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监控技术侦查措施实证研究
【作者】 刘梅湘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最高人民检察院应用法学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监控类技术侦查;案件范围;侦查需要;证据转化;比例性原则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90
【摘要】

监控类技术侦查是指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含义模糊、案件范围不清、适用原则不明、证据转化过度等程序和证据多重问题。其重要原因在于立法上的粗疏,观念上的侦查神秘主义及打击犯罪为主的价值取向。立法应明确“重大毒品犯罪”及“系列性、跨区域性、团伙性重大犯罪”的含义,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和比例性原则,降低行踪监控和记录监控的程序要求,明确对被害人手机或网络账号进行监控无需适用技术侦查程序,确立通信监控和场所监控的中立机关审查原则,减少技侦证据的转化使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8296    
  目次
 一、数据来源与整体情况
 二、监控类技术侦查适用的具体情况
 三、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四、完善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对策
 五、结语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技术侦查制度,对监控类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适用对象等进行了规范,随后学界对这一制度展开了探讨,但主要侧重于理论分析、文本解释及比较法上的借鉴,对于实践中适用情况如何,相关的程序规范是否得以遵循,对立法中较为模糊的文本规定如“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作出何种理解,侦查机关是否僭越立法规范采取技术侦查,违法形态的主要表现及处理方式等,都鲜有研究。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集的涉及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实践访谈,考察监控类技术侦查立法以来在实践中运行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未来完善监控类技术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一、数据来源与整体情况
  本文该部分的案件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范围为刑事案件,检索词为“技术侦查”“监听”,文书类型为判决书,文书年份为2013年至2018年。经过筛选,除去以下几部分文书:1.以“技术侦查”为关键词搜索到的部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案件;2.分别以“技术侦查”和“监听”为关键词搜索的重复案件;3.判决书显示为未适用技术侦查或者未进行监听的案件;4.在裁判文书网上自身重复的案件以及个别乱码案件。最终选取817件监控类技术侦查案件。
  在817件案件中,一审案件为653件,二审案件为164件,[1]判处刑罚情况见图1。以三年有期徒刑为分界点,判处刑罚在三年有期徒刑之上的案件有531件,占全部案件数的65%;判处刑罚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案件35%;其中有3.8%的案件适用了缓刑。由此可见,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大部分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上,而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所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比例虽然远低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上案件,但是35%的比例也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这类案件在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究。然而,2件无罪案件均是由于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的材料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而将其予以排除,且综合全案证据无法得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故作无罪判决。
  (图略)
  图1 判处刑罚分类统计图(不含缓刑)
  地区分布显示,案件量最多的五个省份为四川省94件、山东省88件、广东省74件、江苏45件及
  浙江省41件。案件量最少的四个省份为新疆10件、海南6件、内蒙古4件及宁夏1件。总体来说,偏远地区较少使用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原因可能是偏远地区整体犯罪率相比人口密集地区教低、技术侦查投入资金和资源较少、监控类技侦设备缺失、技侦人员配备不足等。人口密集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科技化、作案隐蔽性高、证据收集难度大,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得以较多适用。
  二、监控类技术侦查适用的具体情况
  (一)案件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1款的规定,能够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危害国家案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
  从裁判文书中显现的案件类型来看,监控类技术侦查主要适用于“重大毒品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具体而言,毒品犯罪类案件287件,占案件总数的35.1%,其中非法持有毒品罪21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266件。侵财类犯罪案件为332件,占案件总数的40.6%。其中盗窃罪196件;抢劫罪77件;诈骗罪38件;抢夺罪21件。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57件,占案件总数的7.0%。其他案件141件,占案件总数的17.3%,包括开设赌场罪、交通肇事罪、破坏广播电信设施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等。毒品类案件由于犯罪行为较为隐蔽,且无特定被害人,侦查难度高于一般案件,监控类技术侦查的适用能够搜集到传统侦查技术难以搜集的证据,如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易时的通话录音、交易过程的实时监控,这些材料往往能够成为指控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因此在毒品案件中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数量高达287件。盗窃罪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案件数高达196件的原因可能是盗窃犯罪的嫌疑人多是采取流动作案的形式,使用监控类技术侦查能够使得侦查机关准确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实时位置,提前布控进而抓获犯罪嫌疑人。
  在817起案件中,既未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也未见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前三类案件因为在整个刑事案件中,本身所占比例小,再加上保密考虑,因而未能上传裁判文书网,后两种案件也可能是基于保密及社会影响的考虑而未上传到裁判文书网。因此,未检索到这些类型的案件,并不意味着实务中对这些案件没有适用过监控类技术侦查。
  (二)“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的理解
  侦查实务部门对这一规定的理解,主要在于其认为监控类技术侦查只能在侦查阶段适用,在其他诉讼阶段则不能采用。如在张某丙交通肇事一案中,交警大队曾多次要求调取被告人张某丙名下两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但市局技侦支队以案件已经进入起诉阶段为由,拒绝调取通话记录。[2]至于“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是否应当理解为“最后手段原则”,侦查人员对这一规定往往会作出有利于侦查的理解,笔者2014年在西部某省会城市调研时,有侦查机关即指出,对于符合技术侦查条件的案件,该局会优先适用技术侦查来帮助侦破案件。更有侦查人员在访谈中提出希望每个案件都能够有技术侦查支持。也有侦查人员指出技术侦查措施一般是滞后考虑的,但并非是出于慎重适用的意图,而是因为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较为复杂、严格。
  (三)适用的对象
  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对象的情况显示,有16件属于对被害人手机和网络账号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从而获得相关证据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占比2%。分别为盗窃罪9件、抢劫罪3件、抢夺罪2件、故意伤害罪1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1件。剩余98%的案件均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
  (四)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
  《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执行”,此处的技术侦查种类应该就是指《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机关规定》)第255条所规定的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在有技术侦查决定书附卷的72件案件中,仅有2起案件载明对“该案或者该犯罪嫌疑人采取通讯、记录、行踪、场所监控”;有1起案件明确表述为“对该号码持有人采取通讯、记录、行踪监控”。剩余67起附卷判决书中,可以明确看出适用了通讯监控的案件为16件;明确看出适用了行踪监控的案件为3件;剩余48份判决书采取模糊表述或者判决书过于简单,从而无法判定适用了何种监控类技术侦查。在监控类技术侦查决定书未附卷的案件中,可以明确看出适用通讯监控的案件为67件,主要表现为通话录音文字稿、监听资料、通话内容记录等形式;明确看出适用行踪监控或者记录监控的案件为414件,主要体现为到案经过、抓获说明等形式,内容表述多为“经过、利用、采取技术侦查,于某时某地抓获犯罪嫌疑人”。总而言之,从裁判文书反映的情况来看,我国侦查部门适用行踪监控、记录监控的频率较高,主要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位置,抓获犯罪嫌疑人;适用通讯监控的情况次之,尚未有案件显示适用了场所监控。
  (五)关于审批程序
  由于裁判文书上无法呈现审批程序,因此,笔者访谈了几位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其所在单位所适用的审批程序大同小异。J省N市P区公安人员:首先需要由派出所或者刑警大队制作一张审批表和一张对象表。审批表上主要包括简要案情,刑警大队大队长签名及公章、分局刑侦副局长签名及公章。对象表上要写明呈请上技术侦查手段的手机号码。附受案登记表和立案决定书,交至市局技侦部门审核通过即可。通常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一般前期用的是通讯监控,在抓捕时采用行踪监控。申请的期限一般都是默认三个月,若到期以“到期延期”即可再次申请。J省Y市D区公安人员:审批需要一张审批表,上面写明所申请的公安机关名称、简要案情、使用对象的身份信息及领导的签字。最终经过地市级公安局技侦部门负责人批准和地市级公安局分管副局长批准。通常使用的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就是电话监听。[3]
  从访谈结果来看,其审批表格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无法体现出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的种类、期限、审批理由等内容,且延长监控期限缺乏明确理由和支持依据。另外,笔者了解到申请技术侦查前会与上级部门或者领导进行沟通,因此不存在申请不通过的情况。总体而言,现行的审批程序并未体现严格控制技术侦查适用的立法倾向。
  (六)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
  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载体在判决文书中体现形式多样复杂,主要包括情况说明、案件来源、工作纪要、办案说明、抓获经过、技术侦查报告书、录音文字转化记录、监听录音、证人证言、视听资料、侦控记录表等形式。其中体现为出示原始监控录音的情况仅为2例,其内容均采取庭外核实的方法,例如案例1。
  案例1: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公诉人提交技术侦查电话录音资料,证明2017年7月10日和7月26日,被告人通过电话向多名吸毒人员约定贩卖毒品、交易地点、毒资数额,以及二被告人商量交易毒品和包装毒品具体过程的事实。法院对该证据经庭外核实后予以采信。[4]
  体现为情况说明、案件来源、办案说明、抓获经过这类说明性材料高达614件,占全部案件数的75.2%,例如案例2和案例3。
  案例2: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情况说明证明辽阳市技术侦查支队的语音记录显示犯罪嫌疑人联系购买1克冰毒且进行贩卖的犯罪事实,且情况说明中指出该语音通话现保存在公安局技侦支队。[5]
  案例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贩卖毒品罪,侦查情况说明证实技术侦查部门通过监听被告人和买毒人的通讯工具,获知买毒人将于2015年3月19日上午前往被告人租住处购买毒品,从而将被告人抓获归案。[6]
  体现为录音文字转化记录、监听记录等材料有61件,占全部案件数的7.5%。其中有的材料为概述监听证明的主要事实;有的为详细列举监听对话的细节内容,例如案例4和案例5。
  案例4: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武汉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大队提供的相关监听录音文字材料证实两名被告人联系共同贩卖毒品的通话情况。[7]
  案例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贩卖毒品案,通话录音整理资料详细载明了两上诉人之间的联系情况和通话内容:2017年4月5日22时19分09秒,郭问朱“小海”质量怎么样?朱称还好,是白颜色的。郭问劲怎么样,朱说劲还可以;郭说明天打电话联系朱。4月6日15时02分32秒,朱问郭搞好了没有,郭说钱拿到了,马上给朱寄过去,还是寄给朱的那工行卡里面,40个。朱说对,东西一样的好,40个。13时0分17秒,朱告诉郭拿了一个,味蛮好的,时间长。该通话内容有力证明了两被告人联络购买毒品和交易的过程。[8]
  案例4仅是对监听情况所证明的事实作整体概括,而案例5的通话记录详细记载了被告人通过电话进行贩卖毒品的联系过程。相对而言,案例5中所出具的详细通话内容可信度更高、证明力度更大,同时也便于被告人质证。
  体现为技术侦查报告书、技术侦查资料书、侦控记录表的案件数为33件,占全部案件数的4%。此种形式的体现内容有的类似情况说明,有的则类似录音文字转化记录。此种形式最大的特点是明确显示了本案适用了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例如6和案例7。
  案例6: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公安机关技侦资料证明对被告人的手机号码进行监听,2014年2月14日12时31分,孙某甲打电话给被告人,并且在电话里跟被告人说“:等她下来了你把四个东西给她。”[9]通话内容证实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
  案例7: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贩卖运输毒品罪,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及获取的视听资料证明,被告人持有的手机与买毒人员田某在2017年2月25日至3月6日有过多次通话,田某让被告人给其带一套“香水”和200包喝的,被告人说“香水”拿不到,喝的可以弄出来,东西下来之后给其钱就行。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10]
  剩余约13%的案件并没有明显载体,多为判决陈述中出现的相关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的话语,如通过“经本院审理查明”“经查”等引出后面陈述的内容,且适用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多为获取侦查线索或抓获犯罪嫌疑人。例如案例8。
  案例8: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嘉士伯等人贩卖毒品罪,经查证,证实侦查机关通过技术监听的手段获悉有人贩卖毒品的线索后,通过跟踪、预伏等手段抓获被告人。[11]
  对于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实务部门倾向于以情况说明、办案说明等方式出示,可能是受技术侦查秘密主义的影响,但这一做法显然不利于被告人质证,因而应当引起重视。
  (七)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质证与采信
  被告人及辩护人对监控类技术侦查提出意见的情况显示,被告方对监控类技术侦查明确提出质证意见的案件数为43件,占全部案件数的5.3%,诉求均是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排除的理由包括采取监控类技术侦查的时间节点不对、监控类技术侦查适用罪名超出范围、监控类技术侦查材料未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监听资料意思表达不明确且缺乏证明力、未出示监控类技术侦查原始材料、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真实性无法证实等,有些质证理由表述比较模糊笼统,例如辩护人称“技侦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绝大部分监控类技术侦查证据法院均予以当庭采信,仅有6件为审判人员采取庭外核实方式采信。庭外核实的方式包括将证据提交给审判人员庭外核实和合议庭人员到公安机关核实两种,例如案例9和案例10。
  案例9: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运输毒品罪,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经查被告人运输毒品罪有公安机关技术侦查信息佐证,在二审期间,合议庭成员又到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对技术侦查信息进行了核实,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非法运输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故其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2]
  案例10: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法院对侦查机关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进行了庭外核实,确认被告人石某在另外两名同案犯之间居间介绍贩卖50克甲基苯丙胺,联络并促成毒品交易的基本事实。[13]
  不采信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案件仅4起,占全部案件数的0.37%,分别为:因采取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时间问题而不予采信——
  案例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上诉理由之一是“公安机关在立案前对被告人通话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法院经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通话使用技侦措施的时间早于公安机关对该案的立案时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因此对该项证据不予采信,对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14]
  因未能提供监听录音而不予采信——
  案例12: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贩卖毒品罪,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公安机关采取通讯监听后在交易地点通过布控抓获被告人,应当将监听录音纳入本案证据范围,但是公安机关一直未予提供,也未作合法合理说明。原判认定上诉人贩卖毒品,没有上诉人的供述,没有毒品、毒资来源,没有毒品交易的证据,相关证据矛盾和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排除,无法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的证据链。故本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得出唯一结论,上诉人无罪。[15]
  案例1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贩卖运输毒品案,法院认为案件关键证据技侦材料(监听录音)原始件未能在庭审中当庭播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能辨认和质证,致使被告人贩卖运输毒品罪的部分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16]
  因未能提供监控类技术侦查相关文书而不予采信——
  案例1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非法持有毒品罪,辩护人提出“预审总队出具的有关被告人通话录音内容的工作说明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的辩护意见”,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侦查机关的工作说明证明案件事实。法院审核后认为,该工作说明反映了公安机关系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通话录音的情况。由于公诉机关未提供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也未提供证明该工作说明所述通话录音中涉及的人员系本案被告人的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17]被告人最终未以检察机关指控的运输毒品罪定罪,而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因无法证实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真实性而不予采信——
  案例15: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走私贩卖毒品罪,法院认为,公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与本案指控事实存在客观联系的电话监听录音,因与本案其他证据矛盾,且被告人否认内容的真实性。出庭公诉人当庭申请补充声纹鉴定这一证据,但补充期限届满后声纹鉴定并未进行,由此导致本案的电话录音因真实性存疑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18]

哎哟不错哦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案例并非“排除”了非法证据,而是审判人员基于取证程序瑕疵可能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不予认定。尽管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司法实践中对于技术侦查证据慎重审查的趋势已然体现,反映出司法人员对监控类技术侦查证据的来源和收集程序的重视。
  三、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案件适用范围不明晰,“重大案件”判断标准缺失
  在上述817份判决文书中,共有148件案件僭越案件范围采取监控类技术侦查,占全部案件的18.1%,见表1。
  表1 僭越案件范围采取监控类技术侦查罪名分类统计表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6829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