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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特质研究
【作者】 赵海燕【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甘肃特有民族;文化权利;形成条件;特质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2)01-004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46
【摘要】 本文重点研究了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文化权利的表现特点,强调应珍视并利用其中的有利因素,高度重视并排除不利因素,从而为对其文化权利进行针对性法律保护提供依据和打下基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687    
  
  甘肃特有的东乡、保安和裕固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统计表明,2000年,东乡族人口13,805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以及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甘肃临夏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临夏市、兰州市、定西地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有一小部分散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区。有关学者研究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即元末到明初住于东乡地区回回人、蒙古人、汉人以及藏族人共同融合而成的。”{1} 2000年,全国保安族总人口16,505人,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还有少数散居在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全国裕固族总人口为13,719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1}裕固族自称“尧乎尔”,其族源可追溯至古代的回纥。他们位于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河上游,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但是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作为少数民族重要标志的文化在经济和外来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三个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这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加大法律保护力度。
  国内文化权利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研究方面尚属起步阶段。对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要成果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化形态上,而对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形成和特点等并未展开深入研究。了解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形成及其权利的表现特点,珍视并利用其中的有利因素,高度重视并排除不利因素,是对其文化权利进行针对性法律保护的前提。
  一、文化权利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界定
  文化权首先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人权公约中得到了多方面系统阐述。中国在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公约。2008年6月27日,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该公约的履约报告。从此,公民的文化权利日益被政府重视,为学界所关注。
  由于文化和权利的多义性,人们对文化权利的认识不尽一致,一般认为文化权利是指个人或个人所属的群体对人类创造的除传统的艺术和人文学科外,还包含着教育体制、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等广泛意义上的精神文化所享有的权利。文化权利的性质特点是:它既是个体权利也是集体权利;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既是公权也是私权。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个人维度的文化权利。即个人在所提供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下,接触、吸纳、分享已有精神产品和自主发展、创造新兴精神产品,并获保障的权利;二是集体维度的文化权利。即文化共同体所应当具有的保护自己的集团文化特征,自主选择、延续、发展和免受外界不正当干涉和强制改变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属于后者,它是指民族文化共同体所应当具有的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自主选择、延续、发展和免受外界不正当干涉和强制改变的权利。但它不排除少数民族个体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二、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形成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
  (一)民族形成与民族文化发展是文化权利形成的前提条件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化权利指向的对象。因此,民族、文化和文化权利关系密切,互为条件。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看民族形成与民族文化发展是民族文化权利形成的前提条件。文化权利内涵依托于文化的内涵。对文化的理解不同将导致对文化权利的界定、类型划分及权利内容的不同理解。而文化因人们创造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形成的方式和途径也不尽一样,致使文化有了不同的特点,从而塑造了相互区别的民族。民族形成后又以其独特而稳定的文化把民族中的每个成员聚合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并以各种方式将文化在本民族中流传,世代相继的产生影响,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成为民族文化权利主张所指向的内容或标的。如果没有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无所谓文化权利。
  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同样是以这些特有民族的存在和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先后形成于元末明初、明朝中叶及中后期,以中亚色目人、甘州回鹘人为主体,融合蒙古族,同时汇入回族、藏族、汉族等形成了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三个新的民族。他们操着蒙古族语言,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及原始萨满教,拥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宗教和民族大融合使这些民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独特文化为其文化权利的确认、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特有文化,就没有其文化权利的主张,比如假设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就没有确认其有使用自己语言及宗教信仰的文化权利的可能和必要,又比如一些民族已经形成的特有文化因保护不力而迅速消失,其文化权利依然会成为无内容的空壳而不复存在。所以,三个特有民族形成与民族文化发展是他们文化权利形成的基础条件。
  (二)历代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文化权利形成的政治条件
  中国历代并没有文化权利一词,它作为法律名词的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但这并不代表我国没有文化权利,其实在各族民众的反抗和努力下,无论对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历代政府都确定并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文化权利。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形成后,主要涉及到的文化权利是作为少数民族个体的受教育权、宗教信仰的自由权以及作为集体权利的民族文化认同权、保持其特有民族风俗的权利等,这些权利散见于其他法律以及民族政策中。但是,享有权利的多少和历代政府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形成和享有的政治条件。
  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基本形成于元、明时期。这一时期政权处于蒙古族、汉族、满族等多民族交替掌控之中。所以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比较复杂和矛盾,使得这些民族的文化权利也变动不居,受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很大。元朝统治者实行的是民族等级制度,通过笼络和利用色目人来牵制汉人和南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他们在科举人仕、文武官员荫叙的等级方面享有特权。元朝科举考试以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和南人为左榜,两榜考试程式、科目不尽相同,右榜易,左榜难。“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和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2}在宗教方面元朝政府对各民族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一律宽待。据志费尼的《世界政府者史》记述,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他一面优待穆斯林,一面极尊重基督教徒与偶像教徒”。他对宗教的态度已被蒙古“大扎撒”法律形式固定下来。{3}还采取“教诸色人各依本俗行者”的方针,允许诸色人户各依本俗管理民族事物,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元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这些政策对即将诞生的东乡族和正在形成中的保安族、裕固族都有保护作用。
  明朝统治者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刚柔并济”、“以夷治夷”的比较矛盾的思想和策略。表现是:一方面采用民族同化政策,下令禁止胡言、胡语、胡服、胡饰,并不允许各族人自相嫁娶,强迫移居内地的各族人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使少数民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文化权利受到了威胁。一方面又采取“转相化导”民族融合政策,对伊斯兰教多采取宽容保护政策。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曾发布敕谕明确规定:“蒙古、诸色目人等,皆我赤子,果有才能,一体擢用”。{4}这又使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和保安族等加强了同汉族的同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
  清朝前后期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政策有所不同。在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时,对大汉族保持一定的戒心,因而较为重视周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采取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齐其政而不易其俗”的政策,以求达到对各少数民族的怀柔羁縻,对待藏传佛教和喇嘛教的民族给予特权,对伊斯兰教虽没有特权,但根据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也采取了适当的尊重和宽容政策,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照顾其特有的宗教习俗。{5}156- 157但是清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宽容是有条件的,尤其清朝后期,特别是回民起义后,对回民的态度甚为苛刻,通过律令制度对穆斯林严加管束。如控制回民的交往和流动,乾隆下谕各省“不许留外来回民学经、教经及居住……”。 {6}严禁传播新教。“凡已习新教者,俱仍改从旧教”,“严伤各属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着,照邪教从重办理”。{7}明显的压制和限制了回民的宗教活动和习俗。致使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自由等文化权利受到损害。
  民国时期各种政权对民族问题上基本以孙中山的民族政策为基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论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形式宣布各种族的一律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其颁布的约法、宪法中,在文字上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扶植各民族自治,发展边疆教育、文化、经济,尊重边疆民族的宗教和习俗等,这些主张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在实践中国民政府并没有践行,甚至不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高度重视,中央及地方立法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予以确认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实施。总之,政府的民族政策是这些民族文化权利形成的政治条件。
  (三)经济形态发展和变化是文化权利形成的物质条件
  人类生活方式的每一次变革或生产力的提高,都会引起文化的各种变迁。虽然文化的变迁,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但是,归根到底,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决定着其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就不可避免的影响着文化权利的形成与发展。
  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现在基本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商业、畜牧业为副,工业、手工业、养殖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但是历史上三个民族经济形态并非如此,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经济形态的变化。东乡族形成之初,经济生活以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为主,农业为副。从明初以来,汉族传统的农耕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渐扩大,清代农业地位继续上升,而商业以及依赖商业的畜牧业和手工业由于清政府对东乡族的歧视、仇视性政策及残酷的善后政策遭到破坏而变得单一。改革开放后经济形态又变得多样化。裕固族历史上是典型的草原游牧经济,但自明代中后期东迁入关以后,其经济形态开始了一系列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变化更为迅速,由于有限的草场、产草量及发展规模,已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发展需要,而畜牧业现代化的过高成本使裕固族人目前还难以承受。所以以前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变为定居、半定居的畜牧经济。
  经济形态领域的变化无疑会引起整个民族文化的变化,对文化权利形成也产生了影响。如东乡族和保安族形成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后,由于生活稳定,经济上自给自足,具备了实施宗教教育和活动的物质基础。这些活动以清真寺为场所开展。元代在临夏、东乡地区已建有清真寺,明、清时期,清真寺逐步发展。清末以来,清真寺已相当普及了,基本上稍大一点的村落都有。清真寺设立掌教人员成立管理组织,从事宗教活动和民俗及经堂教育活动。使穆斯林能够自由的信教、保持风俗习惯和接受经堂教育,享受到文化权利。又如裕固族因为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变,其传统风俗及习惯发生了很大变迁。从游牧到定居,生活居住集中了,与外界的联系加强以及向外发展的愿望,使裕固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快速缩小,对外交往中以汉语为主,目前的裕固语已变成了一种裕汉混合语。居住以砖木和土木结构的房屋为主。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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