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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外法学》
目击证人辨认程序
【副标题】 列队辨认与照片辨认的建议【英文标题】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英文副标题】 Recommendations for Lineups and Photospreads
【作者】 〔美〕加里·威尔斯<等>;张琪译
【作者单位】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2016级证据法学硕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目击证人辨认;列队辨认;照片辨认
【英文关键词】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lineups; photospread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总期号】 总第2期【页码】 138
【摘要】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错误的目击证人辨认已经成为对无辜之人错误定罪的罪魁祸首。为解决这一问题,1996年,美国心理学协会下设的美国法学心理学学会以及第41分会设立分委会,专门负责反思科学证据,为构建与执行最佳列队辨认程序提出建议。通过查阅关于列队辨认方法的科学文献,研究者发现三个重要主题:相对判断法,科学实验与列队辨认的类比,辨认信心可塑性。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四项目击证人辨认的程序性建议:一是采用双盲辨认法,二是事先告诫目击证人真凶可能缺席,三是基于目击证人的口头描述选择陪衬者,四是立即记录并评价辨认过程中目击证人的信心水平。

【英文摘要】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false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conviction of innocent people. In 1996,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and Division 41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pointed a subcommittee to review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best procedures for constructing and conducting lineups and photospreads. Three important themes from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relevant to lineup methods were identified and reviewed, namely relative-judgment, processes, the lineups-as-experiments analogy, and confidence malleability.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that double-blind lineup testing should be used, that eyewitnesses should be forewarned that the culprit might not be present, that distractors should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 eyewitness’s verbal description of the perpetrator, and that confidence should be assessed and recorded at the time of identification. The potenti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discuss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665    
  
  

一 引言

1996年,美国法学心理学学会执行委员会设立分委会,负责为构建与执行目击证人列队辨认程序起草指南,本文的作者即为此分委会成员。1998年3月,美国法学心理学学会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将本文作为美国法学心理学学会的官方指南。

(一)待解决的问题

目击证人列队辨认是决定某一犯罪嫌疑人是否将面临刑事指控的关键。[1]过去二十年中,心理学家们为研究目击证人辨认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同时,他们也对特定条件下目击证人辨认的准确度表达了担忧。研究者通过对照实验发现,列队辨认程序对辨认准确度有重要影响。本文用“列队辨认程序”来指称大量与队列辨认相关的方法论要素,既包括列队辨认的结构性质(如被辨认人的样貌特征),也包括程序性质(如证人在辨认前受到的指示)。

过去二十年中,关于目击证人证言的科学研究已成为科学心理学领域中最为成功与详尽的应用研究课题之一,包括陪审团对证人证言的评价、法律保障的效力、儿童与成年人回忆目击事件的能力比较、目击者记忆重构、压力、与目击证人面谈的技巧、目击者能力的个体差异、错误的自传式记忆以及目击证人专家面对不同结果的意见一致程度等。然而,尽管关于目击者证言的研究范围已如此广泛,目击证人辨认仍然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证人一句“我亲眼看见就是这个人拔的枪”几乎就能直接将无辜之人入罪。

研究者已经证明,列队辨认使用的某些方法很可能导致无辜者定罪率上升。系统变量受刑事司法系统控制的观点在心理学文献中统领了二十一年,[2]系统变量在错误的目击证人辨认程序中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

除实验研究外,各种错误定罪的判例也越来越有力地表明,错误的目击证人辨认已经超过其他因素之和,成为导致错案的主因。[3]自从DNA鉴定程序引入美国,先前被定罪的人开始有机会通过DNA测试以证清白。

美国国家司法协会曾出具报告,审查了28起用DNA证据平反的错案。本文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12起判例。在这40起判例中,无辜之人被错误定罪而入狱,其中甚至包括五名死刑犯。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DNA鉴定,他们的冤情才得以洗刷。表1列举了这40起案件。

在这40起案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目击者辨认造成的错误定罪数量。36起(约占总数的90%)涉及目击者辨认的案例中,都有一个或多个目击者错误地辨认了嫌疑人,甚至有五个目击者独立地辨认出同一个非作案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1中的40起案例只是美国最早利用DNA为被错误定罪者洗冤的案件,并不是以目击证人辨认为标准筛选出的,因此,导致先前错误定罪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结果是其中90%的错案都是由错误的目击辨认造成的,这说明尽管目击证人辨认的证据是最不可靠的证据形式之一,却往往为陪审团成员所信服。

虽然为无辜者定罪的是陪审团,但这不是此文建议的对象。本文目的是使目击者辨认证据更可靠,而不是令陪审团更多疑。

美国司法部对错误辨认问题的态度不甚明确。在1968年Simmons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中,当警察为辨认之目的向目击者展示单人照片时,最高法院才意识到有缺陷的程序是如何“助力”错误辨认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警察对照片辨认的不恰当利用可能会使证人在辨认中犯错。证人在案发当时可能只是匆匆瞥了犯罪者一眼,或者是在相当有限的条件下看到犯罪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警察仅向证人展示一张与他当时见到的犯罪者相貌大体相似的单人照片,或是向他展示多张照片,但某一个人的照片重复出现或被特别强调,那么证人辨认错误的风险就会大大提高。另外,如果警察向证人暗示他们已经掌握了照片中某一个人犯罪的其他证据,证人也容易辨认错误。(Simmons v. United States, 1968: 967)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裁决逐渐削弱了Simmons案的判决效力,深刻改变了以往由法庭评价目击证人辨认证据的体系。其中,1972年Neil

表1利用DNA为无辜者洗冤的40起案件

┌──────┬──────┬────┬──────┬──────────────┐
│姓名    │指控    │定罪年份│原判/已执行 │定罪证据          │
│      │      │    │的刑期(年) │              │
├──────┼──────┼────┼──────┼──────────────┤
│Adam, Kennet│两项谋杀,强│1978  │75/16    │证人辨认          │
│h      │奸     │    │      │              │
├──────┼──────┼────┼──────┼──────────────┤
│Alejandro,Gi│性侵犯   │1990  │4-1990.12  │血液证据;被害人辨认    │
│lbert    │      │    │      │              │
├──────┼──────┼────┼──────┼──────────────┤
│Bloodsworth,│谋杀,强奸 │1985  │死刑,减至无│五位证人指认;被告人认罪供述│
│ Kirk    │      │    │期/9    │              │
├──────┼──────┼────┼──────┼──────────────┤
│Bravo, Mark │强奸    │1990  │3-1990.8  │被害人指认;血液分析;虚假陈│
│Diaz    │      │    │      │述             │
├──────┼──────┼────┼──────┼──────────────┤
│Brison, Dale│强奸,绑架 │1991  │18-42/3.5  │被害人指认;毛发分析;不在场│
│      │      │    │      │证明力弱          │
├──────┼──────┼────┼──────┼──────────────┤
│Bullock, Ron│加重性侵犯 │1984  │60/10.5   │两位被害人指认;警察辨认;住│
│nie     │      │    │      │所靠近           │
├──────┼──────┼────┼──────┼──────────────┤
│Callace, Leo│鸡奸,性虐待│1987  │25-50/6   │被害人指认;血液分析;虚假陈│
│nard    │      │    │      │述             │
├──────┼──────┼────┼──────┼──────────────┤
│Chalmers, Te│强奸,鸡奸 │1987  │12/24/08  │被害人指认;不在场证明力弱 │
│rry Leon  │      │    │      │              │
├──────┼──────┼────┼──────┼──────────────┤
│Cotton, Rona│两项强奸  │1985, 19│无期+54/10.5│被害人指认;相似的鞋和手电筒│
│ld     │      │87   │      │              │
│      │      │(第二次 │      │              │
│      │      │判决)  │      │              │
├──────┼──────┼────┼──────┼──────────────┤
│Cruz, Roland│谋杀,绑架,│1985  │死刑/11   │声称“梦境”谋杀,证人证言 │
│o      │强奸    │    │      │              │
├──────┼──────┼────┼──────┼──────────────┤
│Dabbs, Charl│强奸    │1984  │12.5-20/7  │被害人指认;血液分析    │
│es     │      │    │      │              │
├──────┼──────┼────┼──────┼──────────────┤
│Davis, Geral│绑架,两项性│1986  │14-35/8   │被害人指认;精液分析    │
│d Wayne   │侵犯    │    │      │              │
├──────┼──────┼────┼──────┼──────────────┤
│Daye, Freder│两项强奸,绑│1984  │无期/10   │被害人、证人指认;血液分析;│
│ick Rene  │架     │    │      │虚假陈述          │
├──────┼──────┼────┼──────┼──────────────┤
│Dotson, Gary│强奸,加重绑│1979  │25-50/8   │被害人指认;精液、毛发分析 │
│      │架     │    │      │              │
├──────┼──────┼────┼──────┼──────────────┤
│Green, Edwar│强奸    │1989  │未判决/9个月│被害人指认;血液分析    │
│d      │      │    │      │              │
├──────┼──────┼────┼──────┼──────────────┤
│Hammond, Ric│性侵犯,绑架│1990  │25+3年缓刑/2│被害人指认;被害人对车的辨认│
│ky     │      │    │      │;毛发分析;不在场证明力弱 │
├──────┼──────┼────┼──────┼──────────────┤
│姓名    │指控    │定罪年份│原判/已执行 │定罪证据          │
│      │      │    │的刑期(年) │              │
├──────┼──────┼────┼──────┼──────────────┤
│Harris, Will│性侵犯   │1987  │10-20/7   │被害人指认;精液分析    │
│iam O’Dell │      │    │      │              │
├──────┼──────┼────┼──────┼──────────────┤
│Hernandez, A│谋杀,绑架,│1985  │死刑/11   │认罪陈述;有罪证人陈述   │
│lejandro  │强奸    │    │      │              │
├──────┼──────┼────┼──────┼──────────────┤
│Honaker, Edw│强奸,性侵犯│1985  │3终身监禁+34│被害人、证人指认;毛发分析;│
│ard     │,鸡奸   │    │/10     │相似穿着          │
├──────┼──────┼────┼──────┼──────────────┤
│Jimmerson, V│两项谋杀,两│1978  │死刑/11   │证人辨认          │
│erneal   │项加重绑架,│    │      │              │
│      │强奸    │    │      │              │
├──────┼──────┼────┼──────┼──────────────┤
│Johnson, Ric│持械抢劫,性│1990  │36/6    │两名受害人指认;精液分析;指│
│hard    │侵犯    │    │      │纹             │
├──────┼──────┼────┼──────┼──────────────┤
│Jones, Joe C│强奸,加重绑│1986  │终身监禁+10-│被害人辨认;靠近犯罪现场;相│
│.      │架     │    │25/6.5   │似短裤;两名证人指认    │
├──────┼──────┼────┼──────┼──────────────┤
│Kotler, Kerr│两项强奸  │1982  │25-50/11  │被害人指认;无DNA基因分析  │
│y      │      │    │      │              │
├──────┼──────┼────┼──────┼──────────────┤
│Linscott, St│谋杀,强奸 │1982  │40/在监狱服 │血液、毛发分析;“梦中忏悔”│
│even    │      │    │刑3年;保释[│              │
│      │      │    │7]年    │              │
├──────┼──────┼────┼──────┼──────────────┤
│Mitchell, Ma│      │1990  │9/25/08   │被害人指认;精液分析;自我认│
│rvin    │      │    │      │罪陈述           │
├──────┼──────┼────┼──────┼──────────────┤
│Motto, Vince│强奸,抢劫,│1987  │12/24/09  │被害人指认         │
│nt     │性偏离(devia│    │      │              │
│      │te sex),预 │    │      │              │
│      │谋犯罪   │    │      │              │
├──────┼──────┼────┼──────┼──────────────┤
│Nelson, Bruc│谋杀,抢劫 │1982  │无期/9   │同案犯证言;自我认罪陈述  │
│e      │      │    │      │              │
├──────┼──────┼────┼──────┼──────────────┤
│Oritz, Victo│强奸,鸡奸,│1984  │12.5-25同时 │被害人指认;精液分析    │
│r      │性偏离   │    │进行/12   │              │
├──────┼──────┼────┼──────┼──────────────┤
│Piszczek, Br│强奸    │1991  │15-25/4   │被害人指认;不在场证明力弱 │
│ian     │      │    │      │              │
├──────┼──────┼────┼──────┼──────────────┤
│Rainge, Will│两项谋杀,两│1978  │无期/18   │证人辨认          │
│ie     │项加重绑架,│    │      │              │
│      │强奸    │    │      │              │
├──────┼──────┼────┼──────┼──────────────┤
│Scruggs, Dwa│强奸    │1986  │40/7.5   │被害人指认;相似的靴子   │
│yne     │      │    │      │              │
├──────┼──────┼────┼──────┼──────────────┤
│姓名    │指控    │定罪年份│原判/已执行 │定罪证据          │
│      │      │    │的刑期(年) │              │
├──────┼──────┼────┼──────┼──────────────┤
│Shephard, Da│强奸    │1984  │30/10    │被害人指认;血液分析;不在场│
│vid     │      │    │      │证明力弱          │
├──────┼──────┼────┼──────┼──────────────┤
│Smith, Walte│两项强奸  │1986  │78-190/11  │被害人指认         │
│r      │      │    │      │              │
├──────┼──────┼────┼──────┼──────────────┤
│Snyder, Walt│强奸,鸡奸 │1986  │45/7    │被害人指认;相似穿着;血液分│
│er (Tony)  │      │    │      │析;不在场证明力弱     │
├──────┼──────┼────┼──────┼──────────────┤
│Toney, Steve│鸡奸,强奸 │1982  │2连续至无期/│被害人、证人辨认      │
│n      │      │    │14     │              │
├──────┼──────┼────┼──────┼──────────────┤
│Vasquez, Dav│谋杀,强奸 │1985  │35/5    │证人辨认;无不在场证明;坦白│
│id     │      │    │      │;毛发分析         │
├──────┼──────┼────┼──────┼──────────────┤
│Web, Thomas │强奸    │1983  │70/3    │被害人指认         │
├──────┼──────┼────┼──────┼──────────────┤
│Williams, De│两项谋杀,两│1978  │死刑/18   │证人指认          │
│nnis    │项加重绑架,│    │      │              │
│      │强奸    │    │      │              │
├──────┼──────┼────┼──────┼──────────────┤
│Woodall, Gle│性侵犯,绑架│1987  │2次无期+203-│血液、毛发分析;被害人指认;│
│n      │      │    │335/4    │相似穿着          │
└──────┴──────┴────┴──────┴──────────────┘

诉Biggers一案及1977年Manson诉Braithwaite一案的关键性裁决认定,即使是具有高度启发性的程序在本质上都无法成为排除证人辨认证据的原因,因为这些程序没有在实质上影响到辨认的可靠性。其中,Manson诉Braithwaite一案确立了衡量目击证人辨认准确性的五项标准:一是目击证人在案发时观察到犯罪者的机会;二是证人的注意力集中程度;三是证人对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先前描述的准确性;四是目击者在辨认程序中表现出来的确信程度;五是案发与辨认程序开始的时间间隔。但基于种种原因,上述标准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抨击,如描述是否准确对辨认结果的准确性实质影响较小。[4]更有学者指出,倾向性明显的列队辨认程序会使目击者高估自己的观察能力。[5]尽管面临许多质疑,该五项标准在美国仍占有主导地位。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合众国诉Ash的判决中明确,在照片辨认程序中,律师不能在场提供咨询。

从法理上讲,司法系统制定大量保障措施用以防止因错误辨认导致的误判,包括律师出席真人列队辨认(提起公诉后)、当事人各方有权申请停止辨认、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专家出庭作证等,但在实践中,囿于种种原因往往难以发挥预期效果。[6]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大多数对刑事被告人的辨认是照片辨认而非真人列队辨认,而前文已经否定了律师参与照片辨认的合法性,退一步说,即使在少得可怜的律师被允许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7]其次,研究表明,法官同律师一样在辨认程序的评价上往往力不从心。[8]再次,不可否认,交叉询问是帮助陪审团鉴别证人诚实与否的精妙工具,但这一程序在那些固执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相的人面前无法发挥作用。[9]最后,专家的证言对陪审团的判断无多大裨益,[10]在证据可采性方面具有广泛裁量权的法官通常也拒绝采纳关于目击证人问题的专家证言。即使相关专家证言被采纳,真正从中受益的人也寥寥无几。而在美国,每年因为目击者指认站上被告席的保守估计也有77000多人。所以即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专家证人,他们也无法做到每年为超过500起案件提供证言。

(二)关于指南的实践

从列队中获取对刑事被告的指认之实践与相关学术研究的兴起基本是分离的。近年来,随着研究目击证人的专家证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个人刑事案件中,程序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一些司法辖区的关注。[11]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未制定出有力约束执法者的辨认程序法规。基于此现状,本文基于目前学者的共识,列举了辨认程序应当具备的几个关键要素,相信这些建议将大大降低错误辨认带来的风险。

起草一项关于辨认程序的指南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55年,《加州洛杉矶分校法律评论》就针对目击证人辨认错误建立程序性保障发表了相关文章。[12]到20世纪6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呼吁警察局采纳完善的指南应用于列队辨认中。如,在1975年,美国法律协会颁布《审前程序指导法典》,[13]提出了辨认程序的一般性指南,具有强制执行力并得到落实。1969年Read发布了纽约、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以及内华达州克拉克县的规章制度,这些规定附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法律评论》的文章中(其中克拉克县的规定在下文中有具体讨论)。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与社会问题杂志》1970年的一篇评论涉及洛杉矶、新奥尔良、里士满、弗吉尼亚的相关规定。[14]1967年,《匹兹堡大学法律评论》发文讨论了匹兹堡的相关法规。[15]1974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组织专门团队于1974年4月出版《指导法则:关于目击证人辨认》。爱法律,有未来

1967年发表在《美国刑事法季刊》上的《列队辨认程序》概述了克拉克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与公共辩护律师作出的联合备忘录,是已知最早公开发表的列队辨认程序建议。该联合备忘录规范“所有执法部门”的行为(包括拉斯维加斯)。根据该联合备忘录,关于程序和相关判例的研究报告与列队辨认程序一览表相继出台。

列队辨认程序一览表有15项内容,包括辨认程序必须首先通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可行性讨论;过程中须有区检察官、公设辩护人代表或其他辩护人在场;辨认对象应尽量年龄相仿、种族和外貌特征相似;被试的任何动作、手势以及必要的口头陈述都应当“一致”;警察与证人的对话范围都应限制在“必不可少的指示”内;所有案件都不允许警察向证人作出嫌疑人在某一列的暗示;如果证人有多个,在“所有证人完成辨认之前”不得对队列及辨认进行任何讨论交流;证人不得在嫌疑人被羁押、戴手铐或“任何可能被发现嫌犯身份”的场合与其见面;列队辨认室一次只允许一名证人在场;警察应防止证人在辨认之前看到嫌犯的照片;列队辨认的照片应当“快速”拍摄冲洗,并“立即”交给辩护律师;辨认报告应当递交被告方;在辨认表中,“如果证人在辨认之前就见过队列中的一人或多人”,那么他应当在七个标有序号的方框中的相应一个或多个方框内画X,然后在表格上签名呈交警察。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Buckhout教授联合其他学者提出并完善了两个“可靠性一览表”(其中列队辨认可靠性表格中包含21条,照片辨认可靠性表格包含30条)。[16]其中大部分问题涉及差异比较,如参与者的外貌差异(肤色、年龄、身高、体型、毛发、衣着等)、照片之间的差异(如大小、颜色、对比度等)。另外一些题目涉及目击者在辨认之前是否见过嫌犯的照片、目击证人数量、证人是否有机会对辨认过程进行讨论、列队辨认的被试特征与证人最初描述是否一致、证人是否被告知嫌犯就存在于当前的队列或照片中、警察是否知道嫌犯的身份及其在辨认中的位置、警察是否“以言语、手势、语调或数字”针对特定人进行暗示或强调、目击者在辨认过程中是否被“以任何方式告知其选择正确与否”。一般书面回复优于口头回复,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如果辨认无结果,必须予以明确。每一项问题都有“是”“否”“不知道”三种选择,将所有答案为“是”的数量加起来即为“不可靠得分”。

加拿大和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呼声。1983年,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发文提出39项关于辨认程序的具体建议。[17]随后,加拿大多地(多伦多、埃德蒙顿、温哥华、蒙特利尔和贵湖)的执法部门出台了相关指导准则。这些讨论既包含获取描述的具体方法,也有关于速写、合成及遥控侧拍技术的运用,甚至还有对空白队列和依序展示的讨论。

与此同时,英国内政部也分别于1976年、1978年颁布了两项重要文件:《内政部关于刑事案件中的辨认证据给国务大臣的报告》(“德夫林报告”,Devlin Report)及《内政部第109号通告》。前者长达200页,包含八个章节以及一系列附录,分别从问题引入、案例分析、讨论辨认证据在庭审中的适用及法官对辨认案件的指示,以及真人列队辨认和照片辨认的审前辨认程序;附录是1969年“内政部第9号通告”与辨认表格,通告中包含一系列列队辨认规则,表格对辨认规则提出详细指导。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英国议会在1984年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该法案中关于辨认的规定也于1985年4月开始适用于所有辨认程序,但以上两部文件却从未得到真正实施。

随着警察的侦查技巧受到专家证人越来越多的诟病,公诉方也开始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列队辨认程序。1989年,俄亥俄州塔斯卡罗瓦斯县的检察官Collins在《俄亥俄州检察报》上发文为执法人员提供了一些辨认技巧,包括:禁止向证人出示单个嫌疑人或单张照片,辨认程序中的参与者在年龄、种族、发型等外貌特征上应与嫌犯“高度相似”,禁止使用带有警号或身高表的照片,在两个程序中安排一些相同的参与者。[18]

迄今为止发表过的关于辨认程序最详尽的建议是Wells 1988年在加拿大出版的《目击证人辨认:一本系统手册》。这本书作为指导警察执法的系列丛书之一,用九个章节介绍了131个程序性建议,每项建议都配有研究证据和基本原理。

以上提出指南或建议的尝试表达了各方对错误辨认案件发生的可能性或现实性的真诚关切,其初衷无可非议。遗憾的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阻碍。第一,Buckhout的一览表在实际应用中略显鸡肋,以数值的计算测试辨认程序的可靠性及有效性也不甚合理。第二,警察局和法律组织的早期尝试呈零散化,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无法处理辨认中更严重、更细微的问题。第三,这些尝试也与司法权的运行相悖。由于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也无法被适用,违反这些建议不会造成对参与者的一系列交叉询问。第四,很多指南与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相符。关于影响证人准确性因素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最盛,但绝大部分建议指南都出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之前(例如,加拿大的指导原则第801条规定,如果证人没有在队列、照片或非正式会见中认出嫌犯,那么警察可以安排嫌疑人出现或证人与嫌疑人进行“对质”)。最后,上述建议要么过于模糊,要么太过细致,缺乏可操作性。下面本文试图提出一些细致实用的建议,同时对每一项建议的原理进行阐述,以期为司法体系带来有益改变。

(三)建议的根据

本文的建议基于以下三个依据提出:人类记忆及社会影响的心理学理论,目击证人实验的科学分析以及测试的科学逻辑。若不加限制地仅仅讨论这三项依据,似乎都会陷入泛泛而谈的境地。因此,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制在辨认程序内。在理论上,由于相对判断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辨认中指示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本文重点研究的理论;在数据上,本文采用控制系统变量的实验;在逻辑上,主要利用实验方法的逻辑,对比实验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相似之处,[19]从实验中找到实施辨认程序的方式,如利用类比建议在安排队列时实行双盲法。

以上三项根据将为达成科学界共识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本文将从这三项依据谈起。在后面的部分,我们会依次描述相对判断法及其运行的实证研究,列队辨认则作为实验的类比及其应用逻辑,以及目击证人自信心问题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提出四项指导性规则,涉及组织列队辨认的人员,陪衬者的选择,辨认前对证人的指示,以及何时、如何对证人的信心水平进行评价。

二 错误辨认的研究和学说

(一)相对判断法

相对判断是指目击证人往往倾向于指认队列中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更像犯罪者的辨认对象。乍看之下这种做法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它无法处理犯罪者不在队列中的情况。试想,如果真正的犯罪者不在队列中,这项程序该如何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判断法创造了一种积极的辨认方式,因为跟队列里的其他人相比,总有一个人与嫌犯更相似,这导致无辜者入罪的可能性加大。

与绝对判断法相比,相对判断法令目击者将队列的人与脑海中的那个人一一对比,根据某种标准判断他是不是真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相对判断法对目击证人辨认程序有深远影响。[20]证人在剔除但不替换(removal without replacement)程序下的表现、犯罪者也许不在队列中的指示、对相对相似度的处理、双重队列下证人的反应模式、证人在按顺序进行的辨认中的表现等都与相对判断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我们将依次进行介绍。

1.剔除但不替换

“剔除但不替换”实验是检验相对判断法的有效方法。我们将目击者(被试)分为两组,一组置于有犯罪者的队列辨认程序中,另一组置于抽取出犯罪者照片并不以其他照片代替的队列辨认程序中,记录辨认过程。若第一组被试正确辨认出犯罪者,那么第二组中认为“目标人物缺失”的百分比应当等于第一组中认为“目标人物缺失”的百分比与第一组中正确辨认出目标人物的百分比之和。为证明此种观点的正确性,我们找到200名分阶段犯罪(staged crime)的被试进行实验。所有被试被事先告知罪犯可能在也可能不在队列中。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一组中有54%的人正确辨认出了犯罪者,然而,将犯罪者剔除后,大部分目击者转而选择了队列中的其他人。这就是相对判断法的本质:不管真凶在不在队列中,被试总是倾向于选择最像他的那个人。

表2目标在场中与目标被剔除但没有替换条件下证人辨认的比率

┌──────────────────────────────────────────┐
│对队列中前六名进行辨认的百分比                           │
├─────────────┬───┬───┬───┬───┬───┬───┬────┤
│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无选择 │
├─────────────┼───┼───┼───┼───┼───┼───┼────┤
│目标(3号)在场       │3%  │13%  │54%  │3%  │3%  │3%  │21%   │
├─────────────┼───┼───┼───┼───┼───┼───┼────┤
│目标(3号)被剔除但没有替换 │6%  │38%  │—  │12%  │7%  │5%  │32%   │
└─────────────┴───┴───┴───┴───┴───┴───┴────┘

资料来源:Wells, G. L., “What do we know about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1993, pp.553-571。

2.嫌犯可能不在场的指示

警察对真凶可能缺席的指示能够帮助证人意识到不能仅仅依赖相对判断法进行辨认。Malpass和Devine率先强调了这种指示的重要性。[21]在指认分阶段犯罪的过程中,证人面临两种情况:一是被引导相信犯罪者就在队列之中,并且辨认表上没有“以上全不是”选项;二是被告知犯罪者可能不在队列之中,并且辨认表上有明确的“以上全不是”选项。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78%的证人在一个没有嫌犯的队列中作出了辨认;之后,错误辨认率下降至33%。而当嫌犯在场时,得到嫌犯可能不在场指示的证人中有87%作出了正确的辨认。这说明此项指示不仅仅降低了证人辨认出某人的意愿。当“嫌犯就在队列中”的概念在脑海中先入为主时,证人往往会选择队列中跟嫌犯最像的那个人。然而,一项元分析结果质疑了该指示的有效性,指出“可能在场可能不在场”的指示只在真凶缺席的情况下起作用,当目标人物在场时,指示的有无对辨认影响并不显著。[22]

3.相对相似度与选择率

既然辨认在某种意义上被相对判断法主导,那么队列中与嫌犯相像的陪衬者势必影响到证人的选择与信心。Wells、Rydell和Seelau通过控制队列成员与嫌犯的相似程度验证以上推论。[23]在嫌犯缺席的队列中,证人被告知犯罪者也许在场也许不在场。正如相对判断法预测的那样,队列中符合嫌犯特征的对象数量对总体选择率无影响。但Lindsay和Wells却发现,只有一位参与者与犯罪者相像时,这位无辜者被选中的概率将大大提高。[24]另外,证人指认出无辜者的信心水平取决于队列中其他人与真凶的相似度。当只有一人符合犯罪者的特征时,证人的信心将大大增强。综上,相对判断法不仅影响到辨认对象,也影响到目击证人的信心。

4.双重队列辨认

双重列队包含一个正常队列与一个空白队列(空白队列用以甄别相对判断)。空白队列不同于“目标缺席”队列。“目标缺席”队列中包含一名嫌疑人,只是这名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罪犯;而空白队列中的所有人都是已知清白的。空白队列程序启动后,证人仅被告知罪犯可能不在场。因此,可以将空白队列看成一个“诱饵”,观察目击者能否上钩从而指认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犯罪者”。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剔除掉一些容易犯错的证人。与没有经过空白队列“洗礼”或没有通过其考验的证人相比,那些抵制住空白队列“诱惑”的证人在之后的正式辨认中往往更不易出错。[25]双重队列程序对辨认正确率影响不大,它的作用体现在减少错误辨认。这同时证明即使证人知道罪犯可能不在场,也倾向于作相对判断。在记忆实验中,研究者经常利用空白实验控制和评估偏见。与之类似,即使在只有一名证人和一名嫌犯的案件中,也可以运用空白队列发挥同样的作用。

5.顺序列队辨认程序

顺序呈现的列队辨认程序与同步呈现的列队辨认程序的比较是证明相对判断法导致错误辨认的第五个有力证据。Lindsay和Wells指出,传统辨认程序是使目击证人将包括目标犯罪嫌疑人和陪衬者在内的所有人员并排比较后作出选择,即同时呈现的列队辨认。这种方式更容易令证人作出相对判断。而顺序列队辨认则是将目标犯罪嫌疑人和所有陪衬者依次呈现在证人面前,要求证人在下一个辨认对象出现之前必须就其正在观察的对象是否为犯罪行为人作出决定。这种情况使证人无法使用相对判断。虽然证人也会将眼前之人与先前参与者进行比较,但其无法预知后面会不会有人更像真凶,因此证人不得不使用绝对判断法。

大量证据表明顺序列队辨认能够有效阻止相对判断。几项独立实验得出的数据均显示,顺序列队辨认中对于犯罪者是否在场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同时列队辨认。[26]除此之外,Dunning和Steni收集了证人对辨认方法的口头描述数据,发现那些使用排除法(在照片之间作比对,缩小选择范围)的证人更容易作出错误的辨认。Lindsay等人也得出了相同结论:运用相对判断法的证人辨认出错率高于运用绝对判断法的证人辨认出错率。[27]

相对判断法容易与传闻证据混淆。比如,证人说“我知道犯罪者不是1号、2号、4号和5号,所以一定是3号。”这不是传闻或自陈,而是相对判断法在起作用。验证上述五种理论的实验得出的行为数据模式导出下列结论:辨认程序确实会受到相对判断法的影响。

以上对于辨认方法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提出相应对策,在具体建议部分本文将再次回顾相对判断法。

(二)队列与实验的类比

除相对判断法之外,科学逻辑中某些基本原则也为目击证人辨认建议提供支持,尤其是心理学广泛适用的执行科学实验与组织列队辨认的类比。

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辨认中的类比,是将队列辨认与心理学实验作比较,发现其中的一致之处:警察先作出一个假设(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行为人);他们收集材料来验证该假设(如嫌疑人的照片以及陪衬者),设计方案(如将嫌疑人的照片置于队列中的某一位置),指导对象(被试);运行程序(向证人展示队列中的照片),记录数据(是否辨认出嫌犯);根据得出的数据评估假设(辨认结果是否改变了他们之前对嫌疑人是否真凶的看法)。该类比使我们可以对科学实验中相对完善的方法进行借鉴,并应用到列队辨认之中。

当然,科学实验和列队辨认又有所不同。例如实验会用到大量定律,寻找尽可能多的实验对象以排除结果的其他可能性;但在实际的刑事案件中,某个案件也许只有一两个目击者。尽管如此,很多科学基本原则仍能为对照“混淆因素”和结果的多种解释提供帮助。本文仅在可能范围内进行类比研究。

这种类比有助于帮助人们认清现实:正如一项实验会出错一样,列队辨认程序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造成实验中解释难题的因素也会对辨认程序产生同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包括强制性要求(如要求被试必须作出选择),验证性偏差的影响(如在指认到嫌疑人时对被试进行详细询问而指认到陪衬者时不问相同问题),反应偏差的引入(如鼓励被试建立松散的认知标准),从小型样本中得出推论(如基于一名被试的辨认就得出有效性判断),不使用对照组(如不知道没有目击案件的人能否辨认出嫌犯),选择性记录并解释数据(如发现了辨认出嫌犯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没有作出辨认的效果),透露假设(如让被试知道嫌疑人是哪位)以及大量的混淆因素。

某些科学证据,如指纹、DNA、枪械样式等,只要在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没有遵守科学原则就会受到质疑,目击证人辨认证据也一样。事实上,目击者证据与痕量物证的类比本身即有意义。[28]目击者证据也可以解释为痕量证据,只是不同于血液或指纹,它的痕迹是以记忆形式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但记忆痕迹存在于神经元中,因而同样具备物理性质。同物证一样,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身份判断最大化地提取证据。队列与实验的类比为后文的建议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框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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