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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五十五年来中国对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的态度之述评
【作者】 王勇 管征峰【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院 诉讼管辖权 态度转变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72
【摘要】

本文详述了五十五年以来,中国对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所持态度变化之历程,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点评论意见,如中国应该对国际法院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应该加强对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应对策略的研究等,从而希望中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521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英文缩写为ICJ)是根据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的规定而设立的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1]国际法院由15名不同国籍的独立法官组成,法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彼此独立地选举产生。国际法院适用国际法判案。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分为对人管辖权和对事管辖权,在对人管辖方面,只有国家才能在国际法院成为诉讼当事方,国际法院的对事管辖权有三种,它们是自愿管辖权、协定管辖权和任意强制管辖权。[2]自1946年4月18日在荷兰海牙和平宫正式宣告成立以来,国际法院已经走过了五十五年的风雨历程。那么,这五十五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到底持什么态度呢?本文试对此作一番评述。
  一
  纵观五十五年的历程,中国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的态度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一阶段,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从总体上说积极地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1946年4月国际联盟最后一次大会解散了国际常设法院。同月,国际法院成立。由于当时由国民政府代表的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当然也是国际法院的创始成员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10月26日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1948年,经过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选举,由国民政府提名的徐谟担任了国际法院的法官[3]。
  (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前为第二个阶段,中国与国际法院基本没有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根据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行使。但由于国民党窃据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无法与国际法院发生任何联系,当然也就无法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
  (三)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三个阶段,中国虽然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但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保持完全拒绝的态度。表现在:1972年9月,我国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明确表示,对旧中国1946年10月26日所做出的关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不予承认。[4]此外,我国也从未与其他国家订立特别协定将某一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我国对于所参加的国际公约中关于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均作了保留,[5]从而明确地拒绝了国际法院的任择强制管辖权和事实上拒绝了国际法院的自愿管辖权和协定管辖权。
  (四)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1989年为第四个阶段,中国开始重视国际法院的作用并且积极参与国际法院的活动,但从总体上说仍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保持消极态度。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对外关系,其中也特别重视国际法院的作用。1984年中国提名的倪征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任期从1985年至1994年。1986年11月24日至29日,中国国际法学会在上海举行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研究机构和外交、对外经济贸易、政法等各界的代表130余人。会上讨论了“目前我国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应持何态度”,与会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会见了国际法学会负责人和国际法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6]1989年中国政府宣布,今后对于涉及国际法院的条款,中国将采取不一概的保留的态度。同年11月起,中国参与了五大国就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磋商。[7]但是中国仍然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和自愿管辖权,对于协定管辖权也只是作出很审慎的突破。因而从总体上说,仍然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保持消极的态度。
  (五)从1989年到2001年为第五个阶段,这十年间,中国在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上进展缓慢。1995年中国提名的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任期从1995年至2004年。同时,中国政府指出,除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外,对于中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一般可以不作保留。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中国也未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8]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二
  纵观五十五年来中国对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的态度变化,笔者有以下几点评论意见。
  (一)中国对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的态度实际上是随着国际格局、国际法院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成立之初,中国积极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传统,中国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缔约国,也是国际常设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的创始成员国,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常设法院的活动并接受其管辖,同样,中国也对国际常设法院的继任者——国际法院青睐有加。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需要,由国民政府代表的中国是英美国家的“盟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唯英美是瞻”,在对待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上也不例外。然而,成立之初的联合国被少数几个西方大国操纵,作了几件不光彩的事情。又由于美苏争霸,联合国也成为美苏斗争的场所。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发展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在早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国家的控制。不仅在法官人数上西方国家占多数,而且所作的判决也非完全公正,尤其是国际法院1966年“西南非洲案”的判决结果明显失去公正,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抨击。[9]这也直接造成了国际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案寥寥无几的局面。[10]据此,中国在80年代以前拒绝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和美苏冷战的结束,联合国日益成为第三世界伸张正义、谴责霸权的讲台,联合国的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了。
  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同时,国际法院本身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在法官构成上,法院在前20年期间曾任的38名法官中,亚非国家仅占8人(其中亚洲6人,非洲2人),而近来法院大大增加了第三世界法官的数量。[11](2)法院受案数量显著增加和涉案范围更加广泛。法院在1989年以前,平均每年受案不到一件,而1989年以后,平均每年受案在6—7件之间,尤为突出的是仅1999年一年法院就收案17件[12];涉案范围也由传统的边界争端、大陆架划界扩展到损害赔偿、投资争议、侵犯主权等方面。(3)利用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国家大大增加。截止1999年6月30日,规定国际法院管辖权的现行有效的双边条约有160多个,多边条约有100多个。[13]1978年只有43个国家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截至1996年已有59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14]
  伴随着国际法院的显著变化,国际法院作用也大大加强。具体表现为:(1)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际法起源于西方,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基督文明”。而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介入,使国际法不再仅仅适用于欧洲基督世界,而是适用于全部国际社会。而且,国际法院在其判案过程中又创立了不少有价值的原则,如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确认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确认“诚实和公平交易原则”等。(2)公平处理案件,维护了国际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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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京城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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