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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个人破产立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理念
【作者】 殷慧芬【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破产法【中文关键词】 个人破产;过度负债;发展权;人的因素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1
【页码】 69
【摘要】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限于企业法人,商自然人、消费者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临商业风险的商自然人、负债消费的消费者过度负债问题已经凸显,无力偿债风险日益增大。个人过度负债是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化解过度负债危机的必然选择。个人破产立法首要目标应定位于保障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的因素”是个人破产制度设计的核心。随着企业破产法修改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新破产法可将个人破产纳入其中。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6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破产法在我国就是一项具有争议性的提议,但并未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纵览诸多讨论,争议的焦点实质上并不在于我国是否应该制定个人破产法,而在于如何确保个人破产法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调整中能够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明确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立法问题再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个人破产立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即现实基础和基本理念。
  一、过度负债是个人破产立法的现实基础
  (一)不容忽视的个人过度负债问题
  “过度负债”是反映债务人是否能够及时偿还债务的重要标志。虽然现有文献尚未就“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如何衡量“过度负债”的水平形成共识,但通常的标准是以个人现有收入、资产与其所有负债的比例,来衡量其是否达到偿付不能或者具有偿付不能的倾向,进而对该主体是否面临过度负债作出判断。[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法人,商自然人、消费者在现代社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地,面临商业风险的商自然人、负债消费的消费者过度负债问题已经凸显,无力偿债风险日益增大。[2]
  经营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缺乏资金、商业决策失误、经济危机或其他因素都可能导致企业陷人债务违约。当企业为非法人企业时,企业的债务实质上是企业家的个人债务。中小企业信用不稳定,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企业贷款提供个人连带担保是普遍现象。公司倒闭破产后,企业主甚至他们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在企业经营失败后背负巨额的、几辈子都无法还清的债务。
  近些年来,消费信用在我国快速发展,居民负债消费趋势明显。到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从10年前的20%左右上升到51.50%,[3]接近法国(59.5%)、德国(52.7%)[4]等国家。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西方消费文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多重因素影响下,青年表现出超前消费、重视个人快感和体验等消费文化新特征。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接近1.7亿的90后中,开通花呗的人数超过了4500万。[5]相比较于老一辈的消费理念,显然90后对于储蓄和信用消费的态度更加开放,信用消费和适当的超前消费也已经成为他们的消费习惯。[6]信用与债务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信贷的急剧扩张意味着债务的快速增长。[7]信用为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便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不可避免地创造过量债务。2018年中国的居民部门债务收入比已上升至120%。[8]日益膨胀的消费信用负债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危险。[9]
  (二)个人过度负债是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
  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我们应该以史为鉴,有所警觉。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惨痛教训已充分说明债务积压的巨大危害。[10]实践表明,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失败、陷入债务危机后,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也将面临不文明甚至非法的债务催讨或者大量的诉讼侵扰,企业主跑路甚至自杀的媒体报道屡见不鲜。居民的可支配收人一旦因为失业、疾病等原因发生变化,消费者清偿债务的能力将严重恶化,信用卡债务作为无担保债务风险尤甚。到2018年第三季度末,我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到了880.98亿元,2014年同期数据仅为357.64亿元,[11]这意味着4年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规模甚至翻了一番。如果再加上互联网类信用卡及消费信贷产品,那么逾期的数额远不止880.98亿。难以处理的债务负担给债务人造成了诸多心理甚至生理上的严重问题,甚至其家庭成员因此遭受不利的影响。
  个人过度负债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12]以房贷为例,在繁荣时期,家庭倾向于借钱购买住房。当房价下跌,借款人的净值缩水,家庭的杠杆率越高,蒙受损失的比例越大。房价下跌引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的同时,降低债务水平也成为高杠杆家庭的当务之急。产品和服务需求相应萎缩,抑制了企业部门的商业投资,此时即使宽松的信贷供给政策也收效甚微。由于企业部门削减投资,整体经济将因此陷人衰退,导致税收收入下降而社会支出增加,财政赤字相应增加。因此,杠杆不会自行消失,而是从私人部门转向了公共部门。[13]如何有效、高效地处理个人过度负债的风险,对国内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个人破产立法是化解过度负债危机的必然选择
  为了化解个人债务危机,从信用风险的源头控制上,我国应采取积极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应针对积极扩张市场的消费信用机构订立较严谨的风险控管机制,避免过度渲染的行销策略,使得消费者可以在理智且信息公平的状态下,使用各式信用消费产品;应加强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教育,帮助减少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力和信息的不平衡。除此之外,也需要适时地为诚实但不幸的个人债务人提供重新回归经济社会的机会。
  过度负债的个人没有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结果就是法院大量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即“执行不能”案件的积压。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国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大约占到全部执行案件的40%至50%,[14]其中个人债务在执行案件中占了70%。[15]对于“执行不能’,的情形,即便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也难以执行到位。虽然我们在执行阶段有了终结本次执行制度,但是对纳入终结本次执行数据库的案件,一旦发现被执行人具有可供执行财产,可由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或人民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陷人债务困境的债务人的未来生活被清偿债务的枷锁羁绊。
  现行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的途径为过度负债的个人提供救济。一种途径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为债务人保留不受执行的财产,限制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范围。另一种常见的途径是,债权人同意无力支付的债务人延期清偿。如果个人债务人只是暂时地面临财务困难,这些救济措施是合适的,但是当债务人严重无力偿债,尤其是有多个债权人时,这样的救济措施是不足的。这时债务人需要的是一个集合性的清偿程序,也就是现代破产制度。
  二、个人破产立法首要目标应定位于保障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一)个人破产立法是对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法律确认
  生存权、发展权是历史地产生的,是对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如何妥善处理个人过度负债所带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作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和《发展权利宣言》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国家有义务制定相关法律,保障每个人,包括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公平享有相当生活水准权和自主促进其全面发展并享受这一发展成果所带来的利益。
  信贷增长过快造成的债务积压不仅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债权人逼债上门,债务人被无法还债和无法摆脱的失败感所困扰,因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给他们造成了普遍而深刻的痛苦,[16]深陷债务泥潭的个人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如果说民事执行程序中不受执行的财产制度保证了债务人的基本生存权的话,终身为债务所羁绊的债务人是没有重新振作和创业的意愿和动力的。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每个人固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并非自身原因或其他偶然因素导致不能清偿债务时,不应该单纯依据“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予以对待,仍应予宥恕,使其有起死回生的机会。[17]
  与强制执行中为债务人保留不受执行的财产相比,个人破产法对债务人的保障不仅仅是保障最低的生活,而且是帮助债务人“实现经济重生,保障其正常生存及生活的权利”。[18]个人破产制度为自然人准备好败者复活的制度框架,[19]“移除那些恐怖而令人绝望的负担,解脱债务人身上的债务枷锁,使得他们抱着全新的希望与充足的能量重返生活正轨”。[20]个人债务人经济重生的保障应包含三个目标:一是债务人可以重新参与授信市场;二是债务人财务失败导致的心理压力得以减缓,以避免衍生的社会成本;三是债务人得以增加理财能力,以适应未来生活需要。[21]从个人自由之本旨出发,个人为自身以及供养他人之需要而劳作营生的权利绝不亚于任何一项财产权,甚至更为重要。[22]个人破产立法是对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种法律确认,是实现个人债务人人格尊严的重要路径。
  (二)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始终是个人破产立法追求的目标
  破产程序的本质,在于对债务人非豁免财产的收集、清理,并以公平方式向债务人的债权进行分配。[23]只适用于商自然人的早期破产法,其唯一目标是为债权人提供公平受偿的机会,此时债权人的利益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重视和强调。[24]今天对债务人最有诱惑力的破产免责制度最初并没有体现出这种人道精神,只是作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附属措施而存在。[25]如果没有破产制度提供的激励,债务人很可能隐瞒财产状况,结果是债权人得不到清偿,而债务人也完全从正常经济生活中消失。[26] 1861年英国破产法延伸适用于商人以外的债务人,也是为了扩大债权人的权利,使得破产行为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27]
  随着债务人救济理念的出现和最终形成,债务免责被视为破产程序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无论如何,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都贯穿破产法的始终。美国等国家把信用咨询和教育作为债务人援用破产法的先决条件,认为信用咨询可以教育债务人如何履行自己的义务,强调偿还债务的重要性,这里的信用咨询和教育旨在鼓励债务人偿还更多的债务并尽可能减少破产申请;[28]个人破产绝对不意味着债务人所有的债务被立即全部免除,个人往往需要在一段偿还期内尽力清偿债权人,在此期间个人受到较多的权利和行为的限制;对受保护性要求较强的债权,如税收债务、家庭抚/扶养费债务等,许多国家的个人破产法将这些债权设为非免责债权;故意伤害而引起的债务、通过欺诈而获得的信用债务等恶意债务,债务人也负有在破产程序结束后继续清偿的义务;有破产犯罪、欺诈转让财产等行为的债务人甚至会被拒绝免责;收人状况调查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确定是否要强制债务人还债;等等。
  个人债务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是以债权人较小的债权损失为代价的。债务人有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债权人的债权请求的有力的道德根据。[29]人性尊严、人格权是个人生存于社会的基本,应属较高位阶的利益予以优先保护,但这不意味着要彻底牺牲债权人的财产利益,个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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