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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上)
【副标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作者】 张文显
【作者单位】 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基础
【文章编码】 1006-6128(2016)02-0005-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页码】 5
【摘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法治强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理论风格、务实的实践导向。就其内容而言,既包括法治的一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理论,也包括指导依法治国丰富实践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本文拟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习近平依法治国核心思想三个方面体认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本质、理论风格和理论意义,透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厚重的人文哲学底蕴、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习式风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713    
  
  [编者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结合法治普遍规律、现阶段中国国情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丰富实践,提出并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理念,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谨、具有纯熟哲学方法和鲜明实践面向的法治理论,堪称“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法治强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文本,对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依法治国的创新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凝练,是法学界的时代性课题。自本期开始,本刊将接续3期刊发张文显教授从“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的视点为本刊撰写的特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分别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下)——习近平依法治国核心思想》。特发此文,以飨读者,期冀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发展了法治理论,形成了具有科学理论形态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学习好、研究好、实践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科学的理论形态和鲜明的理论风格,展现出守正创新的理论思维、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运筹全局的改革思维、精准练达的辩证思维等特征。
  一、守正创新的理论思维
  作为引领和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奋力推进法治强国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学原理、坚持了包含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精义,汇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理论界的优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从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深刻阐述了法治的普遍规律、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基本原则、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深刻回答了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形成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协调推进局面,如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等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树立了理论发展守正创新的典范。其主要标志是:
  (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专门阐述法治或以法治为重要内容的讲话和文章,内容涵盖法治原理、法治文化、法治道路、法治改革、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体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严治党、国际法治、全球治理等。其中代表性专题讲话和文章就有: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1]2013年11月9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部分内容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题收录于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14年1月14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3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0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3日《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部分内容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题发表在《求是》杂志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13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3月24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10月14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3]2016年1月12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四次、六次、七次、九次、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十五次、十六次、十九次会议上的系列讲话。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法治建设、法治改革、政法工作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国家宪法日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这些讲话、文章、指示、批示和谈话充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情怀,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知行一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从而使我国法治建设在一个更加成熟、更加科学、更加先进的法治理论体系指导下全面推进。
  (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专题讲话、文章、指示、批示、谈话几乎涵括了法治和依法治国的全部理论要素,例如,法治的本质、法治的价值、法治文化、法治形态、法治模式、法治话语、法治信仰、法治权威、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尊法守法,党与法、民主与专政、国体与政体、民主与法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治、法治与经济、法律与政策、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公序良俗、法治与国家治理、法治与社会治理、法治与全球治理,自由、平等、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制约和监督权力,权利、义务、责任、法律体系、法律实施、法律救济、法律援助等。以文本形式涵盖法治理论要素,并以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阐释,说明我们党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思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风格。
  (三)凝练、丰富、深化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论断、观点、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思想认识成果最终都要体现为概念、范畴、命题、论断、观点、理念等,并通过概念、范畴、命题、论断、观点、理念加以保存和传承。习近平法治思想饱含一系列法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理念,从而形成了内涵科学、逻辑严谨、语义创新的新思想、新理论。
  新概念、新范畴:[4]如法治,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府,全面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依法执政,依法治军,法治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治定力,法治定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工作队伍,涉外法律工作,职业良知,司法职业操守,良法善治,崇法尚德,总体国家安全观,信息主权,网络安全,人民主权,司法民主,诉讼诚信,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律化,法治习惯,社会规范体系,严格执法,严格司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阳光司法,执法资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权力清单(制度),社会治理法治化,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司法审判的终局性,诉讼格局,诉讼的“主客场”现象,督促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制,现代国际秩序基石,国家形象,永续发展,和平行动能力,海洋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全球治理,利益汇合点,包容性经济,弘义融利,新常态,舆论审判,网络治理,等等。
  新命题、新论断: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厉行法治乃治本之策;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依法执政的要义是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等等。
  新观点、新理念: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源泉,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碰触;秉持法律准绳,用好法治方式;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守法律、重程序,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以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给企业家以定心丸;治理国家和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依法治国的根基在基层;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只服从事实;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权由法定,权依法使;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执法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所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优化司法环境;依法治国的人文环境;形成人民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立改废释并举;法治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坚定和平理念、扬起和平风帆;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和谐友善的国家关系,开展和睦开放的文明交流;中国外交有原则、重情谊、讲道义、谋公正;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等等。
  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与战略家邓小平同志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总是首先从战略层面思考和推进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思考民主法治问题,把民主法治建设放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之内深思熟虑,强调指出:没有民主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法制是我们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维,从以下三个方面为依法治国进行战略定位。
  (一)从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现代化的纵深深刻分析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深化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夯实了厉行法治的政治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5]这一分析击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所以出现重大失误和严重错误的要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很多重大的失误,也都是人治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比较重视法治,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力挺人治,否定法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十分惨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分析了在民主法治问题上的惨痛教训,指出:种种历史原因使得“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6]正是基于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的深入分析和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抉择。在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7]“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8]
  我们党之所以摒弃人治、选择法治,是因为人治有致命的弊端,法治有巨大的优势。人治的典型特征在于统治者个人或者极少数人说了算,这种治理方式出错率高,还往往导致人亡政息、难以为继。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党和人民,人治“危险得很”,人治“靠不住”。“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相对于人治,法治则具许多明显的优势。(1)法治能够保持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路线、执政方针和国家基本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真正做到“不动摇”、“不折腾”,保证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2)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信息化、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过去主要依靠革命家的个人权威和魅力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难度加大,而唯有依靠法治,才能在多样化复杂化中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之后,党中央紧接着用这次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基本考虑。”[10](3)法治是公开透明的规则之治和程序之治,具有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因而能够使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产、工作有合理预期,拥有生存、生活、权利、自由、公平的安全感,确保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和社会生活的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企业家的合理预期,给他们以定心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4)宪法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保证实施的,它能够克服政策、道德、习惯、软法等规范体系的局限性,确保制度体系运行的效能。法治的这些优势是人治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布局中思考法治建设问题。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调研,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把依法治国放在这一总体战略布局之中统筹安排。他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所以,“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1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12]“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13]“我们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1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落实好这项重大战略任务,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16]“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坚定不移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7]
  (三)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建设法治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战略要素。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后紧接着又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决定》”)确认了“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并将法治建设的长远目标确定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法治中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法治浙江”概念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升华。“法治中国”概念是我们党在法治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也是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定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和强大的导向定位功能,构成我国法治建设新时期、新阶段的时代主题。“法治中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凝聚力、感召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领性概念。法治梦与中国梦一脉相承。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公平中国、平安中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等核心要素相辅相成,共同编织成中国梦的美好愿景。把法治中国作为中国梦的重要一项,必将增强亿万人民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强国的信心和力量。
  三、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
  实践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把实践思维运用于法治建设,深化了我们党对法治国情和法治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依法治国战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一)从实际出发,与国情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也就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在法治问题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与国情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18]“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19]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国情和实际出发:
  第一,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也必须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治国理政的法治需求、社会法治文化水平、法治专门队伍的总体素质、执法司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决定了现阶段法治建设的指标体系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盲目拔高;更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法治模式和法治体系,尤其是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而盲目地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20]
  第二,我们是在承续中华传统法治(法制)文明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法治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构成和明显标志,而且从历史进程上看从来没有中断过。战国中期,李悝的《法经》创中国封建法典之体制,开成文法典之先河。随后建立的秦朝扩大了成文法的规模,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法制的基本轮廓。汉唐诸代君臣与巨儒主张“德主刑辅”,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中国封建法制成为“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体,形成了法德兼治的鲜明特点。《唐律疏议》“一准乎礼”,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中国封建法典的典范。经过宋、元、明、清等朝代近千年的法律文明维系、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世界公认为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广泛地影响和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法治文明的顶峰。中国古代法治文明中有许多超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经验和理论。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我们要加强法治文化研究,在对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梳理和甄别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把那些能够与以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公平、人权、法治、和平、秩序、效率为内容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文化传统融入到社会主义法治之中,使中国法治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浑然一体。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不仅明确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21]而且身体力行,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充分体现出对中华法律文化和古代法治理论的择善而用。
  第三,我们是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呈现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所以,不能自我封闭、不能盲目排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22]“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23]当然,“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抄照搬。”[24]“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25]“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第四,我们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全球化。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是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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