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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若干实务问题探析
【作者】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作者单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
【分类】 物权
【中文关键词】 实现担保物权;新民事诉讼法;非讼特别程序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13
【摘要】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是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设的一项新制度,首次明确了以非讼方式作为担保物权实现的新途径。浙江法院先试先行、积极探索,充分发挥特别程序快审快结的制度效用。本文在总结浙江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遇到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并提出相应处理思路,供审判实践参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4576    
  
  与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局部修订相比,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的修改涉及到民事诉讼程序的方方面面,修改、增设了许多重要制度。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纳入到第15章“特别程序”当中,从而首次在程序法上确立了以非讼方式作为担保物权实现新途径的规定。为指导这一新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贯彻实施,浙江高院继2012年12月25日率先出台全国首个地方性业务指导文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后,又于2013年7月3日向全省法院印发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两个业务指导文件的先后出台,有力推进了新法实施后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在浙江地区的审判实践应用。本文试图在梳理我国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立法沿革的基础上,以浙江地区的审判实践为样本,结合《意见》、《解答》的起草情况和具体内容,对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亟待解决的几个实务问题提出参考性的处理思路,以期能为审判实践提供助益。
  一、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立法沿革
  如何选择担保物权实现的程序,在实践中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次的立法变迁中一直处于争议焦点。从《民法通则》到《担保法》、《合同法》,再到《物权法》、新民诉法,我国立法对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规定。
  早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债权部分,就对抵押权的实现作出了非常简单的规定,即89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以抵押物折价或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而对抵押权人应该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去实现权利,则未作明确规定。相比之下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担保法》的规定显然更具可操作性,其53条第1款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明确了抵押权的实现途径可以是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可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现实生活中,当事人自行协商实现抵押权的概率很低,而通过诉讼方式则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的弊端,影响了抵押权制度价值的发挥。谨防骗子
  鉴于以诉讼方式实现抵押权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立法部门又在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合同法》中作出了有限度的司法回应。该法第286条在确定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的实现方式时,摈弃了《担保法》的诉讼模式,首次规定了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时,承包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开创了通过非讼程序实现民事权利的先河。当然,囿于自身调整范围和立法目的所限,《合同法》仅仅对建设工程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做了规定,而无法对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实现途径作统一规定。
  为解决诉讼方式实现担保物权所带来的程序复杂、成本高昂等问题,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对抵押权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制度创新,首次在实体法上确立了以人民法院拍卖、变卖作为抵押权实现方式的规定。《物权法》195条第2款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该规定将抵押权的实现途径由《担保法》53条第1款规定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变化为“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虽说是制度突破,但由于在立法文字表述上并未明确应适用一般的诉讼程序还是适用执行程序或非讼程序,加上当时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并未涉足,因此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人民法院往往对此持谨慎态度。各地法院仍通过诉讼方式,经审理确认担保物权存在且合法有效后,再在判决主文中明确担保物权人对担保财产的优先受偿权。《物权法》的上述规定仅仅作为实体法上的宣示性规定存在,审判实务中对抵押权的实现方式并未进行实质性改革。此外,对于质权与留置权,《物权法》甚至未明确规定质权人及留置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近年来,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有人建议应当在程序法中对担保物权的实现作出衔接性规定。[1]这些呼吁终于在这次新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转化为立法成果。新民诉法将实现担保物权的规定增列在第15章“特别程序”之下,明确了程序规则,实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契合,这无疑将更有利于担保物权制度价值的快捷、充分发挥。
  二、新民诉法实施后的审判实践探索
  新民诉法虽然对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作了专节规定,但规定较为原则,仅在第196条、第197条两个条文中对案件的受理和审查作了原则性规定。至于法院内部分工、案件审理流程、法律文书样式等涉及操作性的具体问题,立法上并未明确。为回应新法实施在即基层法院的审判实践需求,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浙江高院于2012年12月25日出台《意见》第9条,对受理条件、审查标准、法律文书样式等具体问题提出意见,解决了当时亟待明确的审理程序和工作机制等问题。鉴于当时审判实践经验尚属空白,《意见》起草过程中注意把握先易后难原则。对于思路清晰的问题,先行予以明确,对尚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则有意识地未给出定论或仅提出原则意见,留待在实践中边探索、边总结。《意见》对及时激活新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2]仅2013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受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已逾千件,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均居全国前列。经过实践摸索,各地法院在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过程中初步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同时,一些有争议、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也逐渐在实践中暴露出来,如能否采取公告送达,异议的审查标准应如何确定,管辖异议、调解、财产保全等制度能否适用于特别程序,等等。结合跟踪调研所掌握的情况,浙江高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于7月3日出台《解答》,总结梳理各地法院反映集中的15个疑难问题并给出处理思路。《意见》和《解答》两个审判业务指导文件,既是浙江法院先试先行的实践成果总结,反过来也进一步统一了各地法院的审理思路,推动新制度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审判实践。
  根据司法统计数据反映,2013年1至6月,全省基层法院共受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1003件(其中第1季度收案432件,第2季度收案571件),收案标的额64.8亿元,结案标的额30.1亿元。审结的940件案件总体情况平稳,未出现因案件把握不准而引发信访的事件。审判实践中,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呈现出以下3个特点。
  第一,地区间分布不平衡。温州、宁波、杭州三地受理的案件数居全省前3位,分别为221件、213件、156件,其他地区的案件数量则均在百件以下,而收案最少的是丽水和舟山地区,上半年仅收案13件和41件,经济发达地区的案件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
  第二,裁定准予申请的案件占多数。从审理结果看,在审结的940件案件中,裁定准予申请670件,裁定驳回申请57件,申请人撤回申请等213件,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申请的案件远多于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
  第三,申请主体以银行居多。以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和西湖区法院为例,上城区法院上半年受理的21起案件中,申请人为银行的有16件,西湖区法院上半年受理的10起案件中,申请人为银行的有7件,占比均不低于70%。除银行外,申请人主体还有民间借贷债权人、担保公司、典当公司等。
  自2012年以来,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处于“双升”态势,给浙江的金融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带来了压力。破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以及加快推进银行不良贷款处置,被视为2013年全省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依法支持银行用好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实现金融债权,对加快推进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切实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非讼特别程序具有用时短、效率高的特点,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自应用于浙江地区的审判实践以来,充分发挥了快审快结的制度效用,许多金融机构债权人已经切身体会到新制度省时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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