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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俄罗斯刑法共犯制度法律属性相关论争及立法展开
【作者】 庞冬梅Васильев И.А.Сидорова Н.А.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河学者}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共犯从属性说;共犯责任独立性说;共犯责任混合说;立法展开
【文章编码】 1674-9502(2020)01-001-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
【摘要】

俄罗斯刑法学界在共犯制度法律属性的相关论争中,先后引入了“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责任独立性说”,并且在前两说基础上提出了“共犯责任混合说”的主张。俄通说立场认为,共犯制度整体的法律属性具有“从属性”和“独立性”的双重特征,但具体到每个具体法律规范的法律属性,则体现为同一性,而非“混合式”的双重属性。俄罗斯现行刑事立法有关共犯制度的规定具体且详尽,这不仅体现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章关于共犯制度的专章集中规定(第32条至第36条[1]),而且还见诸于总则其他条款(第31条第4款、第5款[2],第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3],第67条[4]),以及分则诸多条款关涉共犯责任的相应立法规范。[5]俄司法实践中共犯责任的追究机制,以现行刑事立法规定为依托,兼采“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责任独立性说”的立场,在不断纠偏过程中逐渐趋向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755    
  

一、共犯制度法律属性相关争议问题

自19世纪初开始,各国刑法学家开启了共犯制度研究的极大旨趣,其研究内容包括共犯的概念和要件、共犯的形式和种类、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等问题。其中,共犯的法律属性问题当属共犯制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俄罗斯学界有关共犯法律属性方面的论著很多,学者们的立场也各不相同,因此,迄今为止,俄罗斯学界在共犯制度法律属性方面的争议仍然很大,其立场大致可以分为3种,即共犯从属性说、共犯责任独立性说和共犯责任混合说。[6]

(一)共犯从属性说(акцессрная теория соучастия)

俄罗斯学界通过文献考察认为,共犯从属性说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所属国家,是盎格鲁-萨克森法系(англосакцонское правао)的代表学者于中世纪时最先提出来的,之后在18世纪末法国发生的民主变革影响下,经由当时的刑事古典学派得以继承和发展。根据此学派代表学者的观点,共犯从属性说的立论原则有二:其一,没有对实行犯的定罪和处刑,就不可能对其他共犯人予以判罪;其二,其他共犯人的定罪所依照的立法规定,不只限于对实行犯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7]可见,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其他共犯人(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行为的评价需要从属于实行犯的行为。申言之,共犯从属性的“从属”是行为从属,而不是定罪从属。此共犯从属性说在帝俄时代(即俄国十月革命前),被当时的刑法学家称之为“旧派”或者“通说”,并且此说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各共犯人需具备故意和对所实施犯罪行为的合意。[8]

共犯从属性说限缩了刑事责任根据的范围,相对于其产生之初的封建社会所盛行的极其宽泛的责任根据来说,无疑是非常进步的学说。然而,根据共犯从属性说,如果实行犯由于某种法定事由而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便不能对其他共犯人定罪判刑,这显然违背公平正义理念原则。基于此,共犯从属性说逐渐从“极端从属”向“限制从属”方向发展。目前,即使是历来坚持严格从属的共犯从属性说的发源地英国,此说的“从属”特性也呈逐渐减弱趋势。[9]

在通常情况下,学者们所称的共犯从属性说中的“从属”,指的是共犯整体的从属。与前者不同的是,俄罗斯学界指称的共犯从属说中的“从属”,有时指的是部分从属。比如,帝俄时代的著名刑法学家塔甘采夫(Н.С. Таганцев)教授,在其论著中指的仅是帮助犯的从属性,而不是共犯整体的从属。根据塔甘采夫的观点,只有在共犯人所预期的行为开始实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帮助犯的从属性问题[10],即没有实行犯的行为,便无从谈起其对帮助犯刑事责任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塔甘采夫教授并没有阐释其限缩“从属性”概念的根据。之后的俄罗斯学者在论及共犯从属性理论时,指的往往也不是共犯制度整体的从属性,而是特指教唆犯、帮助犯和组织犯的“从属”。虽然根据俄罗斯现行刑事立法规定,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行为也构成共同犯罪《(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2款),但俄罗斯学界一般认为,共同实行犯情形下,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从属性”问题。因为此种情况下,各共犯人都是某一具体犯罪客观方面的实行者,所以各实行犯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属性意义上的相互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共犯从属性说指的并非共犯制度整体,而仅指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从属性”。[11]

如果以俄罗斯学界关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动态发展进程为考查路径,则可以概括出此说在俄罗斯学界的发展轨迹。在苏联时期的刑法学说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共犯从属性说往往被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所以,此说时常面临被驳斥的命运。[12]当时的学界普遍认为,根据共犯从属性说,共犯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依据的并非其个人所实施的行为,而是实行犯的行为,这必然会导致客观归罪,同时也是对个人责任原则的违反。[13]当然,此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绝对化了。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理念中,共犯从属性说中的“从属性”指的并非中世纪英国的“极端从属”,而是限制从属,即实行犯的行为只是对其他共犯人的责任追究产生影响,实行犯与其他共犯人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依赖”关系。况且,就目前世界各国共犯制度的现状来看,许多接受共犯从属性说的国家,同时也承认共犯个人责任的存在。在当今诸多国家的刑法中都存在这样的规则:即使在实行犯行为缺位的情况下,也可以追究其他共犯人的刑事责任。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联邦刑法学界开始普遍认同共犯从属性说理念的合理性,并且将其运用到共犯制度的立法规定当中。[14]在俄罗斯联邦现行刑事立法有关共犯制度的规定中,有许多规范都蕴含着共犯从属性说的理念。比如,根据俄罗斯现行刑事立法规定,如果实行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能将犯罪进行到底,则其他共犯人也与实行犯一样,应当承担犯罪预备或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4条第5款),并且共同犯罪的时间和地点按照实行犯所实施行为的时间和地点予以认定。如果在此种情形下,实行犯实施的犯罪活动属预备犯罪,并且此预备犯罪又不属于重罪或特别重罪之列,则其他共犯人都从属于实行犯,均免予刑事追究(《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0条第2款[15])。前述刑法规定表明,当代俄罗斯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共犯从属性理论。

(二)共犯责任独立性说(теори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共犯责任独立性说起源于大陆法系。此说主张各共犯人责任独立于实行犯的责任,即共同犯罪是一种个人独立性责任形式的犯罪活动。俄罗斯刑法学者海费茨(И.Я.Хейфец)在其自成一体的学说体系中,将此说称为“共犯中间理论”,其理由是,持此说的学者一方面承认应当保留共犯学说,另一方面又认为共犯人责任承担的根据,应当是每个犯罪人的个人责任原则。[16]俄罗斯学界持共犯责任独立性说的学者很多[17],根据他们的观点,共犯人责任的根据,应当是每个共犯人行为中具备刑法总则规定的一系列条件,且这些条件又与刑法分则相应规范一起,共同构建了组织行为、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的特别构成。[18]

应当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刑事立法有关共犯制度的规定中,许多规范都体现着共犯责任独立性说的理念。比如,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4条第1款的规定:“共犯人的责任由每个共犯人实际参与犯罪的性质和程度决定”;第36条关于实行犯过限的规定也体现着共犯责任独立性学说的立场,即其他共犯人对实行犯之超出共谋范围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此外,俄罗斯现行刑事立法有关犯罪中止的规定,也体现了共犯责任独立性原则,即如果组织犯和教唆犯及时向权力机关报告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成功阻止实行犯将犯罪进行到底,则不负刑事责任;如果帮助犯采取了他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以阻止犯罪的实施,则不负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1条第4款),可见,在此两种情形下,各共犯人刑事责任的免除,并不取决于对实行犯所实施行为的法律评价。俄罗斯刑法还规定,教唆未遂的情况,按照犯罪预备处理。[19]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实行犯的实行行为,也一样可以单独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这也是共犯独立性说的一种体现。你怀了我的猴子

(三)共犯责任混合说(смешанная теор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在共犯制度法律属性探讨过程中,俄罗斯学界出现了另外一种折衷立场,即共犯责任混合说,其代表学者是阿韦季相(С.С. Аветисян)。阿韦季相认为,由于源于不同学说的各种法律制度,实际上都体现于现实的刑事法律和其他理念的要素当中,因此,有必要在前述两学说的最合理要件基础之上,创立共犯责任混合说。构建此说的宗旨是“能够确定这样一些最低限度的根据(必要且充足的条件),并且在不同共犯形式下,以及实行犯所实施的各种不同犯罪活动中,依此根据来确定各共犯人的刑事责任”[20]。可见,持混合说的学者认为,此说的提出是为共犯人责任的追究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而现有的共犯从属说和共犯责任独立说不足以解决前述问题。根据混合说学者的立场,共犯责任混合说不仅可以解决刑法理论问题,而且还可以将其应用于司法和执法实践。此说的立论根据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此说“并非为共犯刑事责任的追究建构补充根据,共犯人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是其行为中具备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

2.此说“要求不断地识别和统计刑法学以及立法实践和执法活动中所有共犯理论的适格要件”;

3.此说“在赋予共犯人责任独立性和个别化特性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统计出,特定情形下各共犯人责任之于实行犯活动和责任的依附程度,各共犯人的责任具有独立性并且不取决于其他共犯人的责任”;

4“.混合说有关共犯人责任之显著特征的统计,能够有效促进对团伙犯罪的打击”[21]。

俄罗斯学界对混合说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指出,混合说立论根据的第一、二点也是其他共犯责任理论所共有的,而非混合说所特有;第三点既主张共犯人责任的独立性,又认同其从属性,所以此点立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第四点立论只是说运用此说可以有效地打击团伙犯罪,但并未阐述其如何实现对团伙犯罪的打击。[22]基于此,他们认为,混合说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此,没有存在的必要。

(四)通说立场

俄罗斯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代各国刑事法律中所规定的共犯制度结构,通常呈组合性发展态势,在共犯人的责任构成中,既包含共犯人的独立性要件,也有其他共犯人对于实行犯责任的从属性特征。因此,就法律属性而言,共犯制度规范具有混合性,即一部分规范体现的是从属性,另外一部分规范则体现出独立责任特性。与此同时,在这两种规范中的每一条规范均具有同一的法律属性,而非混合法律属性。换言之,共犯制度中的每条规范,均不具有前述共犯责任混合说中所阐述的任何“混合”“双重”属性。当然,就共犯制度整体而言,其法律属性是具有双重特性的,即独立性和从属性。俄罗斯联邦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制度的规定,是由一系列总则规范和分则规范构成的。这些规范中,有的具有从属特性,有的则反映出共犯人责任的独立属性。无论是从属性理论,还是独立性说,其实质上只是分析共犯制度结构的一种思维模式。如果要探讨共犯责任的实然根据,则只有刑事立法中所规定的共犯制度规范本身才是分析的必要载体,而非某种抽象的理论。

二、共犯法律属性的立法展开

共犯行为定罪的实现,是以规范规则和学说规则为依据的,而后者又是建筑于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责任独立性说基础之上的。

(一)共犯从属性说的立法实现

根据俄罗斯通说立场,共犯从属性说的实质,体现为其他共犯人(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与实行犯相比较,前者处于次要共犯的地位。因此,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所实施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评价,更多地从属于对实行犯(共同实行犯)行为(不作为)的定性。这种从属性主要体现在如下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1“.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行为,依照本法典分则有关实行犯行为(不作为)定罪的条款,并援引本法典第33条规定[23]予以定罪”(《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4条第3款)。此条立法规则只有2种例外情况:第一,如果其中1个共犯人的年龄没有达到应当对其他共犯人适用的刑法分则条款要求的责任年龄,则可以对其适用刑法分则其他条款的规定予以定罪处罚。例如,1个15岁的行为人被法院认定为侵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罪的帮助犯,由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17条所规定的“侵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罪”的适格主体应年满16岁,所以此未成年人只能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5款、第105款和第2款的规定,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而本案中直接参与犯罪活动的其他实行犯,作为其所触犯罪名的适格主体,则应依照俄罗斯刑法第317条规定的侵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实行犯所实施的行为,其要件不是(或不完全是)其他共犯人故意内容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刑法第36条规定的实行犯过限行为,其他共犯人对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2.实行犯行为中所包含的加重责任构成要件归责于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当然,此种情况当遵循主观归罪原则[24],即加重责任要件当为各共犯人故意内容所涵盖)。以俄罗斯腐败贿赂犯罪为例,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针对腐败贿赂共犯行为的刑事法律评价问题,于2013年7月9日出台了《关于贿赂和其他腐败犯罪案件司法实践第24号全体会议决议》。在此《决议》第20条所作的司法解释中阐明,“如果贿赂罪或商业贿买罪中含有具有更高社会危害性特征的加重责任构成要件(诸如:伴有敲诈勒索行为;有预谋团伙或有组织团伙实施的;受贿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等),并且这些加重责任情节属于各共犯人故意内容之内的,则应当在对此类犯罪共犯人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时予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共犯人对前述所列加重责任要件是知情的,则应当对其进行归责。

俄罗斯司法实务中发生过这样一则案例,是此类共犯从属性原则适用比较典型的情况。法院审理确认,甲和乙去找丁,让丁去杀害和他们有仇的丙(为方便读者理解,此处略去涉案人员的真实姓名)。至于杀人的时间、地点、杀人方式等细节问题均由丁自行决定。由于丁是用引爆手榴弹的危害公众方式杀害被害人丙的,并且甲对此是知情的,所以,甲的行为应当依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4款、第105条第2款第6项的规定,以使用危害公众方法故意杀人的教唆犯定罪处罚。[25]

上述案例中,法院对教唆犯甲的行为,以加重责任构成要件“使用危害公众方法”予以定性,其根据是实行犯使用的犯罪方法是该教唆犯故意内容之内的(虽然该教唆犯在教唆实行犯杀人时并未指定具体的杀人方法,其杀人方法是实行犯所独立选择的)。

俄罗斯刑法理论界关于专属于实行犯个人身份所特有的加重责任构成要件,是否可以归责于其他共犯人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案。[26]俄罗斯司法实务中对于此类案例的解决也存在过相互冲突的立场。以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于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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