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中世纪中西方社会法制状况要点比较
【英文标题】 A comparison of the key points in legal system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yin Middle Ages
【作者】 杨师群【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比较法【中文关键词】 中世纪 中西方社会 法制状况 比较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4
【页码】 42
【摘要】

中西方中世纪社会的法制状况非但有许多不同点,而且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差别,它们是西方社会为什么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古代无法自发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489    
  中世纪是指西欧封建制度之下与中国自秦汉至明清的古代社会,两者都处于上古社会与近代之间的历史时期。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分裂割据、政教抗衡、体制多元的状态中,与中国古代主要是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面貌大不一样。其中两者社会的法制状况亦可说有极大的差异,将其关键的内容作一比较,对我们如何认识中西方法制各自发展的脉络,乃至对今天的深刻影响,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首先需要解读的是两者社会君臣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乍看起来这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其实它是两者社会法制的基础点,能折射出当时人的基本权利等方面相关的法律制度。西欧大陆十二世纪中期制定的《耶路撒冷王国宪章》这样记载:“当任何人——男人或女人——和王国的最高领主发生附庸关系时,他或她必须跪在领主之前,合着自己的手掌,并把手掌放入领主的手掌里,乃向他说:‘大人,现在为了某某采邑,——指出与承认附庸关系有关的采邑——我成为你的亲近附庸。我现在向你承诺:拥护你,保卫你,反对一切人,无论将来生的和现在死的。’而领主必须回答说:‘在不破坏我的权利的条件下,我接受你的附庸关系,及你对上帝与我的忠诚的信守。’附庸又必须吻领主,以表示忠诚。”[1]这一臣服礼中值得注意的是,该封臣(附庸)之所以向封君(领主)表示忠诚,是有条件的:“为了某某采邑!”;如果没有赐与封土的财产内容,则君臣关系一般不成立。
  而君臣关系结成之后,君臣之间双方都互有权利和义务。封臣的义务,主要是奉召为封君服军役,自备马匹、武器,并带领手下骑士一同为封君作战、卫城或出巡。服役有期限,一般为40天,如果超过期限,封君要支付一定报酬。封臣还要出席封君法庭,向法庭对案件的处分提出意见;或是出席商讨某大事的集会,为封君出谋划策,由此封臣或可得赏赐。封君的主要义务有不得损害封臣的生命、肢体及其财产等,并负对封臣的保护和维持之责,保护是说当封臣受到敌人攻击时,封君应去救援,乃至为了臣下被迫与其他封建主交战,也可诉诸法庭而出庭为封臣辩护。维持是说应保证其封臣的生活供应,使其有能力装备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法律关系中,封臣有反抗权。早在九世纪初,加洛林王朝的敕令中就已说到:“任何封臣如想背弃他的主人,他必须证明他的封君犯有下列任一种罪行才可:第一,封君想不公正地奴役他;第二,封君想谋害他的生命;第三,封君和他的妻子通奸;第四,封君拨剑向他进攻企图杀死他;第五,在封臣向封君行过臣服礼后,封君未向他尽保护之责。”[2]而《耶路撒冷王国宪章》更规定:“倘使任何领主亲自或经过他人剥夺其任何附庸的自由,又倘使没有经过附庸所属法院之审理与通知,领主就擅自这样行动,他就破坏了对其附庸的忠诚,而其他附庸不应容忍这种行为。……上述那被领主这样剥夺了自由的附庸,如果愿意,可从领主取得在这一方面的赔偿,即是,在其一生中可解除对其领主的忠诚与规定的服役,并且不服役,也可保有自己的采邑。”[3]再如封君当着众人的面拿棍子打他,乃至拒绝封臣出席法庭审理案件等。总之,当封臣受到十分屈辱的对待时,封臣都可撤销对封君的忠诚,解除君臣之间的关系,取得一定的赔偿,乃至与封君交战。
  很清楚,西方中世纪君臣双方是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尽管我们有时也能看到封臣对封君存在一些服侍性行为,带有一定的奴役性,并且封臣的义务规定比较具体详细,而封君的义务却大多有些空泛,然而它一方面是建立在封臣得到一大片封土的对应条件之上,另一方面还详尽规定了其拥有撤回忠诚而进行反抗的权利。“撤回忠诚是从11世纪开始的西方封建制度的法律特性的一个关键。而且,正如弗里德里克·海尔写道:撤回忠诚‘表明了在欧洲政治、社会和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点。有关反抗权的整个观念就是这种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高贵者和低贱者之间的契约概念所固有的’。”[4]
  中国古代的君臣之间,绝不存在这种对等的契约性法律关系。大臣虽担任各种职务,领取一定的俸禄,然而其地位只是君主豢养的奴才,往往任其宰割。有关事例不胜枚举:秦始皇赐死吕不韦,焚书坑儒诸案,秦二世大杀功臣与宗族。汉高祖忌杀功臣,汉武帝更是屡兴大狱,杀臣民远远超过秦始皇。汉律严惩对皇帝诽谤、祝诅的言行,还创立了“腹诽罪的决事比”。东汉二次党锢惨祸,官员士大夫入狱被害死者达数百人之多。魏晋南北各朝君主丧心病狂地屠杀臣民,包括残害宗室的现象十分普遍。隋唐为中古盛世,而隋文帝性格猜忌,手段凶狠,往往杀人以立威,左右略有小过,辄加以重罪,并常常在殿廷上杖人,一怒而致人以死地。隋炀帝毒父弑史继位,更是擅杀大臣,其残害臣民之伎俩,已毫无人性。唐朝武则天掌权,由于其政治野心,便不择手段残酷打击异已大肆诛戮大臣,滥杀李唐宗室,直至亲生骨肉;加上宠信酷吏执掌司法,外戚又仗势扰乱朝政,皇室夺权斗争激烈,各类冤狱一时铺天盖地。五代时,诸君王乱杀臣属直当儿戏,惨不忍述。
  宋代,据说宋太祖曾对子孙留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者,违者不祥。”[5]所以北宋皇帝滥杀大臣之事甚少,然而冤狱依然层出不穷,许多大臣被流放岭南烟瘴之地,而因此客死他乡,情状也十分悲惨。南宋高宗利用秦桧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由于抗金而被朝廷冤杀之士无数。明朝,朱元璋从竭力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方针出发,刻毒暴戾,一开朝就蓄意制造出数起血肉横飞、骇人听闻的大冤狱,将开国功臣几乎斩尽杀绝:丞相胡惟庸、李善长一案前后杀戮三四万之众,官员空印案和郭恒贪污案共诛杀七八万人之多,将军蓝玉案诛连二万余人,其中大都为朝廷官员。而明成祖滥杀建文众臣,也决不比其父逊色,至少有数万之众被无辜屠戮。明代另立殿前责辱大臣的“廷杖”,单武宗谏南巡,世宗议大礼,二次就廷杖大臣数百人,当场杖毙数十人。迫使群臣慑服于皇帝的淫威,有所谓“伴君如伴虎”。此时,皇帝已经专制到基本不把臣民当人看待的程度,其人性之泯灭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
  秦律制定了《为吏之道》,而决无《为君之道》。唐律作为前代法律之总结、中华法系之楷本,以全面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确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官吏必须绝对服从皇帝的行政指挥权,否则都科以各种刑罚。唐律对任何一点侵犯皇权的行为都苛以重罪,并实行广泛的连坐。不说谋反、谋大逆诸罪,就是“诸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贼盗律》)。反正任何触犯皇帝权威的言行,乃至稍有嫌疑者都要处以重刑。这种法律的残酷性,非但愈演愈烈,还在于养成了臣民卑躬屈膝的奴才性格。最有名的要数清官海瑞。明世宗原本马上要杀海瑞,因得知海瑞已备好棺木准备一死,才故意将海瑞打入死牢,听候处置。后来,世宗还是让三法司判海瑞死刑,幸亏明世宗很快一命呜呼,穆宗即位,才把海瑞释放了。耐人寻味的是,海瑞在狱中得知世宗驾崩的消息,竟然“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6]对一个如此昏庸残暴,且要杀害自己的君主,却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令人惊讶之余,不得不对其中所表露出来的传统文化内涵——愚忠到如此地步,深感可悲。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总观当前所有的法制规范,其对臣民的言行动辄得罪,乃至处以极刑;面对皇帝的职责应承担何种义务,如果违反将如何处罚却没有半点的规定,就是连有关的法制思想都不可能产生。有些冤狱固然是平反了,但任何人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追究君主应付的责任并要求赔偿的问题,只要是名誉方面得到平反,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总之,中国古代君臣之间不存在半点对等的契约关系,连朝廷大臣都处于毫无法制保障的卑微地位,一般民众就可想而知了。而西方君臣关系“朝着增大封臣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性方向的发展,尤其表现在使领主-封臣关系的互惠性因素合法化上。……而当这种关系被加入封臣分赐采邑的情况时,一种互惠性的地主-佃农关系也就随之确立。”[7]这其中内涵的霄壤之别,深刻反映着两者社会基本人权概貌的较然不同,反映出其相差悬殊的法律文化特质。
  二
  在上述背景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来考察中世纪社会对君权的监督机制问题。可以说,能否用法制来监督和限制君权,是衡量古代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英国,当英王约翰统治横暴,增加捐税践踏成例,破坏现存权利义务的契约准则时,1215年,各地贵族起来迫使英王签订《自由大宪章》。大宪章共有63项,在尊重和巩固旧的契约关系,保持既定秩序的基础上,对英王的权力给予一系列的明确限制,而对封臣贵族的权利给予一定的保护。如其中39项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其52项规定:“任何人凡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决而被予夺去其土地、城堡,特许权或合法权利者,予应立即归还之。”[8]再如保障贵族和骑士的封土继承权,非经王国会议批准不得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不得违例征收采邑继承税和其他协助金等。大宪章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给予城市市民与自由农民一定的法律保障,如承认城市享有的自由、保护商业的自由、不强迫自由人服额外之役、按旧章征收赋税而不得有任何增加、自由人的同等审判权等等,它是英国第一部承认自由权利的宪法性文献。在《自由大宪章》的基础上,1258年又迫使国王签订了《牛津条约》,组成贵族十五人会议掌握国家主要权力,国王成为傀儡。但由于贵族之间权力不平衡,发生内战,最后贵族西门取胜。为了平衡各方力量,1265年2月,西门除循例召集诸候贵族和主教外,正式邀请每郡派骑士二人、城市派市民二人出席伦敦大会,这次会议是英国国会的雏形。后来,爱德华王子虽打败西门,但国会已不能取消,1295年,爱德华为筹划战争费用召开国会,史称“模范国会”。随后国会获得批准赋税和颁布法律的权力,同时成为国家政治案件的最高法庭。总之,国会日益成为与国王相抗衡的力量,而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在法国,腓力四世由于和教廷发生冲突,为了联合全国各阶层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1302年召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第一等级是高级教士,第二等级是世俗贵族,第三等级是城市市民,三级会议主要职能只在商议怎样分担新税。虽然开始时三级会议掌握在国王手中,对王权的限制作用不大,只是在国王决定征收新税时,提出一些行政和司法方面的改良措施,作为交换条件,但它毕竟反映出国王与贵族、市民间存在一定的契约关系。1458年,第三等级力量占有一定优势,迫使国王颁布敕令,确认三级会议具有对行政管理与财政开支的监督权及按时召开会议的保证等。“三级会议批准征收的租税是暂时性质的,并明文规定年限。国王承认他应当用他的领地收入来支付他的开支,他没有权利下令征收一种税。……1484年的全国三级会议,要政府承认国王唯一的经常收入应来自他的领地。”[9]随着城市市民力量的发展,三级会议在限制王权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出力量,最终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发中心。
  同时,西欧中世纪限制国王和行政长官司法权力的法制意向,在领主贵族和城市市民中已初露端倪。从《耶路撒冷王国宪章》规定:“领主非依照法院的审理与通知,不得亲自或通过他人侵害自己的附庸的人身与采邑。”[10]到《自由大宪章》及一些《黄金诏书》中的有关规定,都对国王的司法权予以限制。而许多自治城市通过斗争或赎买,也从领主或国王那里得到特权证书,其中规定:市民不得被任意传唤出庭,更不得强制逮捕,审讯之前不得监禁,并在城市之外市民不受审判等。城市从领主法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独立的法庭,法官一般由选举产生,这种司法机关常常是市政机关的核心部分。虽然有的城市其高级司法权仍掌握在国王手中,但基本已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单位,可以说其市民已得到初步人身自由的司法保障。
  而中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0248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