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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中国国际法学的繁荣之路:一种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路
【英文标题】 The Way to the Prosperi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A trial of Introduc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作者】 刘志云【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研究;学科整合
【英文关键词】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discipline research;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254
【摘要】

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国内的国际法研究已经走过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国内国际法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初步建立起一个体系健全的学科。不过,由于在研究方法上的单一与贫乏,尤其是对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过度依赖,使得国内的国际法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注释法学”的特征,在理论研究上更是处于一种“贫乏”状态。无疑,中国国际法学的繁荣,必须摆脱对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过度倚重,从相关学科,包括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汲取知识与方法上的必要养分,走跨学科的“学科整合”之路径。其中,通过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合作,是国内的国际法研究走出当前困境,实现理论繁荣的一条必经之路。从效果上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次给予国际法的发展现象提供各种解释,以及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

【英文摘要】

Since 30 years ago w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began to implement, our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has gained the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and put into place a sound academic system. Howeve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only stayed on the level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lative theoretical study was at the edge of poverty. The reasons not only lied in deficiency of research method,but also rest with over-dependence on analytical positivist jurisprudence. Undoubtedly,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and the disciplinaryintegration is also imperative for the prosperi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s study by getting rid of the over-dependence on analytical positivist jurisprudence and by absorbing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ies from other related subject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economics,politics,philosophy,etc. To get away from predicament existing in research and achieve prosperity of theory,it is worth trying to overcome their obstaclesby virtue of promoting the inter-discipline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be specific,the definition,methodologies as well as materials with respect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offer advantageous help for the prosper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can provide various explanations at macro-view,medium-view and micro-view levels and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696    
  目次
  引言
  一、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的一般规律以及独特背景
  (一)跨学科研究的一般规律
  (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独特背景
  二、国内国际法学研究忽视引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特殊背景
  三、与国际关系理论保持距离后国内国际法学研究中产生的问题
  四、国际法研究中引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具体路径
  (一)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法发展等宏观性问题
  (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立法合作等中观性问题
  (三)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具体的国际法律规则的建构等微观性问题
  结语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包括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改革开放伊始的创立到今天学科体系的日趋成熟,已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
  不过,直至当前,整个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很多学者分析了其中各种原因,研究方法的僵化单一的问题最为突出,即过度使用法条注释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分析占据垄断地位,整个研究呈现出“注释法学”的特征。[2]无疑,对国际立法进行介绍、分析乃至提出新的构建设想等,作为国际法研究的基础,其研究价值与意义是重大的。但一旦研究方法单一化,在研究视野上仅局限于法学领域,缺乏和其他学科交叉综合,尤其是缺乏与国际法学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其后果是不容乐观的:对于国际法分析本身,容易使分析对象始终停留在“静止的”文本状态,对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包括法律的起源、背景、运行空间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却处于忽略状态。这样的研究方法,容易使研究成果脱离“现实土壤”,其生命力和对实践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对于研究者自己,一旦习惯于“就法论法”的方法论,也容易丧失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将自己学术视野局限在非常窄小的空间内,甚至只是局限在对热点的追逐上。[3]而对于整个国际法学而言,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强调对国际法的概念与规则的“实然性”的概括,对于其本身无法作出“应然性”的价值分析,这种方法虽可以强调出国际法的法律特色,但却割裂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道德、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无法构建出国际法应有的“法理学”。[4]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因此,中国国际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要取得理论上的繁荣,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是不可回避的路径。只有将国际法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亲缘学科结合在一起,才能克服“注释法学”的窠臼,让乌托邦式的中国国际法研究回到“真实的世界”。其中,与有着紧密亲缘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和方法引人到国际法的分析中,显然是中国国际法学走向繁荣的一条必经之路。
  一、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的一般规律以及独特背景
  无疑,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科际合作”的时代。无论是在文科领域,还是理工科领域,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跨学科的发展占据了各个学科的“制高点”并不断开辟出新的问题领域。其中,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的跨学科合作,正是顺应这种背景或趋势的产物。当然,究其实质,这种跨学科结合,不是某个学者的创举,而是两个学科发展的必然,既有学术历史的深厚积淀,也有学科发展的客观需求。
  (一)跨学科研究的一般规律
  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刻意”的方法论,而是人们全面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学科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并不符合认识事物真实面目的客观需要。比如,对于教室里一张再普通不过的课桌,从植物学家来看,他想认知的是其原料属于哪种木材,这种木材又属于哪种植物科目。而物理学家则看它的形状,其桌面是正方形或者长方形、横切面、长宽高比例等。木匠则看它的工艺,以及能够再改进的方面等。无疑,每一个人看到的只是这张桌子的一个侧面,并不是它的全部。假如我们仅仅局限于单一学科的视野,无论是纯粹从植物学的角度,还是从物理学的角度,乃至于其他,都只能看到这张桌子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它的全貌。跨学科的优势正是克服这种“以偏概全”的窠臼,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己的固定思维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事物,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虽然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我们也无法了解事物的完全面貌,但通过不同学科对同一事物的考察,至少可以看到事物的更多、更真实的面目。无疑,这已说明跨学科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样,从学科发展的本身规律来看,相关学科之间具有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是互通与交叉的,跨学科研究本身有着悠久传统。远至知识相对贫乏的古老年代,诸如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先贤,以其综合的知识能力建构起今天多个学科体系,成为多个学科“之父”。近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众多“多才多艺”的学者。例如对于达芬奇,人们不仅应该知道其是画出“蒙娜丽莎的微笑”这种旷世奇作的画家,更不能忘记他在机械工程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丝毫不低于在美术方面的影响力。比至近现代,无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哈耶克,都在跨学科方面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如果将目光聚焦到法学领域,我们同样会发现,在国内法领域,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研究方法或传统,尤其是在法理学或法哲学这一块,它们的学科发展史基本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历史。比如法理学或者法哲学领域诸多开山立派的学者,很多甚至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包括马克思、康德、哈耶克等,都成为法理学或法哲学中的某一种思想或学派的奠基人。也正由此,自然主义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自由主义法学派、法律经济分析等多种思想与方法,建构出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国内法的法理学。然而,跟国内法的研究路径不一样的是,最近三十年国内的国际法研究基本上放弃了跨学科分析方法的运用,走的是一个趋于注释法学派或实证法学派的路径。学者们的工作更多是在对某一个法律文本进行“精雕细琢”,或对其中某一个条款进行洋洋万言的详细阐述,抑或对其中一个概念进行不遗余力的细致分析,甚至可以为某一个条款或概念写出一本厚实著作。毋庸置疑,这种方法是必要的。但要是大家都这么做,国际法学在中国不免变成了一个“板结化”的学科。一旦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或者是注释法学,成为垄断性方法论,所有研究工作集结于对条文的语义分析上,最终将导致国际法研究的单一,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贫乏”。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知识结构的最高层次是哲学,哲学下面是法学、经济学之类的综合性学科,在法学下面才是部门法学,包括国际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的理论大多来自上层学科,如来自哲学、法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如果脱离了前面层次,即纯粹在部门法的框架内寻找它的法理学—这个工作虽有必要,但始终有它的局限,即不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探究部门法的理论问题,而只能站在“部门法”内看“部门法”,“就法论法”,就国际法条约论国际法条约。因此,真正要建构国际法的法理学的话,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只是其中一个部分,除了这个部分外,它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选择,尤其是从别的相关学科,包括国际关系学、国内法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方面寻找必要的营养成分,由此来建构自己的法理学,从而取得国际法理论研究上的“繁荣”。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际法的研究,还是国内法的分析,跨学科路径都是必由之路。尤其是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将为国内国际法学的繁荣提供契机。
  《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独特背景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关系紧密,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相辅相成,两者的结合既是人们更为全面认识世界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从调整对象来说,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有着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或者是一般与特殊之关系。究其本质,国际法是某些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按照法理学的传统分类方法,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即为国际法。对此,***崖先生曾指出:“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文化关系等。国际法律关系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5]“国际法的出现,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发展中产生了将国家间某些关系中的处理方式,需要固定为法规和法则,需要按照法律的规范性来加以对待”[6]。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者之间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关系。具体的讲,作为国际关系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国际法,既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国际交往的继续”[7],或者说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某种国际关系的手段或工具,反映的是国家对秩序、稳定与可预测的需要。[8]因此,“国际法深深的嵌在国际关系中,受到政治利益、权力以及机制(regimes)等因素的影响……在脱离国际关系的背景或现象的情况下,国际法是无法理解的”[9]。同时,描述、解释、研究、评估和预测国际关系现状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同一时代的国际法之盛衰具有重要的影响或解释功能。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国际事务的理论框架。[10]早在1789年,杰里米·边沁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论》一书中就已使用“国际关系”来叙述国际立法方面的问题。[11]而自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来,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经常是研究对象之一,其不同的流派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盛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提供了合适的解释。
  从学科发展史来说,国际关系学脱胎于国际法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等,国际法学的发展为国际关系学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尽管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一书中对战争的根源所作出的分析,或许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人。[12]然而,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学科,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却不算悠久,至20世纪30年代掀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后才正式形成。[13]当然,对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很有帮助的相关学科,包括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围绕着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已经研究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国际法学,作为一种扎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综合性学科(best integrated root discipline)—当然,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法律关系—甚至可以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早期方式。[14]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国际法的研究比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更为久远与成熟。实际上,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它在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完成《战争与和平法》一书时就已初步形成。这样,国际法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亦可为国际关系学者所借鉴。事实上,将近三百多年来,通过国际法的视角审视国际现象是学者们的普遍做法,即使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仍被普遍使用。[15]尤其是在美国,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脱胎于法学研究之中的。[16]
  直至“二战”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日渐疏离。[17]这时,国际法充其量被看成是一个必要的惩罚工具,不能恰当运用,反会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死胡同”(blind alley )[18]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法学者(除极少数的例外)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学者习惯把国际关系理论当做一个依附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使用诸如“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s) 、“均势’,( equilibria) 、“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等陌生术语的复杂理论。对于他们来讲,其太过于理论化以至显得如此神秘,因而让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是极端地冷漠,这样的话语经常是对这种现象的最好描述,即“传统的国际法被国际政治研究者所轻视”;“国际关系学者习惯将机制的重要角色即正式的法律规范当作怀疑对象而打发掉”。[19]客观上讲,由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势以及其在“二战”后得到外交实践的重视,加剧了对国际法的作用与独立性的贬低立场,这不仅严重影响到国际法在“二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地位,而且导致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普遍忽视。“现实主义者有关国家在关键的国家利益领域不受法律所限制以及国际法不属于政治现实的一部分的观点,使国际关系学者缺乏研究国际法的动力。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研究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学者非常少。”[20]这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甚至掀起一场试图疏远法学、历史学、哲学等传统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上的革命”,即行为主义革命。虽然“二战”后在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即“英国学派”的研究视角仍然有限地维系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紧密关系。[21]但由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主流思想或学派的压制,长期以来其并没有赢得与其理论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至晚近,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追求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可预期成为个体国家与人们的共同需要。这时,“当代国际关系最突出之处是逐渐进人法制化阶段”[22];“在程度不一的法制化进程中,法律与政治紧紧纠缠在一起”[23]。这样,借鉴国际法的研究与方法不仅是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同时,国际法的研究也有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与方法的必要性。如今,这种跨学科合作在西方学界不仅得以重新兴起,而且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被誉为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场新的革命。
  总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本质上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学术史上它们的互利互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学术的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物,也将在新的时期再度联结与勃发,迎来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间跨学科合作的学术繁荣。
  二、国内国际法学研究忽视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特殊背景
  对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乃至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老一代的中国国际法学者早已对此有所认识。例如,***崖先生在《国际法引论》中就强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及国际关系史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史必须有一定的国际法知识为基础,而研究国际法必须以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史为背景。[24]但很不幸,这种认识在总体上并没有引起国内国际法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前苏联过细的教学模式影响下,国内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在教学上处于长期分割的状态,造成学科之间交流的阻隔。从本质上讲,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教学应该是相通的,在学术发展史上,许多著名的西方国际法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者。例如,作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格劳秀斯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国际关系学三大理论渊源之一。不过,在国内,由于沿袭前苏联过细的学科划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长期被看成两个独立的领域,“血肉相连”的两个学科被长期割裂成“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即使在各自的教学活动中,它们之间的紧密关联性也一直被遗忘。例如,在法学领域,在很长的时期内,无论是对于法学本科生,还是国际法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缺乏给予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引导。据资料显示,即使是在国际法研究上引领国内潮流的武汉大学法学院,很长时期内其教学体系中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设置。[25]而国内国际法研究的另一个重镇,即笔者所处的厦门大学法学院,直到2003年笔者行将博士毕业时,都没有为国际法的硕博学生开设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训练。同时,笔者浏览了近年来很多有关国际法教学改革的论文,都没有提及在教学中应该以及如何为学生补充国际关系理论知识。[26]这就反过来证明,至少在将来一定时期内,国际法教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脱钩状态,仍然会是国内国际法教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无疑,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国内国际法学者对于将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引入到国际法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一直“后知后觉”,就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国内国际法研究中引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迟缓,也是受到本学科研究水平的限制。如前所述,国内国际法学的研究,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至多也就30年的历史。虽然这30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跟国内法研究水平相比,还是与国外同行研究程度相对照,都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至今,学者更多的是局限于对国际条约的注释以及对热点的追逐,对策性研究成为主导模式,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尤其是在国际法基本理论方面,包括国际法的概念、性质、原则、效果、认识论、价值论等问题,缺乏一个全面与综合的认识。[27]实际上,在长期受到“体系外国家”之心态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一度成为一个很难与国际接轨与对话、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28]这样,我们不禁要深思国际关系学者奥兰·杨(Oran R. Young)在美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兴起之初所发出的疑问,即“当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的许多问题尚处于一头雾水的情况下,又怎么能让两个处于疑惑状态的团体联结在一起呢?”[29]因此,当国内国际法学的研究程度处于低下状态,学科本身诸多问题尚不清晰,学科内部尚争论不休之时,对于外学科的关注自然会远离于大部分学者的视线。
  第三,学科之间“圈地意识”的狭隘偏见,也是导致国内国际法学研究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迟缓的原因之一。人类跟动物一样,划分势力范围成为一个潜意识的行为,学术界也概莫能外。经过长时期的各自发展,国内的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两个学科的学者已形成较为封闭的学术圈子,而且都存在着一定的“关门主义”的做法,这对跨学科的对话与论辩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例如,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杂志。一个将论文发表在诸如《国际法评论》之类的国际法杂志上的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会发现他的作品基本上处于被国际法的同行漠视的状态。同时,由于阅读范围的限制,其表达的学术思想与观点甚至也可能会被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样,将研究成果投到国际关系期刊的国际法学者也不得不面对类似的尴尬。此外,“关门主义”在实践上的另一个表现是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会且经常召开各种学术会议,但不管是这种学会还是学术会议,一般都排斥外学科的参与,这将严重阻碍跨学科的合作。笔者从事这种跨学科研究已有不短的时间,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杂志发表了数量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论文,但至今仍然没有拿到过来自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举办的研讨会的邀请函。当然,在国内国际法学的众多学术会议上,更是难以寻觅国际关系学者的身影,从来没有见到过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投稿或发表到国际法的专门杂志上。
  第四,学者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也使得国内国际法学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迟缓。一方面,通过不同的学术训练以及社会化(socialization)活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的成员实际上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 different language communities)。[30]结果是,诸如“制度”、“实证主义”、“系统”、“理论”等关键词语,对于国际法学者以及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其他的一些基本术语,诸如“法律确念”(opinio juris) 、“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强行法”(jus cogen)、“软法”(soft law)、“情势变更”( rebus sic stantibus)、“霸权稳定论”( hegemonic stability)等,可能只是被某一个学科的学者经常使用。无疑,只有当一种共同的术语词汇出现,或者大量的学者掌握两个学科的基本术语后,一个广泛与持久的跨学科对话才能被乐观的预测。[31]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无论是国际法学,还是国际关系理论,迄今它们都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例如,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不仅包括了立足于不同的本体论的各种派系,也包括了立足于不同的认识论的各种派系,即使在方法论上,也是各式各样的。从当前看,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国际关系学派纷纷提出对扎根于理性主义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的挑战,而“女性主义国际法学”以及“批判主义国际法学”等,在有关国际法的结构、特征、内容等问题上,也与纽黑文学派(the New Haven School) 、实证主义以及自然主义国际法学等展开论战。如果人们指望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可能取得的成就达到预期的最大化,那么对于由于各个学科中纷繁复杂的流派而导致这种跨学科合作的难度也应该有一个清醒认识。[32]此外,由于两个学科的交流被割裂近半个世纪,它们之间的鸿沟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变得非常深远,两个学科从总体上看已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因而在开展具体的跨学科互动时必然会遭遇“文化的冲突”。显然,面对“文化的冲突”以及各个学科纷繁庞杂的体系与知识,重新实现联结与互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因此,这给予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包括试图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对本学科知识理解的深度,也需要对另一个学科知识的熟悉。而且,在国内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教学长时间以来处于隔绝状态的情况下,对于大部分学者来说,另外一个学科的知识获得,基本上必须走“自学成才”之途径。面对两个学科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不仅需要跨学科研究者抱有足够的勇气—甚至需要敢于“试错”的勇气,更需要一种敢于面对枯燥理论的恒心。
  三、与国际关系理论保持距离后国内国际法学研究中产生的问题
  借鉴国际法的研究与方法不仅是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同时,国际法的研究也有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与方法的必要性。然而,这种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却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阶段,与西方同行相比处于远远滞后的状态。在20世纪末,即使偶尔有学者做过一些工作,但终究是“零星之火”,未能引起燎原之势。直至本世纪以来,国内也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学者,重新拾起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联结的纽带,开始尝试跨学科的分析工作。但从总体上讲,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对于国际法研究的意义,仍然处于被国际法学者普遍忽略之状态,也由此导致了一个忽略国际关系背景下国内的国际法研究之困境。
  纵观国内国际法学研究三十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其中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问题加以克服,显然会成为制约中国国际法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站在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注释法学盛行,就法论法,忽视国际关系的背景,导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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