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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论民事上诉利益
【作者】 唐力【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上诉利益;识别标准;上诉拘束力;附带上诉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01
【摘要】

我国上诉制度对上诉的条件仅作形式规定,对当事人无理由、无利益的上诉,并无程序上的处置措施,法院也必然要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此导致诉讼迟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上诉利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提起上诉合法性的条件,是法院是否有必要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前提,无上诉利益的上诉无审理之必要,法院应当将上诉予以驳回。制度构建上,要为当事人上诉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686    
  
  

目次

一、上诉利益的界定

二、上诉利益识别之理论基础

三、不同裁判形态下上诉利益的识别

四、上诉利益保障之上诉拘束效力

五、上诉利益平等保护之附带上诉

上诉,是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申明不服,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加以改判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提起上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当事人因不服第一审裁判提起上诉,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有权提起上诉的主体为一审当事人(第164条);(2)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第164条);(3)可提起上诉的对象为一审判决、裁定(第123条、第164条);(4)以书面形式提起上诉(第165条)。依诉之成立与合法二阶化理论,上述立法规定其实质上既包涵了上诉之成立要件(立案登记),也包涵了部分诉之合法性要件,上诉符合上述条件,即产生上诉提起的效力——阻却一审裁判生效及案件移审,二审法院也将对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可以认为,我国上诉采取的是普遍理念,当事人有无上诉利益并不是二审法院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程序要件,对当事人欠缺上诉利益、无理由上诉等行为,程序上并无处置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强调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同时,上诉程序可能会被不当利用而造成司法资源无意义耗费的问题。

按照诉之原理,当事人提起之诉若为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则诉必须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此即谓之诉的利益。诉之利益,是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以及为审查各个请求内容实效性而设置的条件,[1]是为了考量“具体请求的内容是否具有进行本案判决之必要性以及实际上的效果(实效性)”而设置的一个要件。与管辖、当事人能力等纯程序性诉讼要件不同,诉之利益是与当事人适格、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等实体性内容密切关联的一个诉讼要件。从法院(国家)的视角看,诉之利益所考量的因素是,该诉是否具有解决的必要性,是否给法院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或者是否是在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来进行把握;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该诉是否为毫无解决的实际意义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不应有的负担来进行把握的。

在第一审程序中,诉之利益作为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一个前提条件,当原告的起诉不具备诉之利益的情况下,因不具有审理本案的必要性,法院将驳回原告的起诉。同理,“上诉人提起上诉,[2]与提起诉讼需要具有诉之利益同样,必须具有上诉利益,也即是说原判决必须是对上诉人存在不利益的必要。”[3]如同一审提起诉讼需要具备诉之合法性要件一样,当事人因不服第一审裁判而提起上诉也应当具备诉之合法性要件。

类似于一审程序中的立案与审理程序结构,上诉审程序实际上也存在上诉案件的受理与审理两个程序阶段,对应的是上诉的成立与上诉的合法。上诉案件的受理,应是上诉人提起的上诉符合上诉的形式要件,此即表示上诉的成立,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会被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上诉人的上诉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件,其上诉请求才会被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此即上诉中的诉讼要件。我国立法并没有诉讼要件审理与本案审理之区分,特别是上诉审程序也没有像一审程序那样规定立案审查程序。从程序安排上来看,一审法院主要是接收当事人的上诉状并依法完成送达等程序性事项,同时将原案材料(一审裁判资料)及当事人上诉状、答辩状等一并移送二审法院。原审法院对当事人的上诉并不进行审查(也可以理解为法律并未赋予原审法院对当事人上诉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权)。而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二审法院在收到一审法院移送案件后也没有类似于一审中法院对当事人起诉审查程序的规定(第123条)。由此看来,法律对上诉采取较起诉更为宽松的态度,对当事人上诉的合法性不予审查而直接进入审理程序,更加体现了我国立法对当事人上诉权给予充分程序保障的立法意图。不过,这种粗放式的立法现状并不能与我国当下进行的案件受理制度改革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同时,却缺少对当事人滥用诉权(上诉权)的规制。

一、上诉利益的界定

上诉的提起,是当事人基于其享有的上诉权而为之诉讼行为,如同诉权的产生需要有纠纷的存在一样,上诉权的产生是基于受到一审不利益之判决,因而,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只有其受到一审不利益判决者方才享有上诉权。“控诉权,是第一审中的原告、被告中受到不利益判决的一方,也即败诉一方所享有的权利”[4],而对于没有受到一审不利益判决的当事人来说,就无不服一审判决而提起上诉的必要,此即谓上诉利益。“上诉利益是指,上诉人对第一审判决可以申明不服,仅限于该判决对其造成了不利益的场合。不服申请不具有不利益的场合,上诉将以不具有合法性而被驳回。”[5]“没有受到不利益判决的当事人没有认可其提出不服申请的必要,从不利益相反的角度来看,此即称为控诉利益。”[6]具有上诉利益,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具有合法性的诉讼要件之一,当提起上诉的一方当事人不具有上诉利益时,即没有遭受一审不利益判决的一方当事人提起不服之申明,显然会增加法院的审理负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对相对方当事人来讲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会增加对方当事人的诉累。

作为诉讼开始的第一审程序因当事人起诉成立而启动,在采立案登记的民事案件受理机制下,诉讼程序启动的条件低阶化,通常以形式要件来规制。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考虑对被告的程序利益保障问题,大陆法系国家立法通常设置了本案审理和判决的前置性条件——诉讼要件。诉讼要件,是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是法院作出本案判决的要件,无论是认可当事人所提之诉讼请求,还是驳回当事人之诉讼请求,诉讼要件是法院作出本案判决所必要的条件。“诉讼要件,是认可请求或者驳回请求之本案判决之条件。作为一项原则,当该要件存在欠缺时,诉将被驳回。”[7]诉之利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诉讼要件,但其并非是一个法定化的诉之合法性要件,而是一个存在于观念上或者理论上的一个诉之合法性要件。作为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诉之利益“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与实效性。”[8]其与诉权概念相关联,即所谓“无利益即无诉权”,诉之利益是利用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必要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不具备诉之利益的场合下,诉将以不具有合法性而被驳回。[9]同理,作为一个程序合法性要件,当事人之上诉亦必须具备上诉利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诉讼要件并不是诉讼成立或者诉讼程序启动的条件,而是作为本案审理和判决的前提条件而存在。“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中,诉讼要件并不是起诉的要件或者诉讼开始的要件。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诉讼要件审查制度,类似诉讼要件或者本案要件的内容都被归入起诉要件之中。”[10]从这一论断可以看出,具备诉讼要件是法院对具体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条件,而作为诉之合法性要件之一的诉之利益,则“针对的是具体的诉讼请求是否有进行诉讼或者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11]依据这一诉讼原理,就上诉审而言,构成法院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前提也应当满足相应的诉讼要件,其主要包括:上诉对象为第一审法院作出的可以提起上诉的终局判决;以合法有效的方式提起上诉;在法定上诉期间提起上诉;具有上诉利益。[12]其中,具有上诉利益这一要件其实隐含了当事人适格这一程序要件,即具有上诉利益的当事人提起之上诉方为有效。“如同提起诉讼需要具备诉的利益一样,上诉人提起上诉必须具有上诉利益,也即上诉人必须遭致原判决所带来的不利益。”[13]上诉利益这一上诉构成要件,并非产生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是从诉讼原理上考量减轻上级法院审理负担,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支出。上诉利益不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性要件,其是与一审判决内容存在密切关联的一个诉讼要件。换句话讲,上诉具有上诉利益时,法院方有对上诉请求之妥当性进行审理和判决之必要;在不存在上诉利益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理应判决驳回提起上诉人之上诉,无需对上诉请求有无理由进行判断,更不会对原审判决予以撤销或者改判。

上诉审制度,是为遭受第一审不利益判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以确保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而设立的;同时,在我国,上诉审既是事实审也是法律审,因而,上诉制度还给予了二审法院审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妥当性的制度契机,以保证法律在个案中是被统一适用的。但是,从减轻上诉法院的负担以及避免对方当事人不至因上诉人滥用上诉权而遭受过度的诉累,上诉必须具有合法性二审法院方可对上诉人之上诉请求予以审理,而上诉利益则正是作为上诉合法性要件之一被要求的。但是,我国民事诉讼审理程序构造上,没有区分程序事项(诉讼要件)审理和实体事项审理(本案审理),在未对诉讼要件先行审理的情况下,即展开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审理,此乃是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构造上的一个制度性缺陷。尽管从实证的角度看,诉讼要件审理与本案审理的顺序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但从法院对纠纷作出裁判的视角看,在诉讼要件未审理清楚的情况下,法院是无法对案件实体作出判决的。作为诉讼要件之一的诉之利益,无论是当事人起诉还是上诉,不具备诉之利益时,法院无需对本案(实体请求)进行审理,即应作出驳回诉的判决;只有当事人提起的诉具备诉之利益时,诉才具有合法性,法院才有对当事人提起的实体请求的妥当性进行判断的必要,才能作出本案判决。

有学者认为诉的利益之功能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诉的利益的消极功能,是基于对国家、原告、被告三者利益的平衡,一方面,国家基于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及其实现的考虑,通过诉的利益界定国民可以行使诉权的范围;另一方面,国家法律赋予国民利用诉讼制度权利并获得相应利益的同时,也禁止当事人滥用诉讼制度从而避免对方当事人不必要的应诉。诉的利益的积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的权利,防止法院推诿民事裁判义务的承担;(2)约束法院在受理案件时的恣意行为;(3)促进新的民事权利的形成。[14]从上诉制度的功能来看,上诉利益更多的是着眼于诉的利益之消极功能的作用,规制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消除毫无意义的上诉行为,避免毫无意义的耗费司法资源和给对方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诉累;同时,确保纠纷的迅速解决。

二、上诉利益识别之理论基础

上诉人能够对第一审判决提出不服之申明,应当仅限于该判决对其产生了不利益的场合,当不服申明之利益不存在时,上诉将以不合法而被判决驳回。[15]此即无上诉利益,法院便不得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和判断。然而,如何判断上诉人之上诉是否具有上诉利益?其判断基准是什么?对此,理论上存在“旧实体不服说”“形式上的不服说”和“新实体不服说”三种学说。[16]

(一)上诉利益识别的学理论争

有关上诉利益的判别标准,学理上存在多种观点的争论。“形式上的不服说”认为,是否具有上诉利益得从当事人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与法院一审判决内容之比较来加以确定,只要法院判决没有满足当事人所提之诉讼请求,即可认为其具有上诉利益。“当事人的请求与第一审判决的主文(具有既判力的内容)相比较,只要后者没有满足前者,即认可具有不服之上诉利益。”[17]“旧实体不服说”认为,“当事人在具有通过上诉能够获得比第一审判决更为有利判决可能性的场合下,即认可具有上诉的利益可提起上诉”。[18]“新实体不服说”则认为,“当事人如果遭受到了确定判决所具有的既判力等其他效力任何致命的不利益的场合,具有不服之上诉利益”。[19]上述三学说中,“形式上的不服说”强调的是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与所获得的法院判决内容之形式上的比较有无差异,当请求未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无论是实质内容上还是量上,当事人即具有了上诉利益。“旧实体不服说”和“新实体不服说”看重的是当事人通过上诉可获得比一审判决更有利的判决,或者一审判决对其产生了不能通过后诉救济效力的重大不利益的情况,当事人具有上诉利益。相较“形式上的不服说”而言,新、旧实体学说更注重当事人通过上诉所能获得的实质利益或者遭受一审判决实质上的不利益的考量。不过,从具体判别的操作来看,新、旧实体说因判别的基准更为主观化而存在不确定性,而“形式上的不服说”因仅从当事人请求与法院判决的外在形式上之比较来识别,易于判别。基于此,“形式上的不服说”获得了学理上通说的地位,也得到了实务判例的支持。[20]

(二)上诉利益识别的考量因素

1.上诉审程序的目的、功能

我国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一般将上诉程序的目的概括为:败诉的当事人通过上诉程序使其权利得到救济。上诉制度既为救济当事人而制定,也为上级法院实现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而存在。日本学者对上诉功能的理解稍有不同,他们着眼于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认识上诉制度的目的与功能。认为,上诉制度的目的是确保给予受到不当的第一审判决之不利益的当事人以救济,在保证裁判正当性的同时,也试图实现法令解释适用的统一性。[21]从制度设计层面考查,上诉制度为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而制定:一方面,如果从上诉程序的开始是由当事人提出上诉而引起,以及需要遵循上诉审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来考虑的话,上诉制度显然不可否认的是以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为目的的;另一方面,从事实审和法律审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来考查的话,毫无疑问是为确保法律解释适用的统一性。[22]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着眼于为当事人能够获得上级法院审理救济提供契机,以撤销下级法院不当裁判对其所带来的不利益后果。当然,我国上诉审既是事实审也是法律审,通过上诉审理可以纠正下级法院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法律适用的妥当性作出判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诉制度首先为当事人权利救济而设置,此谓上诉制度设立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其二,理论上论及上诉之目的时,通常还认为上诉还具有上级法院实现其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之功能。不过,这一功能不过是上诉制度的附带功能而已。此乃因上诉程序的开始须以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为依托,且因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上诉审理范围原则上限于上诉人请求的范围,而非由法院依职权为之,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诉制度的本来目的是为当事人权利救济而设立,只不过在纠正下级法院一审不当裁判的同时,实现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功能,上诉程序并不以此为主要目的。由此而言,无论是对当事人的救济,还是上诉法院对法律解释适用统一性的考虑,其制度出发点和归宿都以当事人为根本。

既然民事上诉制度是基于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以及权利救济,那么对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一方面必须给予充分的程序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滥用上诉权也应进行必要的规制。对当事人滥用上诉权进行必要的规制,考量的一是国家承担的司法运营成本支出的正当性,即从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减少司法资源的不当耗费;二是当事人行使权利必须具有合法性,即当事人提起的上诉必须具备诉之合法性,法院方能对其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作为二审之诉的合法性要件均以立法的形式作了必要的规定,比如,上诉提起之主体、上诉提起之期间、上诉提起之方式等,此等条件可以理解为法定化的诉之合法性条件。但这里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提起之诉必须具有可诉之利益,即诉之利益。诉之利益作为一个诉讼要件用于判断当事人提起之诉(上诉)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而以此判断本案审理的必要性或者作出判决的必要性。

从程序功能上讲,上诉程序本为救济当事人以及统一法的解释适用而设定,着眼于当事人利益的法的保障。然而,上诉人意图通过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对其不服的一审判决进行审理并予以撤销或者改判,其提起之上诉必须满足诉之合法性要件,法院方可进行审理并加以判决。如此考虑,是在制度上对当事人的救济与诉讼成本、诉讼效率的考量之间寻求利益上的平衡,以使上诉制度不至于因当事人滥用上诉权而不当消耗司法资源;同时,也考虑不至于因一方当事人滥用上诉权而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不必要的诉累。对此,除立法所规定之形式上的上诉要件之外,上诉利益便是一个很合适的利益平衡工具。“上诉制度的目的与诉讼迅速终结之间,保障上诉机会可能导致诉讼终结迟延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而且,关于诉讼迅速终结本身,原审中胜诉当事人与败诉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是裁判的通例,在上诉制度中对此相反的请求如何进行调和则成为问题。也即,因错误判决而败诉的当事人希望通过无论多少次改判直至达到胜诉结果,而胜诉一方当事人则希望尽可能早的使裁判加以确定。然而,如果允许无限制的争议,一则有害于法秩序的安定,二则也有害于利用裁判制度迅速地处理其他更多案件,因此,上诉的容忍性,其自身必须有一个限度。”[23]尤其是,当提起一个毫无理由的上诉对裁判进行无限制的争议之时,其不只是对该案件的处理,也会对其他正常上诉的案件的迅速处理也构成妨害,因而损及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对当事人无意义之上诉行为的限制,除从立法上进行程序性条件的制约(比如上诉的方式、上诉的时间等)外,上诉应当具备上诉利益则是一个核心的考量因素。上诉利益作为上诉应当具备的诉讼要件,一方面是由于上诉利益承载着败诉一方当事人因一审判决所带来的不利益所需要的上诉救济之程序保障;另一方面,因上诉利益强调上诉必须具有可救济之利益,因而,可以避免毫无利益之上诉行为。

2.上诉审的程序构造

不同的上诉审程序构造,对上诉利益的识别会存在差异。上诉审的程序构造,指的是一审和二审的程序关系,其存在“覆审主义”构造、“续审主义”构造和“事后审主义”构造三种程序结构关系。

“覆审主义”构造,是上诉审与第一审没有程序衔接的一种程序构造,上诉审中重新收集诉讼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这种程序构造表明,上诉审是不依赖于一审的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程序结构,一审和二审并不存在程序上的衔接关系。“覆审主义”构造下,当事人重新提出与基于纠纷案件的诉讼标的关联的主张与立证材料,并且法院基于此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一上诉审构造,可以理解为是对第一审审理的重复,但只要是基于同一请求的基础,当事人可以对原审中的诉讼标的进行变更,在原审审理中已经提出的证据资料可再次提出,同时,新证据资料的提出原则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这一程序构造尚有续审制的特点。但是,上诉法院并不就原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是否妥当进行审查,而完全独立地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24]这一构造存在完全忽视一审审理而导致当事人不重视一审、增加上诉审法院审理负担等问题,很少有国家采用此上诉审构造。

所谓“事后审主义”,是一种限制上诉审的程序构造,“上诉审的诉讼标的、证据资料等以原审中主张、提出的为限,仅就原判决、决定的妥当性进行事后审查”。[25]与复审主义上诉审构造相对,“事后审主义”构造,强调的是上诉审对一审判决内容的妥当性进行审查,因此,作为一项原则,诉讼资料以一审中提出的为限制,不接收新的诉讼资料;上诉审程序基于原有的诉讼资料,审查一审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以及判断理由是否存在问题,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裁判。

“续审主义”构造,是介于“覆审主义”构造和“事后审主义”构造之间的一种上诉审程序构造,上诉审法院以第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为基础,在上诉审程序中允许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资料,上诉审法院结合一审已经提出的诉讼资料和当事人在上诉审中新提出的诉讼资料,在认为原判决需要撤销的场合下,作为一项原则,上诉法院应当自行作出新判决,从这一点来看,其与“覆审主义”相近;另一方面,上诉审法院将自己审理判断的结论与原判决相比较,如果两者是一致的话,即使判断理由存在差异,上诉法院也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如果两者不一致的话,则撤销原判决,从这一点来看,其又与“事后审主义”上诉审程序构造相近。[26]

上诉利益的有无之判断基准,可以说与上诉审构造不无关系。“覆审主义”构造中,上诉审与第一审不存在任何关系,上诉审重新收集诉讼资料并对案件重新审理,上诉利益的识别并不存在将当事人所提出之诉讼请求与第一审判决的对比关系,也不存在上诉审的判断与第一审的判断的比对关系。由此而言,当事人只要有通过上诉审获得更有利判决的可能性,即具备上诉利益。上诉利益之“实体不服说”识别标准可以比较恰当地解释“覆审主义”上诉构造中的上诉利益之判断,当然,由于缺乏较为确定的判断标准,可以说“覆审主义”上诉构造对上诉利益的有无之判断,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

“事后审主义”上诉构造中,由于禁止在上诉审中提出新的主张和新的证据,作为一项原则,上诉审是基于一审中所形成的诉讼资料进行审理和判断,第一审是上诉审的基础,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上诉审法官根据其自身的判断与第一审判决之比较来把握是否维持原判决或者撤销原判决,上诉审与第一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比对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形式上的不服说”更加适合“事后审主义”上诉审构造中上诉利益有无之识别,一审中全部胜诉之当事人显而易见是不具备上诉利益的,只有在完全败诉或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场合下,当事人才具有上诉利益。

“续审主义”上诉审构造下的上诉利益之识别有其复杂性,这是源于“续审主义”上诉审构造允许当事人提出新的主张和新的证据方法,此被称为“辩论更新权”[27]。上诉审中可以提出新的诉讼资料和证据方法,无异于支持当事人在上诉审中追求更大的利益;同时,“续审主义”上诉审构造之裁判,又依赖于与第一审裁判之比较,上诉审法院之判断与一审法院裁判一致者,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上诉审法院之判断与一审裁判不一致者,撤销原判决,作出新判决。从“续审主义”上诉审构造之裁判自身来看,其尽管综合一审之诉讼资料和上诉审中新收集的诉讼资料为基础作出独立的判断,但其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予以维持或者撤销,一定是基于两者之比较,从上诉审裁判这一实质意义来讲,“形式上的不服说”上诉利益有无之识别标准更为恰当。因为尽管在“续审主义”构造下,上诉审程序中允许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资料以获取更有利的裁判,但其受限于一审判决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满足度,即在第一审中完全胜诉一方当事人当无上诉利益。不过,由于给予当事人提出新主张和新证据方法之机会,使得上诉利益之识别显得更为复杂,应当在“形式上的不服说”基础上考虑例外情形,需要结合诉讼中的具体情况加以判别。

考察我国上诉审程序,毫无疑问是属于“续审主义”程序构造。在上诉审程序中,当事人不但可以提出新的事实主张、提出新的证据方法,同时,原审原告还可以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民诉法解释》第328条),原审被告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民诉法解释》第328条)。可以说,我国上诉审程序给予了当事人更多选择权。不过,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中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并不是当事人针对一审裁判不服的审理对象,因为对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中新增加之诉讼请求,法院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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