社会正常轨道。而吸毒者的病态并非仅仅是毒品带来的个体损害,还包括吸毒的环境治理、吸毒者的心理复健等等工作。但这些工作的根本前提,是将吸毒者视为社会中的病人和被害人,而不是将其“污名化”或者将吸毒者与正常社会隔离。此外,犯罪实证学派也认为,吸毒行为与诱发犯罪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将吸毒者作为预防犯罪的对象而予以惩罚,也是不正当的。“医疗模式”主张应当重视吸毒者身心的治疗,国家的责任在于去除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重树其健康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对吸毒者施以严厉的惩戒或者寄希望于通过强有力的惩罚来威吓潜在吸毒者{6}。
  目前看来,“医疗模式”已经获得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当中虽然建议将个人消费毒品的行为作为犯罪,但是也同时提出,“可以规定对罪犯采取治疗、教育、善后护理、康复或回归社会的措施,以作为定罪或惩罚的替代办法,或作为定罪或惩罚的补充”。[3]从各国的立法上看,“医疗模式”也是当前的主流,欧盟顺应《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公约》的规则,采取了“减轻毒品罪责、变更毒品分级及采用替代措施”等方式,已经大幅度缩减了吸毒行为所导致的法律惩戒,而更多地以治疗作为主要的处遇手段。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倡导是,“将毒瘾作为慢性疾病,提供持续性的治疗服务;辨识吸毒者身心与社会层面可能诱发毒瘾的风险;通过监控与复发预防,协助吸毒者回归社会”。大部分国家都以医疗化的替代措施作为吸毒者的主要处遇方式,取代了之前采用强制性惩戒的手段。[4]这一观念以及制度的变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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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76号解释理由书[C]//黄荣坚,等.月旦简明六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59-60.
  {2}翟帆.《哈里森毒品法》与美国社会的毒品问题[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6):16.
  {3}胡江.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36).
  {4}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659.
  {5}施奕晖.施用毒品行为刑事政策与除罪化之研究[D].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13:3.
  {6}张天一.对重刑化政策下贩卖毒品罪之检讨[J].月旦法学杂志,2010(180):103.
  {7}[美]道格拉斯·胡萨克.过罪化及刑法的限制[M].姜敏,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06.
  {8}包涵.福利多元主义视野下中国戒毒制度的改良与完善[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7(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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