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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及反思
【作者】 王建平张达君【作者单位】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破产法【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23【页码】 5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7705    
  
  重整制度移植于中国已3年有余,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文化传统及司法国情中,就其拯救困境企业这一功能价值而言,可以概括为不遗余力,充分发挥。具体地说,不仅陷于困境甚至“死境”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将重整视为寻求新生的救命稻草,法院对于进入重整程序的企业,也不遗余力地发挥司法拯救的功能促使重整成功。地方政府更乐于见到困境企业被救活而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于是,进入重整程序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法律程序上被拯救出了困境。以上市公司为例,截至2009年底,已终结重整程序的20件上市公司重整案中,法院无一例外地批准了重整计划。企业破产重整的实践表明,重整制度在拯救困境企业方面一方面卓有成效,大量困境企业通过重整获得新生。另一方面,百分之百的重整成功率,有违常识,也与重整制度本身的设计目的相悖。即使在重整制度发达的美国,“近年来寻求破产重整的公司中,只有不到20%的成功率。”{1}因此,有必要总结、检视并反思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
  一、法院重整计划批准的一般做法
  同经典的重整计划批准制度一样,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分为正常批准和强制批准两种情况。正常批准是指经过债权人和股东等关系人分组表决,重整计划获得各表决组的通过,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而批准该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是指重整计划得到部分表决组的通过,但没有得到全部表决组的通过,法院不顾部分表决组的反对,依据法律设定的标准而批准重整计划。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正常批准制度,第八十七条规定了强制批准制度。
  正常批准中的审查事项
  企业破产法对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的规定只有第八十六条一个条文,实践中正常批准制度的审查机制几乎形同虚设,法院在这个环节的作用实质上相当于一个橡皮图章。这固然与重整制度的目标与需求不相符合,但也为中国法院通过灵活的手段来拯救困境企业留下了空间。在应然层面,法院应当对重整计划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在实然层面,法院的审查存在诸多缺失。
  1.合法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包括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程序性审查是重点,主要是审查重整计划的制作、修改、提交直至表决的程序是否合法,尤其是表决程序的合法性。其中,重点审查对重整计划的通过有影响的关系人各方在此期间是否对重整计划的通过实施了不正当行为。实践中容易出现债务人或其控制人为争取债权人支持,在私下和债权人谈判时,给予重整计划外的清偿等行为,但鲜有法院对此主动审查。
  2.合理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存在诸多法院可自由裁量的空间,也是法院拯救困境企业的发挥空间——法院在把握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以拯救困境企业为目的,灵活处理问题。在程序合理性方面,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重整计划的制定、修改、表决是否符合程序要求,对于小瑕疵一般都忽略掉。在目的正当性方面,法院主要对重整计划是否符合重整目的进行审查,重点审查重整计划是否仅仅为了减免债务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需要对重整计划的制定人提出重整计划是否善意、是否以诚实公正的方式作出、是否使用了法律禁止的手段进行考量。在利益平衡性方面,实践中,法院一般重点审查重整计划是否符合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以此原则为底线,只要重整计划获得通过,法院在重整成功的目标之下,较少再考虑债权人的更多利益。
  3.可行性审查。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重整计划中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合理可行,二是重整计划规定的债务清偿方案等切实可行,能够顺利筹集资金,清偿债务,不存在估值虚高、行政许可等方面的障碍。可行性方面的审查实际上是市场判断,并非法院的强项,法院往往无从判断,但实践中法院却很少借助专业机构的意见,从而出现重整计划执行不下去、陷入僵局的情形。
  强制批准中的法院倾向和做法
  各国法律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都规定了明确具体的标准,以防滥用。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强行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与各国通行的基本原则相近。在程序方面,企业破产法规定了强制批准制度启动的前置程序。在实体方面,则规定了最低限度接受原则、充分保护特殊债权原则、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对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公平公正原则、公平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可行性原则,远比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更详细、更严格。在实践中,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执行起来也很严格,需要反复考量和层层审批。但整体来看,法院仍多倾向于能批准则尽量批准,目标还是追求重整成功。主要体现在对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把握上。
  在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方面,法院较少从实质上考虑。比如,债权人判断重整计划是否有利,需要与假设公司破产清算的情况下其所能得到的清偿的价值估计相比较。而在上市公司清算价值的评估问题上,往往存在不合理之处。评估机构对上市公司偿债资产的评估通常未将上市资格即“壳”价值包括在内,而实际上,进入重整的众多ST公司的资产中,“壳”价值常常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由此出现一个怪状,即:上市公司仅需调整少部分出资人权益即可以偿还其按照重整计划应偿还的债务,上市公司的破产财产丝毫不需要动用。债务人、出资人通过重整都可以获得收益,但债权人是否获得了合理的清偿,是否符合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则不无疑问。
  在对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公平公正原则上,法院常常为了重整成功,而放松审查标准。比如,在天颐科技重整案中,由债务人制作的重整计划中对出资人权益作了以下调整方案:15名中小非流通股东持有的S↑*ST天颐近660.4万股非流通股则被要求以1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战略投资者之一——海南椰岛,当时即引起中小非流通股东的强烈反对。但该重整计划依旧被法院强制批准。
  二、在重整计划的审查批准中法院如何拯救困境企业
  事实上,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审查批准并无一个单独完整的程序,法律也未规定法院批准前要举行听证会之类的审查程序。法院的审查分布于重整计划的制定、修改、磋商和表决等一系列环节中。
  援引政府做后盾
  在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司重整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一家公司进入重整之前,往往要经过大量磋商和协调,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和支持。通常情况是,地方政府认为该公司具有拯救价值,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法院才可能启动重整程序。这样做有其现实合理性。因为如何衡量一个有破产可能的企业对当地经济社会的价值,负有经济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比法院更有条件进行整体判断。此外,在重整案件审理过程中,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进程要顺利得多,包括寻求战略投资者、职工安置、维护社会稳定、税收债权的减免甚至与债权人的协调和谈判等工作,多需要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政府出面。
  法院积极寻求地方政府作为审理重整案件的后盾,在重整计划表决前的磋商过程中,法院往往会寻求地方政府出面与债权人尤其是银行债权人沟通协调。地方政府掌握了诸多资源,通过其沟通协调,重整计划更容易获得通过;是否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法院审查批准重整计划的重要因素。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重整计划的执行也更有保障。
  密切指导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
  法院从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伊始便开始介入,在重整计划草案制作人的选择上,实践中一般会选择管理人。在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过程中,法院亦非放任制作人自由发挥,而是密切指导。如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重整案件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强化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的指导。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债务人(或管理人)制定并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指导,积极促进债务人、债权人、职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协调沟通,努力引导重整计划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不断完善重整计划的形式和内容,切实提高重整计划草案的质量。”为了争取重整计划获得通过,在债务清偿方案上,往往会做出一些灵活的技术性设计。比如,在新太科技重整案中,根据实际情况,对10万元以下的小额债权(含大额债权的10万元以下部分)全额清偿,由此获得了广大小额债权人的支持,降低了重整计划通过的阻力。法院加强对重整计划制定的指导,可以提高重整效率,避免将来通过的重整计划不被批准,也有助于从一开始就保证重整计划的质量。但法院在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不宜过度介入,更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先下定论,而应是中立的主导者,掌握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分歧焦点,有效地组织磋商。
  积极引导重整各方磋商
  从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到重整计划的表决,是一个各方反复磋商,反复谈判并反复修改的过程。重整计划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而主动权掌握在债务人手中。债务人在重整计划制定、修改、表决过程中,是最有积极性的一方,而债权人由于其分散性,容易被债务人各个击破。同其它的商业谈判一样,重整计划的谈判方式主要是债务人试图让债权人接受重整计划,支持重整计划。
  实践中的谈判磋商主要是分散性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一对一私下进行的。在这种谈判磋商过程中,法院可以组织债权人集体与债务人磋商,并在其间斡旋。此外,法院还对重整计划的磋商予以监督,对重整计划谈判中的违法行为,法院在审查重整计划时应该严加审查,必要时,应告知利害关系人有权对重整计划草案制定和表决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法院对重整计划的谈判磋商进行引导,促使谈判各方达成共识,有利于排除影响重整计划通过的障碍。如广东中谷糖业重整案中,法院通过与投资人的协商,达成了让投资人在重整财产之外单独清偿蔗农巨额欠款的条款,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有利于重整计划的通过。{2}
  灵活设置表决程序
  在表决程序中,由于利害关系人的分散和投票积极性的差异,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以有利于重整计划的通过为目的,灵活设置重整计划的表决程序。比如,在上市公司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中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案进行表决时,是否应当保障广大流通股股东表决权的问题。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在出资人组表决时开通网络或通讯投票的方式,在实践中,已进行出资人组表决的上市公司重整中通常仅采取了现场表决方式,未另加网络或通讯表决方式。法院一般也不会对此严格要求,以有利于重整计划的通过。又如,目前商业银行的减免债务授权表决制度还没有与破产重整制度相衔接,导致在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分组表决中,债权人银行因未获得总行免除债务、核销坏账的授权而难于表决,甚至投反对票。在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针对债权银行尚未建立减免债务授权表决机制的状况,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创造性地将表决分为三类选择:同意、不同意和同意由法院依法裁决。经过后来的表决,担保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虽未能直接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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