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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及其评析
【英文标题】 Trus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张淳【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信托、信贷法
【中文关键词】 =法律科学期刊年份=2002期刊号=2页码=110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及其评析英文标题=Trus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副标题=英文副标题=作者=张淳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摘要=《中国信托法》中的重要的创造性规定包括: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确认信托财产
【英文关键词】 trust;trust property;trustor;trustee;beneficiary
【文章编码】 1000—5307(2002)02—011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2
【页码】 110
【摘要】 《中国信托法》中的重要的创造性规定包括: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生效要件,将委托人的三项重要权利规定为其以自己的行为干预信托的权利,为委托人增设因其重大侵权行为而变更受益人或者解除信托的权利,为受托人增设对信托的保密义务,将受益人不确定的信托规定为无效信托,将信托监察人制度限定适用于公益信托并规定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72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简称《中国信托法》),已于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信托制度这一新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方式,其基本构造是:由委托人通过提供信托财产设立或者因法院推定成立,由受托人执行即管理信托财产与处理信托事务,由受益人获得信托利益即在信托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其中委托人与受益人可以是同一人。英美法系各国均有主要以判例法为存在形式的信托法,其中英国信托法已有了六百多年历史并早已趋于完善和定型,美国信托法是全面承袭和沿用英国信托法的产物,其他各国信托法则为这两国信托法所衍生。美国法律学会编纂的《美国信托法重述》将英美信托判例法与制定法中的各项重要规则以条文形式全部列入其中,这些条文在由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外国学者撰写的许多关于英美信托法的学术著作中都是作为法律依据引用。在大陆法系区域内除我国外仅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有信托法,其中颁布于1921年的《日本信托法》是大陆法系第一部信托法,该法中的一部分规则系抄袭自英美信托法,另一部分规则却是出自于日本立法者的自行设计。颁布于1961年的《韩国信托法》几乎可以说就是《日本信托法》的翻版,颁布于1995年的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中的大多数条文与《日本信托法》中的相应条文在内容上基本一致。稍加比较便可以发现,《中国信托法》的大部分内容均吸取自英美日韩四国信托法,但该法中确有一些重要规定却为我国立法者自行设计,这些规定为该法所独有,且它们因具有创造性质、在世界信托立法史上明显地属于标新立异从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些规定进行正确审视与评析,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该法的理论认识。鉴于《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分别为英美信托法与大陆法系信托法的代表,故笔者特以它们为参照物来指出《中国信托法》中的这些具有创造性质的重要规定,并对这些规定作适当评析[1]。
  创造性规定之一: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
  信托合同为设立信托的一种最为常用的方式。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在外国信托法上已成惯例:一般认为要物合同是指除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外,还必须交付标的物才能视为成立的合同。{1}(P6)其特点是自标的物交付完成时起成立。《美国信托法重述》第3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人在生存期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表示将财产转移于另一人占有,但他却没有将财产转移于该人,信托不成立”。由于此条中提到的财产转移只能够通过合同进行,该合同因以设立信托为内容从而属于信托合同;可见依据此条信托合同确定无疑地属于要物合同。《日本信托法》对于信托合同的性质未作出与《美国信托法重述》的前述条文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但该法既没有规定这一合同自签订时起成立,也没有规定委托人自这一合同签订时起便负有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的义务和受托人自此时起便享有要求委托人向其交付信托财产的权利;故在日本信托合同通常被视为要物合同。{2}(P34)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指出“契约信托行为乃要物行为”,{3}(P60)实为对外国信托法前述规定的总结。
  《中国信托法》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一般认为诺成合同是指仅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的合同,{1}(P6)其特点是自签订时起成立。该法第8条第3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可见依据此款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当属肯定。
  有学者指出“要物契约与诺成契约区别之实益,在于契约成立时期之差异”。{4}(P9)但这并未触及本质。要物合同与诺成合同有法律意义的区别,实质上在于要物合同在签订后于标的物交付完成前尚无强制执行力,从而其当事人对该合同享有反悔而不予履行的权利,诺成合同则自签订时起便具有强制执行力从而其当事人并无前述权利。对于要物合同的前述特点已有学者以赠与合同这一典型的要物合同为例作了揭示。{5}(P27)将无偿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而将有偿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早已成为外国民法的传统。外国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主要在于一方当事人对无偿合同在标的物交付完成前的反悔而不予履行,一般不会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而对有偿合同反悔,如一方当事人则恰恰会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可见这一民法传统有一定的合理性。信托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并在后来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流行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英美法系国家。但在早期流行于这些国家的信托主要是民事信托,其中又多为无偿信托,导致无偿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均为无偿合同,故创制于同一时期的英美信托法由前述民法传统决定自然会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日本信托法》将信托合同视为要物合同则是由于英美信托法的影响所致。外国信托法在早期将信托合同视为要物合同实属理所应当。然而,在19世纪中后期,作为有偿信托的商业信托出现并很快地流行于外国。到目前,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制定有信托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商业信托在数量上均大大多于民事信托。不仅如此,有偿的民事信托也多了起来,致使有偿信托已成为流行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信托的主流,而导致有偿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恰恰均属有偿合同。尽管如此,目前各外国信托法却仍然坚持过去的态度,即仍然笼统地将信托合同一并视为要物合同,而并未通过修正这一态度将其中的有偿合同确定为诺成合同。显然,外国信托法的这一态度在目前已属有悖于前述民法传统,显得不合时宜。目前存在于我国的信托几乎全都是商业信托。在我国于私人之间向来并无设立民事信托以实现财产管理的习惯,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们的价值观念角度看,可以断言今后民事信托即便出现,其一般也肯定为有偿信托。《中国信托法》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既体现着借鉴了前述外国民法的传统,又体现着从我国信托的实际出发。由于这一规定意味着信托合同自签订时起便具有强制执行力,从而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受托人在信托财产交付完成前对该合同均已不能反悔而不予履行,故它的施行将为信托业领域内的合同秩序的稳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并因此而极大地促进信托业的健康发展。可见虽然不能够仅据此便得出该法的这一规定要优于外国信托法的相应规定的结论,但这一规定的确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
  创造性规定之二: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
  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在外国信托法上已成惯例。《美国信托法重述》第2条将“信托”定义为“系指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财产信赖关系,一方(受托人)享有财产所有权,并负衡平法上为另一方(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与处理财产之义务,而以明示意思表示设立者”;第17条第2款则将“财产所有权人在生存期间将财产所有权转移于另一人并以后者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受托人”规定为设立信托的一种方式。此两条便体现着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对这种由受托人享有的信托财产所有权,在英美信托法上被称为“普通法所有权”。{6}(P64)《日本信托法》并未明确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由何人享有,但该法第1条规定:“本法称信托者,谓实行财产权转移及其他处分而使他人依一定目的管理或者处分财产”。由于此条中的“财产权”显然包括财产所有权在内,故其中的“财产权转移”在日本通常被解释为其结果是“使受托人取得了信托财产的完全所有权,成为所有人”。{7}(P2)
  《中国信托法》实际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该法第7条第1款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依此条信托财产所有权在信托设立前须由委托人享有。该法第2条在此前提下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此条中的“财产权”也包括财产所有权;然而,其中的“财产权委托”却不仅在内涵上并不相同于“财产权转移”,并且其实施结果也并不能够导致包括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任何财产权被转移给受托人。可见此条意味着该法实际上是认为在信托设立后信托财产所有权仍然由委托人享有。关于该法的这一态度,还可以由其第28、29条使用的“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这一法律术语和第15条关于“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终止,信托财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的规定佐证。
  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是《中国信托法》最大的标新立异,且这一标新立异还构成该法的最大特色。但该法的这一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这一规定没有、并且也不可能为遗嘱信托情形下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提供法律依据。依该法第8条第2款信托可以由委托人通过遗嘱设立,然设立信托的遗嘱却毕竟是在委托人死亡时才生效的,而已经死亡的委托人因依据《民法通则》第9条其民事权利能力已经终止,从而已经不再能够继续享有为其在生前享有的包括信托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任何权利;此时信托财产所有权由何人享有?对此该项规定显然无法回答。第二,这一规定没有、并且也不可能为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提供处分权依据。为了实现对信托的有效运作,在信托存续期间经常需要由受托人独立处理信托财产。信托的性质决定了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必须以自已名义进行,这便致使这种处理必须存在处分权依据,这一依据需要由信托法来提供。由于对财产的处分权依据《民通通则》第71条属于财产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致使《中国信托法》对这一处分权依据的提供只能通过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的途径实现。然该法的这一规定却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致使在信托情形下受托人以自己名义独立处理信托财产显然欠缺处分权依据。这不仅有悖于信托的性质,就信托的运作而言简直不可想象。因为欠缺处分权依据,将使得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理在法律上成为不可能,致使其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处理信托事务。外国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这一规定因恰恰既能够为遗嘱信托情形下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提供法律依据,又能够为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提供处分权依据从而并不存在前述缺陷。可见就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之规定的科学性而言,《中国信托法》不及外国信托法。
  创造性规定之三: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生效要件
  是否确立有信托公示制度是英美信托法与大陆法系信托法的重要差异之一。尽管目前在包括英美法系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法律要求对若干类型的财产必须由有关国家机关进行登记,但在《美国信托法重述》中却并不存在以规定信托财产登记对信托效力影响为内容的信托公示制度。《日本信托法》却确立有这种信托公示制度,为该法规定的这一制度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对抗要件。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就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所实行的信托,非进行其登记或注册,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依此款的精神,依法应当办理登记或注册手续而未办理的信托在设立后仍属有效,只是其效力只能够对该信托的各方当事人发生,而不能够对第三人发生。
  《中国信托法》也确立有以规定登记对信托效力的影响为内容的信托公示制度,但为该法确立的这一制度却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生效要件。该法第10条第1款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第2款规定:“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一个国家只要有法律要求对某些类型的财产必须进行登记,在其信托法中便理应确立以规定信托财产登记对信托的影响为内容的信托公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信托法》与《中国信托法》对信托公示制度的确立值得肯定。在外国,为法律要求登记的财产主要是不动产,信托法向来被视为属于民法的范围。《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除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将登记确定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出于法律协调方面的考虑,《日本信托法》中的信托公示制度只能够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对抗要件。我国法律也要求对不动产物权变动进行登记,但在我国民法理论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将登记视为民事行为的特殊书面形式之一,{8}(P250)并指出不遵守法定方式的民事行为无效,{8}(P248)依法应当登记然而却并未登记的民事行为恰恰属于不遵守法定方式的民事行为。《中国信托法》中的信托公示制度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生效要件显然是由这一学术观点影响所致。很难说登记对抗要件与登记生效要件孰优孰劣,但信托登记毕竟是由有关国家机关进行,它体现着对信托设立的国家监督,有关的信托只有在其设立时经过登记则国家监督才算是得以落实。同《日本信托法》中的相应制度相比较,《中国信托法》中的信托公示制度由于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生效要件,致使这一制度在促成信托当事人办理信托登记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无疑会显得要大一些,从而在落实对有关信托的国家监督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也相应地显得要大一些。
  创造性规定之四:将委托人的三项重要权利规定为其以自己的行为干预信托的权利“委托人地位迥异”是英美信托法与大陆法系信托法的根本区别之一。{9}(P100)尽管信托系由委托人通过提供信托财产设立,但信托利益却归属于受益人。英美信托法正是基于此点而并不认为委托人是信托的利害关系人之一。{10}(P66—67)此点在《美国信托法重述》中的反映,便是它并未授予委托人任何权利。《日本信托法》却肯定委托人为信托的利害关系人之一,{11}(P207)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其享有若干权利。其中有四项重要权利被该法规定为委托人请求法院干预信托的权利,即这些权利是以法院为行使对象并以要求法院通过实施某种行为对信托的某一方面进行干预为其内容。它们是:(1)请求法院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权利。该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委托人在“因信托行为成立当时不能预见的特别情事,致使信托财产管理方法不适于受益人利益时,可以向法院提出变更该管理方法的请求”。(2)请求法院将受托人解任的权利。该法第47条规定:“委托人违背其任务或有他事由时,法院因委托人、其继承人或者受益人的请求,可以将其解任”。(3)请求法院选任新受托人的权利。该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职责终止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选任新受托人”。(4)请求法院检查信托事务处理情况权利。依该法第4条第2款的精神,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检查信托事务处理情况(此款全文见本部分第三自然段)。这后面两条法律中的“利害关系人”在日本通常被解释为其中包括“委托人”。{11}(P207)
  《中国信托法》也授予委托人三项在行使结果方面与《日本信托法》确认的上述权利中的前面三项相同的权利,但这三项权利却被该法规定为委托人以自己的行为干预信托的权利,即这些权利是以受托人为行使对象并通过要求受托人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变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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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丁邦开.合同法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日)四宫和夫.信托法(M).东京:有斐阁株式会社,1979.
{3}徐国香.信托法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86.
{4}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隋彭生.合同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6}P.V.Baker and P.St.J.Langan:Snell’s Principles of Equity(M).London:Sweet & Maxell,1986.
{7}日本东洋信托银行.日本银行信托法规与业务(M).姜永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8}佟柔.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9}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10}方嘉麟.信托法理论与实务(M).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11}(日)中野正俊.信托法判例研究(M).东京:酒井书店株式会社,1985.
{12}Jill E.Martin.Modern Equity(M).London:Stevens & Sons,1985.
{13}George G.Bogert and T.Borgert.Handbook of the Law of Trusts.Minn:West Pusblishing Co,1973.
{14}张淳.信托法原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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