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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试论检察机关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的处置
【作者】 汤啸天【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检察院【期刊年份】 2006年
【期号】 24【页码】 1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5593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了对采用刑讯逼供、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应当排除。尽管“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尚未在我国以明示的方式确立,但是,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非法证据还是能够被排除在诉讼证据之外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应当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重中之重即是真正做到有法必依。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实施的关键环节有三:对非法证据的识别(如何识别);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主体(何种主体);怎样将非法证据排除(如何排除)。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主体,识别非法证据的难度并不大,难点在于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承担风险的能力。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检察机关在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应当如何作为。
  一、检方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的行为模式选择
  (一)认真记录,立即汇报,实行初查
  一般而言,案件从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移送到检察机关的批捕、公诉部门以后,会出现一个犯罪嫌疑人“讲话”的机会,即处于受审查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发现案件的主办人员变更,可能对曾经遭受到的非法处遇提出异议。依据工作规程,公诉部门在审查移送起诉案件时,应当依法对公安机关和本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侦查监督应当发现和纠正的违法行为主要是: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及徇私枉法、非法谋利、超期羁押等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当犯罪嫌疑人提出侦查机关具有违法行为时,绝大多数检察人员都能够认真记载,查看实际情况,立即向领导汇报。在多数情况下,初查工作随即开始,以便甄别真伪,决定是否立案。
  (二)另作记录,口头汇报,听候指示
  据调查,有的审查批捕、公诉人员在听到犯罪嫌疑人有关侦查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取证的反映后,会采取所谓“格外谨慎”的做法,在正式的笔录材料中不记载有关非法取证的信息,而将犯罪嫌疑人反映的情况另作记录,向领导作专项汇报。这种专项汇报具有了解领导意图的功能,如果领导明确要求调查,则启动初查;如果领导态度暧昧,则进一步观望;如果领导不予置理,在多数情况下线索将被搁置。
  (三)不予记录,不作汇报,不予回应
  在极个别情况下,也存在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线索采取不记录、不汇报、不回应态度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渎职行为。
  二、检方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行为模式选择的“两难”
  显而易见,检察机关在获悉侦查机关非法取证信息后,其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把检察机关此时的行为选择划分为积极与消极两大类,选择的结果必然涉及到如下方面:
  第一,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履行抑或懈怠。从我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对象和范围分析,包括对职务犯罪的监督、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等六个方面。如果检察机关在知悉非法取证信息之后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无疑是放弃法律监督的职能。诚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检察机关必须审慎地权衡如何实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能“听风就是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事实上有的检察机关对极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活动配合有余、制约不足。
  第二,人民检察院证据采集固定工作的切实实现抑或放任。非法取证活动(特别是刑讯逼供)会在一定时间内留有明显的痕迹,如果及时对证据加以采集固定,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监督等职能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证据是可以“蒸发”的,已经“蒸发”的证据失之不可再得。在某些情况下,明确表明“查或者不查”的态度要承担责任,而用推诿的方法拖延不决,往往却能逃避责任。检察机关在知悉非法取证信息后是在第一时间内采集固定证据,还是犹豫不决甚至久拖不决,都决定了对渎职侵权犯罪、职务犯罪等的监督能否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第三,预期诉讼进程的顺利推进抑或转折。检察机关知悉非法取证信息主要集中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检察机关对刑讯逼供等线索进行追查,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预期进程将被打断(如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另一宗职务犯罪案件的追查进入程序。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知悉非法取证信息后,为达到打击犯罪的目的,往往采取“眼开眼闭”的办法,回避对刑讯逼供线索的立案侦查,从请求批捕、起诉案件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入手表明态度。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主要手段有: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签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应当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现在看来,至少在方式的多样性方面还有欠缺。以纠正违法通知书为例,检察机关发出通知的前提有三:一是已经掌握确凿的事实;二是足以确认该事实的性质是违法;三是属于重大违法情形(属于情节较轻的违法事实可以采用口头方式提出)。事实上,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少之又少,这并不意味着需要纠正的违法行为很少,而是检察机关在未能确认违法时根本就无法行使纠正违法的权力。从检察机关发现违法的线索(包括知晓非法取证的信息),到认定违法事实,其间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在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证明构成违法时,检察院是不可能签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所以,目前有的检察院在发现非法取证信息时,侧重从案件是否应当批捕或者是否达到起诉条件入手提出意见,而没有把非法取证作为作出决定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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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周立民,李克勇.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何以办成冤案[N].法制日报.20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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