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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
【副标题】 印度立宪宪法观辨析【作者】 蒋龑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印度宪法;双重使命;逻辑解释;宪法观念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07
【摘要】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主权共和国。印度独立伊始,便在国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印度制宪会议,于1950年制定并颁布了印度宪法。通过印度宪法的制定,国大党领导人也将自身对如何建设新印度的规划融入宪法文本之中。因此,认识和分析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宪法,需要考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立宪观和国家建设观。本文细致辨析了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三种重要宪法观。文章指出,正是这三种宪法观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主导了印度宪法的文本结构,决定了对印度宪法关键条款的解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751    
  

目 次

一、甘地与《印度自治》

二、尼赫鲁与《印度的发现》

三、安培德卡尔论种姓、平等与宪法

四、宪法的逻辑解释与宪法观

1947年,《蒙巴顿方案》生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方面预言了20世纪后半叶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也终结了国大党、穆斯林联盟以及英国殖民者关于南亚次大陆应当如何走向独立的无休止的争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可以作为各自国内唯一占主导地位的执政党,主持新独立的国家的政治建设。

和巴基斯坦直到1956年才制定并颁布宪法不同,早在1946年12月——彼时印、巴还未分治——国大党就主持召开了印度制宪会议。换句话说,印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印度宪法的制定与颁布乃是同时进行的。那么,这部宪法必定会以宪法文本与规范的方式回应国大党领导人对“怎样建设一个新印度”的构想。[1]进一步说,从法律系统的角度出发,如何认识和辨析中国的这位重要近邻,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和辨析印度宪法。

正如分析美国宪法的原初含义,需要将其放置在当时联邦党与反联邦党人争论的语境下进行分析;看待战后德国基本法原初之含义,需要将其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思纳粹和冷战的基本语境下进行分析一样,从整体上把握文本极长和修订极频繁的印度宪法,应当考察当时主导宪法制定过程的宪法观。

本文将重点辨析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三种主导宪法观。正是这三种宪法观彼此的争议、冲突以及妥协,引领了印度宪法的制定,并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分析印度宪法的起点。

一、甘地与《印度自治》

甘地早在1909年,就先后用咕甲拉梯文和英文出版了《印度自治》一书,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法思想。[2]

在全书前半部分探讨近代文明、印度破灭,以及连带着批评铁路、律师、医生等为代表的近代机械文明之后[3],甘地开始细致地阐述自己的文明观以及印度如何独立的问题。

对于印度文明的特征,甘地颇为自信:“我相信印度所产生的文明,不致为这个世界所击败。”[4]不像罗马、希腊、埃及法老已经成为过去,也不像日本已经西化了,唯有印度“还是保持了一个健全的基础。”[5]换句话说,和西方、东亚文明的变动相比,印度文明的第一个特征在于她这“不可动摇的状态。”[6]因此,面对有些人士对印度“静止”特征的批评,甘地却认为,这恰恰是印度文明最值得称赞之处。

“文明,便是行为的模型……尽义务与守道德是他的别词。守道德便是管束我们的心灵与节制我们的欲望。”[7]节制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甘地文明论的核心所在,甘地认为:

人的心灵是一个无休息的鸟,他所得到的愈多,他所要的亦愈多,而且还是不会满足的。我们愈把情欲放纵,他们便愈加恣肆。[8]

甘地对印度文明的自信,恰恰在这种文明的静止性状态。因为静止的反面,乃是罪恶的根源,即欲望的无休止性。用甘地的话说:

我们耕种,还是用几千年前的一样的犁耙,我们还是住着和几千年前一样的茅屋,并且保持着和从前一样的教育。我们并没有生存竞争的那种制度。每一个人都遵守他自己的职分与业务,并且得着一个定例的资俸。[9]而且,在甘地看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发明机械,但我们的祖先知道如果我们把心力用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一定要变成物的奴隶而丧失我们的道德性。[10]

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特征恰恰相反:“凡生存在这种文明之下的人民,皆以肉体的享乐为生活之目标……近代欧洲之人民,都住着建筑优美的房屋;比他们一百年前所居的迥然不同……”[11]

印度应该如何独立?甘地始终是在文明论的意义上予以回答和阐述的。在其看来,即便取得了民族解放,获得了国家主权,如果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模式已经完全西化了,印度也依然是被奴役的状态——不是被某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殖民,而是被另一种精神文明所奴役。所以,想要印度真正获得独立,“只有找到了疾病的根源……把印度的奴役根源去除掉,印度自然便能够获得自由。”[12]

这个“疾病的根源”,在甘地看来,并非是英国殖民者,而在于印度那些“受到了西方文明影响的人”。正是这些人,自己首先成为了奴隶,并且以自己的尺度和视角来度量整个印度。因此,与其说是印度的独立,不如说是印度人民的独立:“如果我们成为自由,则印度亦是自由的了。”[13]甘地接受了当时极端派提出的司瓦拉吉(Swaraj)纲领,但他的司瓦拉吉观与极端派不同。他认为,司瓦拉吉不仅是政治自主,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与社会协调。[14]换句话说,甘地认为,当时的极端派主张的驱除英国人、实现政治自主,仅仅是印度获得独立、实现自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里,甘地提出了一个看似非比寻常,却又颇符合其哲学学说的印度独立观:“只要英国人变成印度化了,我们便能容纳他们。如果他们要在印度保持他们的文明,那便没有安插他们的地方了。”[15]

和当时极端派所认为的“印度的衰败是因为英国人的殖民,只有以武力驱除英国人才能够实现印度的自由”颇为不同,甘地始终是站在文明论的视角上对印度的独立和自由予以理解和分析的。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根本原因不在于英国殖民者,恰在于印度人民自己。以英国人所代表的近代文明观念取代印度人自己的文明观念,相对于政治枷锁来说,这是更加奴役人的精神枷锁。因此,争取印度独立与自治,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关键是在印度土地上还原印度自己的文明观念,而不论印度土地上生存的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

在此基础上,甘地回国后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其说是“抵抗”英国殖民者,不如说是对甘地所认为的传统“印度文明”的宣讲和演练。国内学者已经准确地指出,“非暴力的核心是爱和感化”,其方法则是“坚持真理的斗争”。[16]为什么选择“非暴力”的独立方式?什么又是“选择真理”?我们只有站在甘地所特有的文明论意义上,才能予以理解。我们可以说,非暴力是一种彻底的从文明论视角出发的宗教民族主义观念,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在此观念指导下展开的印度独立运动。选择“非暴力”是基于印度文明的人性性善论。以暴力方式取得民族独立,不是真正的民族独立,因为那种建立在西方人性论基础上的暴力斗争方式,即便获得了民族独立,也同时意味着印度作为一个文明的消亡。而且,甘地不仅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导师,同时也是奋战在运动第一线的战士。这实际上是以一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向所有印度人展示,在印度传统文明指导之下的印度式生活的真实状态。相比于在印度土地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而表现出来的另一种生产和生活状态,甘地的言行不啻为是向所有印度人展示,另一种生产和生活样式的可能性,并在这种对比中,证明甘地所谓的印度文明优益论。

可以说,在20世纪初,甘地希望印度成为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进而实现自治。这种主张代表了当时国大党领导层的主流意志。因为单纯致力于武装抗英,虽有宣传效果,但是却无力回答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印度人和英国人的统治为何不同的问题。印度半岛现在由英国人统治,印度独立之后,将由印度人自己统治自己,极端派怎样证明印度人自己统治自己,要比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更好呢?或者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广大的沉默的印度民众来说,更换了统治者,又有何不同呢?无疑,对这一根本问题,甘地给出了当时极端派所无力给出的回答,那就是文明论视角下的回答。而且,这一回答更为当时正在形成的印度民族主义,注入了文明或文化的视角。印度人之所以和英国人不同,不在于肤色、语言等外在表征,而在于其分享了不同的文明理念。这是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实质回答——尽管并非是唯一的回答。

应当说,印度独立之后尊甘地为“国父”,不仅是因为他领导了20世纪早期的印度独立运动,还在于甘地在印度民族主义证成上的实质性贡献。相对于同时期的国大党其他领袖,甘地不仅强调了印度实现自治的必要,还为国家在独立之后,应当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问题,描绘了自己的乌托邦。只是到了1947年,在印度独立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甘地的“乌托邦”却被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新一代放弃了。

因为对静态的农业文明的欣赏和对动态的工业文明的批判,甘地对新国家的建设方案是“乡村共和国”。这在《印度自治》中已经初见端倪。因为对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文明持批判观点,所以在甘地看来,“城市必然是罪恶,是无用的障碍,在那里人民得不到快乐。”[17]真正的快乐是手工的乡村生活。城市和乡村都有法庭、医生、律师和长老等等,但是和在城市里,这些都是压迫、奴役人的工具不同,在甘地理想的印度乡村共和国中,“(他们)都是有一定范围和限制的人,人人知道,这些职业,并没有特别优异之处……他们被认为是依赖人民,不是人民的主人翁。通常人们的规则,总是尽量避免法庭、法官、律师等……这种罪恶,也只有在都城中和附近显现。普通一般人民,都是独立生活着,并且遵守他们农人的职分。”[18]可以想见,在这样一幅“乌托邦”中,独立后的印度将成为潘查亚特管理的乡村共同体,传统印度文明中的乡村,将成为整个印度的基本独立单元。村民选出称为潘查亚特的长老议事会(或称五老会),处理村社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法律等事务;长老之间实现村落的联合,并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组建成新印度。[19]不难想见,在甘地的这一乌托邦式设想中,不仅英国政府遗留下来的议会民主制政体等近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成为多余,甚至领导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国大党,以及其他所有政党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何止是没有必要,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在甘地的文明论视角下,简直就是罪恶的近代文明在政治上的突出特征。所以,甘地在印度独立前夕愤而退党,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大党领导人,正是甘地所认为的,造成印度被奴役的根源所在,他们恰恰是那些“接受了英国文明的印度人”。而这批“接受了英国文明的印度人”,也必然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的问题上,给出与甘地截然相反的回答。

二、尼赫鲁与《印度的发现》

和上一代国大党领导人甘地不同,在尼赫鲁的成长轨迹中,英国有着重要地位。这位在16岁就留学英伦,先后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取得英国律师执照的海归知识分子,可谓是熟稔英国议会政治的规则,也看尽工业资本主义的浮华。因此,他对新印度前景的描绘,则呈现另外一幅画面。

首先,面对甘地所描绘的那个村社共同体乌托邦,尼赫鲁持明显的批判立场:“过一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这无益于进步和发展。”[20]就甘地所希望的那种以农业为主的新印度建设而言,尼赫鲁更是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印度)没有其他的工作而完全依赖土地生存的人太多了,给土地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和负担,这成了印度的大问题。印度的贫穷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能把这些人从土地上转移开,并给他们其他的能创造财富的职业,那么他们不仅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对土地的压力也能大大减轻,甚至农业也将兴旺起来。”[21]

其次,甘地在文明论的意义上截然区分英国人及其所代表的近代文明和印度人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文明不同,尼赫鲁较为清晰地区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在甘地那里,印度脱离英国走向独立,与其说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于另一个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农业—宗教文明体”脱离于“工业—资本文明体”,并且印度的本质就在于印度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那个静止不变的“农业—宗教文明体”。但是在尼赫鲁那里,英国也好,印度也罢,都并非必定始终与一种特殊的文明类型捆绑在一起。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类型,是每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都可能先后经历的文明类型。

比如甘地将以机械为代表的近代文明斥之为罪恶,尼赫鲁则是在社会发展史观上看待这一问题的。他认为,“作为机械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文明遍布整个世界……(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它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新帝国主义是新工业主义的产物。”[22]英国正是这种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的新帝国。新帝国的这种渴望,一方面是英国殖民印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方式,那就是“他们试图使印度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为他们的工业提供原材料。”[23]

所以,在反对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上,尼赫鲁和甘地是一致的;但是否将资本主义这一生产组织制度一并斥之,尼赫鲁则反对甘地。尼赫鲁在反殖民的同时,也承认英国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有组织性”的生产方式,“因为大机器和大规模工业想要很好地运转,必须要有良好的组织性。它还教会了人们做大事时的合作精神。它教会了人们高效和守时。”[24]这种品质,与所谓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无关,其和工业主义相伴随。

尼赫鲁反帝、反殖民、反封建,在他看来,印度要真正走向独立,对外反英国帝国主义和对内反印度封建主义是一体的。英国人不仅摧毁了印度的家庭小工业,而且“在印度,与(印度)最落后、最保守的阶级结成了同盟。支持奄奄一息的封建阶级;他们创立了地主阶层;他们支持成百上千的、在半封建的王国里附属他们的印度统治者。”[25]

反帝国主义意味着印度需要进行一场政治和国家革命,反封建主义则意味着印度同样需要一场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如果说“英国革命的发生是议会取得了最高地位,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它使得)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26]那么印度的社会革命,就在于“一个与工匠或农民截然不同的新兴工人阶级(的崛起)。”[27]如何进行促进新兴工人阶级崛起的社会革命,尼赫鲁在其狱中笔记《印度的发现》中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回答。

首先是工业化。尼赫鲁不否认,“在甘地先生领导之下,国大党一直主张农村工业的复兴……但是国大党从来也不反对大工业的发展。”[28]并且工业化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局势中的地位,因为“在国际相互依赖的形式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除非它是高度的工业化而且把它的动力自愿发展到了最大程度……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将继续地使国际局势失去均衡,助长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侵略倾向。”[29]这就是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最终意义上取决于经济上——尤其是工业上——的独立自主。《印度的发现》写于1944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尾声,英国政府也在策划有序退出印度的方案。因此,此时尼赫鲁考虑的工业化问题,必然关系到独立之后的印度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且,在尼赫鲁看来,如果国家不能迅速实现大工业化,反而着重农村农业和小工业化的话,即便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也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而经济上的控制将要落到别人手中。这种控制不可避免地会推翻它为了要追求自己的人生观而努力想保持的那种小规模的经济。”[30]不难发现,这已经是不点名地在向甘地隔空喊话了。

在尼赫鲁看来,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尼赫鲁与甘地具有一致性;但是和甘地从文明论的视角出发阐述印度民族主义不同,尼赫鲁对印度民族主义的阐发则是现代式的。

“印度必须减少它宗教狂的信仰而转向科学。它必须摆脱思想上和社会习俗上的固步自封。”[31]这里尼赫鲁直指种姓制度,“在印度教徒中,种姓是他们固步自封的标志和具体表现。”[32]因为在现代社会,“如果功绩是唯一的标准,并且每人机会均等的话,那么种姓便失去它现在突出的特征,并且实际上就会完结……这种(种姓)人生观必须完全改变,因为它是与现代条件和民主概念完全对立的。”[33]

而民主,以及伴随着民主的自由和平等,恰和宗教相对立,因为“宗教鼓励人们施舍穷人,而(自由和平等)鼓励人们摆脱贫穷,摆脱导致贫穷的制度。”[34]当然,尼赫鲁也承认民主与平等之间的不一致性:“就民主而言,它承认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尽管如此,民主还是宣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与社会价值”[35],而“如果我们可以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那么很有可能目前的不平等状况就会减少。”[36]

应当说,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这一印度独立之后亟需回答的根本问题上,国大党两代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分别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我们如果称甘地是一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么尼赫鲁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者。那些被甘地颇为珍惜的、源自历史的印度传统文明,恰恰是尼赫鲁所重点予以批判的对象。

甘地认为,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恰是因为印度人西化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文明,因而成为了自己的奴隶。尼赫鲁则代表了上升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将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看成革命的对象。在1946年12月13日印度制宪会议召开伊始,尼赫鲁做了基调演讲,提出制定宪法的《目标决议》。他指出,这部正在制定中的宪法必须“要向我们国家,以及世界展示我们的决心……(因为)任何政府都不能违背我们的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s),都不能减损我们印度的自由……(这部正在制定中的宪法所要展示的)基本原则就是,其一,政府必须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制定宪法,是因为作为整体的——而非依据任何党派和团体而组织起来的——人民授权我们制定这部宪法,因此,我们制定中的这部宪法一定要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其二,我们今天所制定的宪法必须确认印度乃是一个主权的共和国(Sovereign Indian Republic)。”[37]

一个月之后,在1947年1月24日的发言中,尼赫鲁又进一步阐明了印度制宪会议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一部新宪法让印度得以自由,让这部新宪法去哺育饥饿的大众、为赤身裸体的人们提供衣服,让这部新宪法能够为每一个印度人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发展自己提供充足的机会。”[38]“让印度得以自由”,意味着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哺育饥饿的大众……”则意在消除贫困,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充足的机会”意味着社会革命,要在印度社会打破传统的宗教、种姓、地域等对人发展的限制,根据个人资质、法律和教育等来建立起现代社会结构。这就是新印度所要实现的双重使命——国家建设和社会革命。

当然,就应当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来说,除去甘地、尼赫鲁的建国思想之外,在当时还有其他建国思潮。[39]但影响最大、受众最广的依然是甘地和尼赫鲁的建国思想,具体到1947年,尼赫鲁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成为了国大党的主流思潮,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大党人也主导了印度宪法的制定。

三、安培德卡尔论种姓、平等与宪法

尽管尼赫鲁为新印度的谋篇布局奠定了基调,正在制定的宪法条文能够落实尼赫鲁所看重的“双重使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其中,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法学博士安培德卡尔(B. R. Ambedkar)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40]

首先,在尼赫鲁关于印度“社会革命”——要让生活在印度的人打破传统的宗教、种姓和地域的限制,完全地依赖个人功绩来取得人们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的规划中,依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国家是否要给予那些历史上受到残酷压迫的低等种姓,尤其是在历史中被斥为“贱民”阶层的人以优待?对此依然有不同的答案。

种姓制度是印度在独立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原则问题之一。不解决种姓问题,就 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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