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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英文标题】 Legal Person, Legal Subject, and the Legal Status of AI
【作者】 张绍欣【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分类】 人工智能
【中文关键词】 法律位格;人工智能;位格减等;位格加等;法律主体
【英文关键词】 legal Per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pitis Deminutio (Decrease of Head); increase of head; legal subject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4-0053-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4.04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53
【摘要】 法律人格概念的发生学机制,涉及到法律位格的古今学说史。古典罗马法中,法律位格从未被规定于普遍意义上的“个体—主体—实体”之“人”,而是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层次,从上往下分配位格的各种减等形态,形成多层次、差序化的法律位格体系。现代的法律人格和法律主体概念摒弃了古典罗马法根据实践需要而设置法律位格,并灵活分配不同行为能力的传统。现代法律主体的诞生,是法律位格的简化和一元化的收缩过程,原本差序结构的法律位格被收窄到世俗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主体位格。人工智能革命也可尝试在法理学上纳入这一法律位格的拟制传统。根据物种位阶的规范主义立场,现代法人制度通过“位格加等”把人为设置的团体组织提升到具有一定法律位格的地位;“智能机器人”概念是对“智人”概念的模仿和拟制,人工智能概念是通过“位格加等”把机器人提升到自然人的法律位格。法律主体学说之现代性立场有其限度,从法律主体概念回归法律位格概念,是人工智能时代法理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
【英文摘要】 The genesis of legal personality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legal person doctrine. In ancient Roman Law, legal person was never fixed as the average “human” of “individual-subject-substance”; by contrast, it had a multi-leveled, orderly-diversified pattern of legal person system with varieties of Capitis Deminutio. The modern ideas of legal personality and legal subject have rescinded the flexible pre-modern tradition of allocating legal persons due to actual and practical need. Historically, the naissance of modern legal subject is the simplification and monistic constringency of pre-modern legal persons, which have been reduced into the secular legal subject of anthropocentrism. Today’s AI revolution can be put into the legal person tradition, so as to attempt to develop a jurisprudence of AI. Capitis Deminutio can be understood as “Decrease of Head”; conversely, modern legal person of corporations can be deemed as some “Increase of Head”. Accordingly, the legal status of AI can also be some “Increase of Head”, which provides a moment for us to jump from legal subject era to legal person er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586    
  一、引论
  21世纪初,中国法学界曾有过热议动物权利和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的浪潮。当时有学者认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动物不应只作为法律客体保护,而应作为法律主体来保护,此一逻辑可以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理念{1}。回顾法律史,会发现动物具备某种法律资格与地位,享有某种“权利”,不是当今的法学创新,而是前现代法律观念的回炉{2}。动物审判在前现代的欧洲十分流行。动物审判在当代变得难以理解,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概念——关系机制和世界观思维以及感觉方式发生全面转变的结果。法律思想领域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降的巨变,可以解释动物审判的消失{3}74。
  当今我们面临着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智能机器人”概念是对“智人”(homo sapiens)概念的模仿和拟制。如果说现代化过程中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革命性最多是对人的身体器官的延伸和替代,这次的人工智能革命则将成为对人的智能或者说人类自身的替代。
  罗马法以来的法学思考中,法律人最重要的创制是用法律拟制的思维来思辨和处理与人类严密相关但多少有别于人类的事物及其行为或关系,如古代奴隶制和现代法人制度。当今的人工智能革命也可尝试从法理上纳入这个法律拟制的传统。本文以概念辨析和概念史考察为线索,从考察法律人格(personality)与位格(person)的区别中,还原出法律位格概念的古今学说史;进而通过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的概念分析,得出物种位阶的规范主义立场,提出智能机器人之法律主体地位的“位格加等说”;而后从社会法学和历史法学维度反思法律主体概念的现代性立场,提出从法律主体概念回归法律位格概念的未来法理展望。
  二、从现代的法律人格还原到广义的法律位格
  (一)人格(personality)与位格(person)之辨析
  “作为法律关系归属点的‘人’乃至‘法律人格’与生活中的个人是两个层面上的不同概念。”{4}法理学和民法学通说认为,自罗马法以来,法律上就存在区分“自然人”(homo即human)和“法律人格”(persona即person,或者叫caput即head)的技术:并非所有自然人的生物机体都能成为“法律主体”,“法律人格”乃是法律从生物机体的自然人中界定法律上的适格者并使之成为“法律主体”的结果。这套技术在罗马法上叫做“人格拟制学说”(the doctrine of persona ficta){5}8。
  “法律主体”是个现代法理学概念,在学说史上从“法律人格”概念演化而来。现代法学的“人格学说”源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可见享有民事权利的一个基本要件是“法国人”之资格。后来的法国民法将“法国人”资格重新表述为“法国国籍”。法国民法学说在解释这一规定时,创造了“人格”(personalité,即英文的personality)概念,以学理上的“人格”概念来代替法典中的“法国人”资格和“法国国籍”,以“人格”的有无作为自然人能否适用法国民法、享有民事权利、成为权利主体的区分标准{6}53-54。“人格”概念不仅拉开了法律上人格平等的序幕,更标志着主体性伦理为法律人格奠基的现代法律传统的形成{7}。法国法的“人格学说”中的法律主体包含以下逻辑:主体类型上,以自然人为法律主体;但主体范围上,并非所有自然人都是法律主体,而是通过“人格”概念来过滤出符合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并赋予这些自然人以“人格”这一法律属性,此属性是享有民事权利的充要条件{6}54。“人格”概念对法国法上法律主体的理论化、技术化建构之功能,后来在德国民法上基本由“权利能力”概念充当。
  从上可见,现代法律主体理论所立基的“法律人格”概念是personality,而不是persona(即person)。从西文构词法也可看出,personality是对person的抽象,也就是说,法律人格概念(personality)是一个抽象主体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是对person概念的主体化抽象。近年来温晓莉教授对人格权问题的罗马法基础和基督教神学基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persona(person)与现代法律人格(personality)的区别,她沿用基督教神学的译名,将罗马法上的persona(person)翻译为“位格”{8}10-30。此前中国法学界并未十分注意人格(personality)与位格(person)的区别问题,中国学界通常在翻译罗马法学说的时候,说罗马的奴隶是“人”却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显得十分拗口。将persona(person)翻译为“位格”之后,这一拗口说法就消解了。
  (二)罗马法中的位格概念
  公元二世纪成书的《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一次对繁杂的罗马私法体系进行了教科书式的系统梳理和合理编排,确定了古典罗马私法的三分法,即persona、物和诉讼。这一分类为后来优士丁尼皇帝敕令编纂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采纳{9}。 Persona概念是罗马法的一大创举,它谈论的是与今天的法律主体或权利主体概念相关的地位或者资格——虽然罗马法尚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抽象法律人格概念和系统的法人制度。
  有关古罗马奴隶制,我国法学界习惯讲奴隶是“人”却没有法律“人格”。将person (persona)翻译为“位格”之后,奴隶是“人”却没有法律“人格”的说法,在法理上就会如此理解:在罗马法上,自然人(homo)与其法律位格(persona)是可以分离的,因此奴隶是自然人(homo),却不具有人在法律上的位格(persona),而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为设置物尽管不是人(homo),却可以因为法律拟制而具有法律上的位格(persona)。备受争论的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问题,罗马法已经用法律拟制技术,把介于自然人(homo)和物之间的胎儿视为具备自然人地位的法律位格。
  罗马法中的位格概念,处理的是个人如何与多重共同体(家族、民族、国家、世界)建立秩序,以确定个人在其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上的“定格”。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承载者(homo)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获得罗马法意义上的“面具”(persona)、“头颅”(caput)和“身份”(status)。一方面,Persona与个体人在罗马社会共同体中被赋予的人身角色有关,它的字面原意是剧场表演用的“面具”,表示人在剧中的角色身份,而人作为演员来扮演的这种不同于原本身份的角色。另一方面,Persona跟印欧语系屈折语言的名词(有时还包括代词和形容词)的语法变格(declination)有关,名词在语法上的“格”用来表达名词含义之间的句法关系和语用关系。所以罗马法又把Persona称为“格形式”,它指法律关系承载者(agent)被法律赋予的在城邦、胞族、团体、家庭中的“人身”定位——如家父、公民、自由民、属邦人、奴隶等。“格形式”表达的是罗马人在共同体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秩序化和规范化。
  罗马法中位格概念的界定,在现代法学中有“法律主体资格说”和“权利主体资格说”两种解释。不过两种解释中的“主体”概念都有历史困难。古罗马时代没有现代哲学的主体(subject)概念,因而也就没有现代法学上的主观权利(subjective rights)概念,所以准确说来,罗马法上的位格(persona)概念说的是法律赋予人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资格,以及法律通过拟制办法赋予人为设置物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资格。古罗马社会还不具备建立在个体主义观念基础上的权利观和平等观,法律位格与自然人之间的分离是人与人不平等的根本表现,权利概念的正式形成要等到十八世纪的康德哲学{11}。而现代法律主体概念的创立,是以近代主体哲学为基础,彰显了人的尊严与道德品性,体现了人的共性与类似性,也为主观权利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从性质上说,法律主体是法律的创造物、规范的人格化、能动的行为者,也是联结法律与现实生活的桥梁{12}3。而在早期罗马法中,位格(person, persona)概念并没有这样现代化的主体性道德含义和主观权利含义。将罗马法中的位格概念理解为“法律资格”,更符合历史实际。
  (三)英格兰法中的位格问题
  近两年因为《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的翻译出版{13},国内学界掀起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讨论。但在英格兰法上,这个问题的真实法律表述是“一个身体,两个位格”(two persons of one body)——两个位格中一个是国王的自然位格(natural person),另一个是国王的人造位格(artificial person),即独体位格(corporation sole)。
  这里出现了普通法上的corporation概念,出现了如何翻译corporation的问题。中文世界很多地方把corporation径直理解为中文的“公司”,但是普通法上与中文“公司”严格对应的,是business corporation;Corporation本身有非营利性质的,所以它的外延比中文“公司”要广。Corporation也不是“团体”,因为普通法上团体的人造位格是与独体位格(corporation sole)相对的集体位格(corporation aggregage)。普通法上的corporation指的是具备一定法律位格的独立实体,可以翻译为“机构”或者“体制”。
  在西方的神学和法学语境中,位格(person)、身体(body)、代表(representation)三者间有着复杂的关系{14}。从corporation的词源来说,它来自拉丁文的corpus(身体,即英文body),复数为corpora,所以corporation是body的抽象化。而且因为body并非普通法上的一个特定术语,所以作为普通法术语的corporation构成了body的法律维度。从corporation跟corpus和body的紧密关联来说,“机构”和“体制”两个译名中,“体制”似乎更合适一些。在普通法上,产生corporation的法律过程叫做incorporation,所以可以把incorporation理解为“体制化”。
  有关英国国王的身体与位格的法律问题,以及英格兰法上一般的法律位格问题,法学家梅特兰在晚年时候有过深入研究。他对英格兰法上的法律位格做了如下分类:{5}8
  1.自然位格,即自然人
  2.人造位格(artificial persons),即corporations,包括:
  (1)独体位格(corporation sole),包括英国的Crown和英格兰圣公会的主教堂区
  (2)集体位格(corporation aggregage)
  Artificial persons在中文法学界通常翻译为“法人”。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法上,“法人”特指一类通过类比自然人的法律人格,而通过国家立法拟制出来的具备法律主体地位的组织体。现代各国法人制度的内容不尽相同,不同的内容形成了不同的法人理论,因为各国法人理论存在差异和争议,从世界立法情况看,西方成文法国家和地区的法人制度鲜有在立法中直接定义法人。所以本文将artificial person按照字面结构翻译为“人造位格”。
  在分类过程中,梅特兰发现,英格兰法上有一类特殊的事物,不在法律位格的上述体系之内,这就是unincorporated body。unincorporated body中文通常翻译为“非法人团体”,它的范围非常广泛,从衡平法上的信托实体到反垄断法上的托拉斯组织,从天主教主教堂区到社区邻里联谊组织,等等{5}66-78。因为corporation是body的抽象化,而且因为body并非普通法上的一个特定术语,所以作为法律术语的corporation构成了body的法律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unincorporated body是未获得法律位格的body,但它又在普通法上具备某种法律地位,可以考虑翻译为“未体制化的团体”。
  (四)法律位格问题的英国道路之由来
  英格兰法中的法律位格和人造位格(artificial person)概念来源于从十六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到十七世纪英国两场革命的社会实践,其中的很多学理和制度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的实际社会进展所倒逼出来的英国道路。英国法律位格学说集大成者梅特兰的法哲学和法律史研究道路,发端于他年轻时对霍布斯以降的英格兰政治哲学的研究。当梅特兰在英格兰普通法史研究领域功成名就之后,晚年又回到了英国国家理论和法律位格学说的主题,用法律史研究和法律思维来支撑国家问题的思考{5}4-6。
  现代英语中person一词的使用,是霍布斯确定下来的。霍布斯认为拉丁语的persona一词在希腊语和英语中都没有对应的词汇,因而主张在英文中直接用person的表达法,以与拉丁文原词原意对应[1]。
  霍布斯是古今法律拟制道路上的一位大师,他的代表学说实际是国家学说上的一种法律拟制理论,构成后世“国家法人说”的理论源泉。他的创举在于将原来罗马法和基督教神学中的persona概念运用于现代国家理论和公法上的代表理论,将person一词用于上帝、人、自然物、被制造物以至国家。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六章中给出Person的定义,并分类如下:{15}
  1.自然位格(natural person)
  2.人造位格(artificial persons),他们包括:
  (1)真实代表着的人造位格,其言语和行动被制作者所拥有
  (2)以拟制方式来代表的人造位格,需要引入言语和行动之外的事物所有权,才能被代表(表象)。
  霍布斯讨论的是国家的Person,他直接给“国家”的位格(Person)有三个:利维坦怪兽的形象、主权者的自然位格(Person)、政治体(body politique)范畴{14}。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法律困难在于,“利维坦国家”的三个位格会游走于上述法律位格分类之间,甚至游走于法律位格与“未体制化的团体”之间。霍布斯的国家与代表理论中的不稳定态势,导致后来的英格兰法一直选择性地忽视了国家概念,而是选择国王的人造位格即Crown来担当英格兰王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者”。在十九世纪的奥斯丁法理学中,Crown这种独体位格被再次定义为“主权者”。梅特兰所确立的现代英国法律位格学说在实践维度上修正了霍布斯法哲学的内容,反过来,霍布斯的法哲学则通过影响奥斯丁和梅特兰而参与建构了英国的现代法律位格学说。
  三、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与位格加等
  (一)机器人的概念
  当代用于指称机器人的西文概念,共有三个:Automaton,Android和Robot。
  Automaton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于1611年,其希腊文原意指的是自动机器。早期现代的自动机器尚不含有智能含义,但是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的机械自动化的发展,出现当代常见的automation和automatics等概念,意为自动化控制、自动化操作,它跟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紧密相关,现在又汇入了人工智能潮流。所以Automaton概念是对机器人的机械学(力学)定义。
  在前现代的西方,人是受造于上帝、模仿上帝而来的事物;启蒙时代西方出现了受造于人、模仿人类而来的事物的观念,也就是Android概念,用来指代作为人造事物的机器人。Android(拉丁文为androides)意为人形机器、模仿人而来的自动化事物,其希腊文词根是andro(人)和eidos(理念、形式)。启蒙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根本是理性心智,所以Android概念中已经有智能含义和模仿人类的含义。因此Android概念是对机器人的仿生学定义。
  当代经常出现的Robot概念,词源是波兰语中的强迫劳动(Robota)和工人(Robotnik)。Robot概念随着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Robotics)和机器人科幻小说行销世界而获得广泛接受。Robot与英文中的robust是同源词,词根意为强壮、健力。机器人是人造的劳动者,所以Robot概念是对机器人的功能主义定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产阶级工人(Robotnik)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强迫的劳动者,确实好似“机器人”。
  (二)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的概念
  当代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又叫做智能机器(intelligent machine),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实现形式。从组合术逻辑来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概念由“人工的”(artificial)与“智能”(intelligence)两个概念组合而来,智能机器概念由“智能”(intelligence)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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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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