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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知识结构的塑造
【副标题】 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英文标题】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
【英文副标题】 An Academic History Observation on Contemporary Judicial Research in China
【作者】 侯猛【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司法研究;法院组织;司法改革;法学研究历程
【英文关键词】 the judicial research; court organizes; the judicial reform; law research process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4-0036-1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4.03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36
【摘要】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英文摘要】 Judicial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clue that runs through nearly 40 years of legal academic research. The two way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can be demonstrated by combing the change of court organization and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in judici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this interactive mechanism has the original function to the current legal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judicial research provides the direction for legal researchers and deepen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587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法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表现在不仅各部门法学的研究日益繁荣,同时跨学科的法学研究也有很大的拓展。司法研究领域不是严格学科(discipline)意义上的划分,而是类似于文化研究、城市研究、互联网研究、性别研究、治理研究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field studies)。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司法研究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了怎样的知识结构?这是本文所关心的议题。当然,一定会有不少人质疑“司法研究”是否是一个学术存在。因为按照一般的学科划分标准,司法研究难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实际上,本文也不打算按照独立学科的建制来展开讨论。尽管退一步来说,按照学科制度的标准来衡量[1],司法研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科。
  通过对司法研究的“事”的梳理,展示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流变,才能理解“司法研究”语词的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和知识结构。做这样的学术史考察,还有额外的功用。它可以帮助读者包括想进入这一领域的后学迅速概览,为其提供研究指南。
  司法机关通常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参与司法活动的主体还有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等。为便于集中讨论,本文采取狭义司法的概念,即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司法研究主要是与人民法院相关的研究,必要时也会提及司法活动的其他主体的研究情况。
  一、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司法研究”或“司法制度研究”的名称,正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这首先得益于实践的巨大变化。例如,在有关人民法院法律方面,出台了两部重要的法律,即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官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数量更大。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收案的数量,从1978年的61万件左右上升为2017年的2576万件左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类型,更是复杂多样。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制定并在2011年修改的《民事案由规定》,至少规定了424种案由。
  可以说,司法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跨学科需求而迅速生产出来的知识[2]。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较大的研究规模。司法研究者不仅来自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也来自于法学以外的学科。
  (一)1980年代的讨论
  1979年至整个1980年代,比较多的是翻译、介绍域外司法制度的基本情况。例如,南斯拉夫、奥地利、日本、美国、叙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制度[3]。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译介文章,这与当时获取域外资料渠道有限有关。这些译介文章为后来的司法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法律概念的规范性讨论。例如,是否应保留“司法机关”的提法,以及司法机关包括哪些[4]。因为1982年《宪法》中没有提及“司法机关”这一概念,增加了“司法行政”的表述、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分工配合的条款。然而在实践中,既有司法机关就是人民法院的提法,也有司法权包括检察权和审判权,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认识,还有“政法机关”的提法。
  1980年代后期,司法改革的讨论也开始出现[5]。大背景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不过,实践中的主要工作是人民法院建设和人事增编,司法改革并未有实质性推动。因此,当时的讨论基本上还停留在设想层面。
  (二)1990年代的讨论
  1990年代初期,司法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有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6]、司法超前[7]甚至宪法司法化[8]的讨论出现,有的讨论直接促成有关文件的及时制定。例如,司法解释规范化的讨论,就与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密切相关[9]。
  1990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强力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并在1998年发布《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在这前后,学术界形成了司法改革研究的热潮,以张志铭和苏力为代表。张志铭研究侧重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角度讨论司法制度如何改进[10],苏力研究侧重从社会生活出发,在个案和细节中呈现出司法过程中的制度性难题[11]。
  (三)2000年代的讨论
  2000年初期,这两位有关司法研究的影响仍在持续。
  苏力强调跨学科的分析视角,特别是通过经验调查观察和理解中国司法的运作过程。早期因为其带队调查,影响到强世功(北京大学)[12]、赵晓力(清华大学)[13]和贺欣(香港大学)等人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影响更大,包括桑本谦(山东大学)、侯猛(中国人民大学)、刘忠(中山大学)、汪庆华(北京师范大学)、刘思达(多伦多大学)等人,形成了以强调社会科学、经验调查为特点的司法研究群体。不过,强世功、赵晓力很快就放弃了经验调查研究司法的进路。随着研究兴趣的转移,苏力也不太认可过于看重经验调查的进路,更为强调研究的想象力,并转向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在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也逐渐形成了关注司法运行机制、具体制度实施现状,采取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为特色的经验研究群体。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和四川大学左卫民的研究团队。以左卫民为例,他发表数篇以“实证研究”为名的法院制度改革的论文[14],并且主持出版了“中国司法改革实证研究丛书”[15]。同在诉讼法学界,陈瑞华与上述学者的研究却有所不同。早年他也曾尝试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方法[16],不过很快转向推崇黄宗智的研究进路[17],即强调从经验观察到理论提炼,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跳跃[18]。相比刑事诉讼法学界,民事诉讼法的经验研究者较少,以王亚新[19]和傅郁林[20]为典型。不过,随着中国民事诉讼的法律实践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王亚新已经转向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学研究,并且也带动了一批青年学者转向法解释学和法教义学的研究。
  (四)2010年代的讨论
  2010年以后,司法的量化分析成为热点,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在目前年轻一代的法学者中,以程金华、唐应茂、刘庄为代表[21]。其中,刘庄已开始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展开司法研究[22]。
  (五)实务界的研究情况
  法律实务界也形成了研究司法制度和司法过程的学术氛围。自198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自200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韩延斌、李广宇、胡仕浩、甘雯、孙祥壮等法官入选。横跨实务和法学两界的大法官是沈德咏和江必新。沈德咏是刑事诉讼法专家,著有《司法改革精要》等[23];江必新是民事诉讼法专家,著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正司法》等。此外,也有从实务界转入法学界的法官。例如,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孔祥俊,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在知识产权法和司法理论方面有较多著述[24]。
  实务界对于司法的研究,首先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法官亟需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由此,为总结审判经验和研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一部分各级法院编辑出版了各种审判指导与参考[25],各种司法文件的理解与适用汇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重要文稿的出版,也为深化研究中国司法提供了便利[26]。
  法官与学者建立了对话机制。这包括他们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在写作上相互引证,以及建立了一些制度性交流机制。例如,自200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自2013年开始,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等单位牵头组织“双千计划”,实行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自201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驻院法律研修学者制度。
  归纳来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司法研究沉淀下来的基本知识分类,主要是人民法院组织、人民法院人事和司法改革三大类。每一大类知识内部已经形成相对集中、结构化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这四十年间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引导。所谓相关法律,除了宪法以外,基本的法律就是两部——《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法院组织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主要规定法院组织和法院人事。《法官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具体规定法院人事。所谓相关政策,除了党的文件、司法文件以外,司法改革的基本政策就是四个时期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可以说,没有这些基本的法律和政策,也就不可能形成司法研究的基本知识结构。
  制度和人事向来是政治研究的两大基本命题。在司法研究中,制度与人事分别对应法院组织和法院人事,并且在总体上偏静态讨论。司法改革中的一些知识点虽然与前两大知识结构有所重叠,但总体上偏动态讨论,主要是关于司法的变迁和革新。
  二、法院组织的知识议题
  人民法院组织包括人民法院的类型、人民法院的审级、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审判委员会、人民法庭、审判庭)、审判方式、法院上下级关系等议题。由于司法实践不断变化,讨论的重点和热点也会随之转移。
  就基本法律的修改讨论来看,《人民法院组织法》主要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最近两年有所讨论。1990年代那次还主要局限于法院内部的讨论[27],第二次则是法学界内部多个学科参与[28]。这正好也说明人民法院在整个诉讼过程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更多瞩目。就抽象层面的讨论来看,司法权的性质曾是讨论热点{1}。例如,像司法权是判断权这样的常识问题,还一度需要专门重申{2}。还有研究人民法院的性质,例如,重新强调了其国家专政工具的属性{3}。就具体层面的讨论来看,法院组织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领域:
  (一)人民法院类型
  按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分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某一类型人民法院及其运作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近二十年呈现井喷现象。
  基层人民法院及其运作过程一直是热点,以苏力、贺欣为代表。苏力主要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进路,强调基层司法的国家治理功能,突出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从而区别于上级人民法院的规则形成功能{4};贺欣的研究也是法律社会学经验调查的进路,但持续时间更长、调查地点更多、研究问题更多样,并且注重与社会学家进行合作研究{5}。此外,还有其他进路的研究。例如,章武生从审级制度讨论基层法院的功能{6}。高其才在其主编的《中国司法研究》书系中,至少有3本与基层司法相关,主要是运用历史和档案材料分析{7}。
  另一个热点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者大多从功能入手加以讨论。在2000年代初期,“齐玉苓案”引发了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不少学者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政治功能[29]。也有例外,例如,侯猛研究最高人民法院规制经济的功能。此外,诉讼法学者也从专业视角加以讨论,例如,傅郁林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级结构中的职能定位,如何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8};左卫民则从死刑控制的角度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源和职能的重新配置{9}。
  除了功能分析以外,还有一些偏重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研究最高人民法院。苏力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批评认为这一政策会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这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自身作为最高上诉法院功能定位的模糊和专业知识的不足{10}。侯猛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不仅通过审判个案,也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不仅及于诉讼活动当事人及类似案件当事人,也对未进入诉讼活动的利益群体乃至某一产业产生影响{11}。黄韬则专注于金融领域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共政策{12}。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开始设立巡回法庭,方斯远认为,巡回法庭承载破除司法地方化的任务{13}。侯猛认为巡回法庭的设立能够应对在京涉诉信访案件数量的日益增长,但随着机构的设立,会逐渐改变司法体制中的央地关系,可能有助于实现巡回区内的司法统一{14}。方乐认为,巡回法庭的设立,让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15}。顾永忠认为,巡回法庭在审判管辖权上相当于高级法院,将来必要时可以受理跨地级行政区的二审案件{16}。
  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的研究很少。王亚新曾从民事一审程序切入讨论中级人民法院的运作过程[30]。还有学者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对中级人民法院的影响{17}。相对而言,有关高级人民法院的研究稍微多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人民法院的最高层级,也是直接连接最高人民法院,居于枢纽地位。傅郁林从民事再审审级裁量权入手,分析了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划分{18}。还有研究讨论了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型司法特征和国情约束下的功能[31]。此外,王建学对地方人民法院进行一般性讨论,规范分析其宪法地位,认为其是非地方、非中央的法律性机关,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构成行使审判权的整体{19}。
  专门人民法院也是法院的一种类型。现行《宪法》和修改前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并没有采取原《法院组织法》列举的规定方式[32]。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同专门人民法院的性质或管理体制差异很大,不便明文规定[33]。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新设专门法院的出现,相关研究呈现井喷态势。有关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改革的讨论开始出现[34]。但更多的讨论集中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35],以及尚未准确定性为专门法院的互联网法院[36]。
  (二)人民法院内设机构
  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大致分为审判业务部门和综合行政部门。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审判业务部门主要是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综合行政部门主要是办公厅、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国际合作局、政治部、新闻局、监察局、离退休干部局、机关党委。此外,还有研究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国家赔偿办公室这样的审判辅助部门。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具有科层制特点,长期以来被批评存在司法行政化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推动法官独立审判[37]。这其中包括进行合议庭改革、组建审判团队,裁撤、合并、控制内设机构规模[38],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优化工作流程[39]。但刘忠提供了另一种讨论思路。通过分析人民法院编制的变化和分庭管理制度,认为人民法院内部日益科层化,出路在于人民法院权力的缩减配置[40]。不过,大致来说,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讨论还停留在行政化、科层制的宏观层面,缺少微观考察。比较少有人去研究具体的内设机构。
  (三)司法解释
  尽管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做出《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研究直到1990年代才兴起。这其中有不少是对某一具体部门法问题司法解释的讨论,也有关于司法解释一般性问题的讨论。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批评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20}。特别是司法解释僭越立法权引起较多批评。例如,袁明圣批评成文化的司法解释存在立法化的现象{21}。此外,沈岿还认为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虽然采取了一些诸如“公民动议司法解释立项”和“公开征求意见”等措施,但并不能缓解强势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影响{22}。
  第二类是讨论司法解释的属性。有些是讨论司法解释的性质、地位和类型区分,即包括法院规范解释和法官裁量解释[41]。更多的是集中讨论司法解释的效力。例如,曹士兵认为司法解释的效力来源于习惯法{23}。王成则提出立法机关应明确司法解释的效力{24}。在司法解释的效力讨论中,争议较大的是关于其时间效力特别是溯及力问题[42]。司法解释的溯及力究竟是从其颁布之日起算,还是从其所解释的法律颁布之日起算?这个问题实践中有固定做法,但学理上尚未形成共识。
  第三类是讨论司法解释的形式。依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一般分为司法解释、决定和批复。批复是针对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较早对批复进行研究的是汪世荣,相关研究还有对批复进行诉讼化改造,以及司法批复的衰落问题[43]。除批复以外,还有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抽象性司法文件,包括会议纪要的功能[44]。而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性文件,虽然不能称为司法解释,但也能发挥类司法解释的作用,这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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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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