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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
【英文标题】 Comment on the Social Reliability of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作者】 卢代富【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经济责任;企业道德责任;企业法律责任
【英文关键词】 social reliability of an enterprise;economic responsibility of an enterprise;moral reliability of an enterprise;legal reliability of an enterprise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1)03—0137—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137
【摘要】

文章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英文摘要】

The article makes a comment on the social reliability typical of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draws a conclusion on wha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nterprise should hav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394    
  
  企业社会责任是20世纪初以来凸现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亦是建构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基本思想。作为理论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蕴涵隽永,言近指远,然于其诠释,歧异颇多,即便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中,也未能就其形成一致公认的界说。作为极富建设性的思想,企业社会责任风靡不衰,众多理论工作者殚精竭虑,意在唤起人们对它的认同与接纳,然又因其挑战传统而备受责难。鉴此,当我们思考应否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时候,有必要首先追问: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于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应作何把握?本文是站在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立场上着手讨论的。其主旨在于通过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进行回顾和检讨,发掘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寻求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恰当表达方式。
  一、国外学者观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发端于美国,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本意,自应从美国说起。形成于20世纪初美国学界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尽管最初几无系统而直接的归纳,然其大致旨趣依然是较为明了的。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早期开创者那里,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所负义务之概括或表达。申言之,传统企业及企业法理论以最大化企业利润、进而最大化股东利润为企业的惟一目标,主张企业法律制度的构造应紧紧围绕此一目标而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则认为,利润最大化仅仅是企业目标之一种,除此之外,企业尚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其目标;企业法律制度须在企业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个维度之间维持衡平。在这二元的企业目标中,前者集中体现的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股东的义务,后者着重反映的则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因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作为表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其所负义务的一个简约说法,便由是得以确立。
  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语的歧义主要产生于日后围绕企业社会责任所开展的争论之中。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中,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一说。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有悖企业的本质和企业法的传统,且其含义不可识别,故而无法获致认同,更不能成为法律上可操作的概念。这种认识在早期的“贝利—多德论战”[1]中即已初见端倪,而后又被一些传统理论的信奉者明确化。Gunness就曾经总结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大部分批评,缘自它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对于众多困扰社会的问题之解决,企业负有直接的责任,并且它们有能力单方面解决此等问题——这至多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1}Smith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含义模糊;单凭此点它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这一语词从未对企业的行为标准作出过描述,仅仅是充当企业、管理者及消费者团体之间相互斗争的武器罢了。”{2}形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上述思想,也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学者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例如,韩国商法学者李哲松教授即鲜明地表示,对将“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义务”视为法律上的概念,乃至将其引入公司法的看法,他不能苟同。因为,其一,“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的本质。在他看来,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团体,企业保有此一传统的、固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起到作为企业手段的应有作用;若公司法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则很容易使公司法的架构逐渐变为公益性质,当政治权力迎合一般民众对企业积累财富的反感时,这又必将进而成为制裁企业营利的借口。其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内容具有模糊性。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没有明确赋予任何作为义务,无法起到行为规范的作用;若将其反映于立法中,则有可能成为立法本应极力避免的“空白规定”。其三,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对象并不存在。他指出,对于社会责任向谁承担,谁可以作为权利人请求履行之等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迄今皆未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惟笼统地以消费者、一般大众、企业所属的社会全体等来表现之,但这些笼统的集团是不能作为现实的权利人而存在的。私法上并无无权利人的义务,把企业社会责任引进公司法,即必违背此一基本原理。基此,李哲松教授进而结论道,企业社会责任并非法律上的约束;如果被这非法律概念误导,在与董事固有的善管义务相同的水平上考虑它,则只能引起混乱。{3}李哲松教授的这些认识,可谓最集中、最全面地概括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之说的理由。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中,另有部分人士并不一般地拒绝“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而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名下,装入“利润最大化”之内涵。在他们看来,只要企业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即等于践行了其对社会的应尽之责,因为包括企业在内的每一经济个体实现利润最大化,必达致全社会福祉的最大化。Drucker是较早提出这一思想的学者。他指出:“牟取利润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责任是绝对的,是不可放弃的。”并且他还认为,私益和公益可以自动调和,在此意义上,“私益和公益是一致的。”{4}弗里德曼是持此观点的另一位代表。他一方面对本来意义上的企
  业社会责任大加挞伐,将其斥为“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自由社会中,企业负有一项且仅负一项社会责任,这就是在游戏规则许可的限度内,倾其所能,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或者说无欺诈地参与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5}这些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最大化利润目标等同的观点,伴随着自由思想的传播和流行而在理论界获得了广泛的市场。应当说,此等以亚当·斯密式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语所作的注解,尽管于形式上保留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壳,然就其实质而言,则与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之说并无二致。
  与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态度迥然有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说大都表现出明确的认同。Stone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模糊的字眼”,但他又认为,“正是缘于这种模糊性,才使得该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6}Votaw也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精妙的词汇。它有所指,然其意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又并非总是一致。许多人仅将其与慈善捐赠等而视之;某些人则以为它意指社会良心;众多这一提法的热烈拥护者则把它视为‘正当性’(Legitimacy)的同义语;另有少数人将其看作一种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一种赋予商人的比加予一般民众的行为标准要求更高的义务。”{7}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中更有不满于企业社会责任之含义模糊者,面对来自反对者就企业社会责任语焉不详之状况所作的指责,他们力图揭示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由此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界说。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所作的种种表述中,除前述那种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在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的义务之传统认识外,首先值得展示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以外延式的方法(Extensional Approach)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作的界定。这其中最著名的范例,当数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作的表达。在1971年6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列举了为数众多的(达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并要求公司付诸实施。这些行为涉及10个方面,它们是:(1)经济增长与效率;(2)教育;(3)用工与培训;(4)公民权与机会均等;(5)城市改建与开发;(6)污染防治;(7)资源保护与再生;(8)文化与艺术;(9)医疗服务;(10)对政府的支持。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在罗列了如此范围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后,进而又将其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别。其一是纯自愿性的行为,这些行为由企业主动实施并由企业在其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二是非自愿性的行为,这些行为由政府借助激励机制的引导,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规定而予以落实。{8}
  第二种有必要专门予以介绍的观点,是在“企业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这一属概念之下,通过对各种企业责任的比较来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意含。{9}它以Brummer的认识为代表。依此种思路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含义的学者认为,企业责任可划分为四种,此即企业经济责任(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法律责任(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道德责任(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和企业社会责任(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经济责任乃企业传统的和固有的责任,系指企业所负有的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责任。企业法律责任被界定为法律所明定的企业义务。因企业在传统法律上是作为实现私人经济目标之法律实体来对待的,企业经济责任常寓于法律之中,故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法律责任于事实上很难区分。但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此二者仍属不同的企业责任类型。他们提出,企业经济责任所表明和强调的,只是这样一种意含,即谋求旨在实现股东经济利益的特定的企业目标,毋需法律的特别要求;而企业法律责任所重点揭示的,是企业负有应法律的要求而为牺牲利润行为之义务。作为企业责任组成部分的企业道德责任在既往的理论中并无直接、简明的界说,此方面已有的认识,大都是从探究企业道德责任的构成着手来把握它的基本意义的。综观各家之说,于企业道德责任之成立和归责条件,学界所及,概有四点:(1)企业对行为的性质和可能的后果具有充分的理解能力;(2)行为对人类福利具有重大影响;(3)企业有能力对行为及其后果加以控制;(4)社会对行为的标准有一定的要求;若当事人的行为低于社会给定的标准,或者在其行为中引起有害性后果,则应受到指责甚至惩罚。在对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作出上述界定后,这些学者又通过对比的方法,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其心目中的基本含义。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之妥适与否,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它是否有“合理边界之存在”(the Presence of Rational Boundaries);此所谓“合理边界之存在”,意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必须承认和尊重企业的其他类型的责任。基此认知,他们进一步考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他种企业责任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不同,在于前者重点反映和关注的,乃一类范围相对狭窄的人的利益与要求,这些人主要是指与企业有着最直接牵连的股东;而后者侧重体现和强调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愿望,这里的社会公众,尤指那些受企业行为影响的第三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定如企业法律责任那样直接规定于法律之中,这被学者们视作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法律责任的基本区别点。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道德责任的区分,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表达。Strier认为,与企业道德责任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个集团或社会公众的期望而形成,此等期望可能与社会的道德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但又并非总是如此。Cooper则力图从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作出区分。首先,他认为,与企业道德责任不同,被视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不必总是属于当事人职责范围内的行动;怠忽社会责任或者未能履行社会责任的不良后果,亦不一定就是不可接受且应加以避免的。基于这种认识,他还对企业因在履行社会责任中作出不完善的或者有危害的决策而应当受到道德上归责的观点提出了猛烈的质疑。为了进一步说明其论点,他给出了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指出,企业责任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竭力使企业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但鉴于市场的多变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企业破产的正常性,力求企业的存续与壮大也就成为超越企业管理者职责范围的额外要求,企业管理者尽力使企业在市场上保持营业便是一种社会责任而非道德责任,其在这方面未获成功亦相应地不应受到道德上的指责。其次,Cooper指出,企业道德责任必须是对人类福利有相对重要影响的企业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他看来,在企业管理者履行企业责任的各种行为中,遵守企业文化设定的某种限制,包括有关如何着装以及在工作岗位之外怎样行为等方面的规范,即属负担社会责任而非道德责任;若经理人员在某天身着不得体的服装上班,或者,他们在业余时间宁可沉迷于体育运动也不愿为慈善团体或社区组织作些贡献,则他们仅仅忽视了社会责任而不能构成对道德责任的违反,相应地,他们亦不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会对第三人造成什么重大损害。企业是否向非营利性的大众文化教育电视提供资助,也属同样的情况。
  与上述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并列的认识不同,另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则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个涵盖各种企业责任因之与企业责任几乎等同的属概念。在持此观点的众多学者中,又以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Carroll最为著名。Carroll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乃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之义务;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实现其经济上的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够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因此,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乃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得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即慈善责任)之和(Total 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 Legal Responsibility + Ethical Responsibility + Discretionary/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10}Carroll进一步解释道,经济责任反映了企业作为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本质属性;尽管把经济责任作为社会责任对待似乎有悖传统,亦有些奇怪,但事实上本该如此。因为使企业成为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要求,而让企业尽可能营利,又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应有之义,由此决定,在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时,不能像有些企业管理者和学者那样,将企业的经济功能与企业的社会功能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作为相互匹配、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共同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之中。Carroll还指出,社会通过准予企业生产、销售产品以赚取利润,从而造就并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制度,但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也并非是无所限制的,社会同样要设置一定的规则——法律,企业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实现其经济职能。由此,企业法律责任应运而生。企业法律责任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编辑成典的伦理(Codified Ethics),因为它包含着正义这一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企业法律责任不同,企业伦理责任是未上升为法律但企业应予履行的义务,它含蓄着广泛的企业行为规范和标准,这些企业行为规范和标准,体现了对消费者、雇员和当地社区心目中的正义价值观的全面关注,也反映了尊重和保护股东权利的道德精神。至于所谓得由企业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或企业的慈善责任),Carroll认为,这是指企业参与非强制性的或者非由法律和伦理所要求的社会活动的义务。其所揭示和表达的,乃社会要求企业成为出色的团体公民(Be a Good Corporate Citizen)之愿望。企业伦理责任与得由企业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仅有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后者于道德或伦理意义上的强制性不如前者那样明显。换言之,若一个企业未按某些利益相关者集团之期望为慈善之举,则这些利益相关者不得将该企业归入不道德者之列而加以归责。总之,在Carroll看来,企业负有的上述四种责任尽管含义有别,但都是社会希望企业付诸履行的义务,因之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惟有力争牟利、遵守法律、重视伦理并乐善好施的企业,方堪称为真正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
  以上三种企业社会责任界定方式,集中反映出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外延的不同把握。除此之外,于企业社会责任之定义,学界的分歧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11}其一,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是否应以企业管理者具有慈善的或者热心公益的动机为条件,Haas、Loevinger、Manne、Ackerman和Bauer等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惟有本着提升公共福利之主观愿望而牺牲经济利益者,才能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与此相反,以Davis、Blomstrom、Starling和Sturdi—vant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界定时,其着眼点应放在行为的特定结果或效应上,亦即一定的企业行为能否被视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取决于该行为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无论有无慈善动机,只要它在事实上有益于社会公益,则皆属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其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应否包括“自愿”的内涵,Manne、Jones和Wallich以为,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是完全自愿性的,它不是由法律或者外部经济压力强加的。而以Strier、Sethi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精髓,就在于它是外在的力量以某种方式加予企业的义务。此等外在力量,通常是指社会的期望,有时亦表现为市场的压力。其三,就“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是否含有为经济上的牺牲之意含而言,以Manne、Haas为代表的学者持鲜明的肯定态度,并且主张,惟有在经济上作出付出之行为,方属企业社会责任行动。而Bock、Davis、Blomstrom等学者则表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与其实现利润最大化之间并不必然地发生冲突。在他们看来,企业社会责任目标与利润目标的最终协调,是一个尚有讨论余地的问题,而不能如同Manne和Haas那样,断然地把此二项目标的协调视为不可能,故此,不可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与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对立起来,亦无必要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注入诸如“经济上的牺牲”之类的内涵。其四,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究竟强调的是行为的过程还是行为的圆满完成,学者们的认识存有歧异。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评论者指出,企业担负的社会任务缺乏切实落实之保障,企业管理者亦不能最终实现其所宣称的企业社会目标,这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为突出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效果,有必要把企业社会任务的“圆满完成”(Successful Completion)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重要属性。与此相反,Starling和Jones等人士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主要表达的应是企业追寻社会目标的过程,企业实施的一项行为是否属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主要并不取决于其是否实际达到预定的目标,只要行为的过程足以表明企业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即便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亦不得否认其社会责任性质。

爱法律,有未来


  二、对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诸界说的评价与取舍
  由上文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企业社会责任”一语所表达的蕴意在早期国外学者的心目中是较为确定的,但伴随着日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之争,不仅“企业社会责任”一说的妥适性受到了传统理论信奉者的猛烈质疑,而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也根据其各自的判断或理论建构的需要,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意含。这迫使我们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斟酌取舍。限于本文的主题,以下对学界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时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科学性与正当性问题将不作探究;这里的评判所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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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R. Gunness,Social Responsibility:The Art of the Possible(J).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86,p.25.

{2}Rutherford Smith,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erm We Can Do With out(J).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88,p.31.

{3}{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吴日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4—56.

{4}P. F. 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5,转引自{日}金泽良雄.当代经济法(M).刘瑞复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05.

{5}M. Firedma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 NewYork Times Magazine,September 13,1970.

{6}C. Stone,Where the Law Ends(M).1975,p.71,quoted in Dr Saleem Sheikh,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 and Practice,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P.15.

{7}D. Votaw,Genius Becomes Rare in the Corporate Dilemma:Traditional Values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M). D. Votaw (ed.) ,1975,p.11.

{8}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M).by the Re—search and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71,pp.36—40.

{9}James J. Brummer,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Legitimacy(M).Greenwood Press,1991,pp.19—30.

{10}Archie B. Carroll ,Stakeholder Thinking in Three Models of Management Morality:A Perspective with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akeholders :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M). Edited by Max B.E. Clarks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139—170.小词儿都挺能整

{11}Brummer,supra note 9,at 25—30.

{12}Ibid. at 26.

{1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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