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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探究
【英文标题】 Exploring the Right to Enjoy Publ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ra of Big Data
【作者】 方印【作者单位】 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环境法学
【中文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环境信息享益权;权利证成;权利构造
【英文关键词】 the era of big data; enjoy publ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ights certification; rights structure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9)08-0039-1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39
【摘要】

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生存危机,公众对环境信息权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大数据信息时代使得包括环境信息在内的庞杂数据信息成为了具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新型财产权得以产生并发展。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重在“受益”,构建与维护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既关系到环境信息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的财产权益维护,也与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息息相关。大数据信息时代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机遇,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探讨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构造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以及根本依据,从权利要素与独立性证成的二元视角阐述这一权利构建的合理性,以应对现有研究的阙失,完善当前环境信息权利体系。

【英文摘要】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which brings people a common crisis of survival. While the public is gradually participat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t also puts forward new demand upon it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ights.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made complex data information a valuable resource,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new data property rights have been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he right to enjoy publ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s “beneficial”. The right to build and maintain publ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s rela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property rights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wners or use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he era of big data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generation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era, it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basic principles and fundament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evidence illustrat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right, with the aim of coping with the los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improving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ights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6359    
  
  

一、引言

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各种数据信息的急速膨胀,在当今时代,我们甚至可以用“信息就是力量”来替代“知识就是力量”。有价值的数据信息逐渐成为一种资源,因此数据信息财产权的兴起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通过大数据平台完善并严格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推进公众环境信息权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环境信息权是人类环境危机与现代信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在信息财产化理论中,数据信息财产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数据信息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在公众不断参与到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也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依靠政府或企业较为狭窄的环境信息公开范围已经不足以满足公众对环境信息公开的需求。因此,基于两大背景要求:一是进一步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二是回应信息财产化理论对于环境信息流通的财产化需要之问题,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这一新兴权利应运而生。

本文将“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定义为公众对其所收集、整理、加工的环境信息具有的排除他人非法干涉、非法获取的,并对自己所掌握的环境信息依法享有积极自决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向他人提供环境信息以获取对价性经济利益或某种经济奖励的权利。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重点在于“受益”,具有独特的权利功能及地位。从我国环境信息法律制度体系研究的现状以及2016年3月环保部提出的通过大数据平台来推进生态环境决策与监管的要求来看,构造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这一新兴权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数据时代给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产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唯有对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构造的现实需求与价值、法律构造原则、法律构造依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才能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生成打下坚实地基,才能发挥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重要价值。

二、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生成的重要机遇与主要挑战

(一)大数据给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生成带来的重要机遇

1.大数据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提出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便利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信息时代,人们的社会活动将主要依靠对数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取、传输与处理。具体在环境信息领域,一方面,现代环境监测设备的生产使用,极大地增强了环境信息获得的便捷性。这些设备操作方便、便于携带且不须强制性检测,社会公众可轻易获取、使用。另一方面,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为非组织化公众提供了平台,而微信的兴起与普遍适用更是将这个平台推向了新的高度,环境信息服务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公益活动中。智能手机技术的提高可以将环境信息监测从过去依靠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任务,转变成公众自己也能进行环境信息获取、利用的活动,由此比较容易地实现更深度的、大范围的环境信息采集、流通,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2.大数据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构建提供了动力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环境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公众的信息权利意识觉醒,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应运而生。在大数据时代,环境数据信息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资产,促进环境数据信息资产流通融合,激活环境数据信息的市场价值,释放环境数据信息治理红利。因此,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背后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动力。当然,大数据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构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经济动力,还有以大数据所带来的经济动力为助推,以市场为手段,对环境信息资源予以充分的利用,从而实现保护环境的根本目的。这也是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确立和构建的目标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环境信息虽然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长期以来环境信息公开权掌握在国家手中的观念以及对个人数据权利的忽视催眠了个人的信息权利义务意识,这也导致了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构建十分艰难。但随着数据时代的深入发展,大数据对于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数据所包围,在此之前缺少存在基础的信息权利意识和信息义务意识重新生根发芽,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之有效构建提供了根本动力。

3.大数据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现代化大数据技术的充分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资源,进而节省了加工环境信息的成本。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急速膨胀的同时数据信息的种类和内容也变得丰富起来,瓦解了现有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不愿共享的环境信息权体系。大数据时代下的公众环境信息权的基本定位是过程化、开放性、社会化的权利,即公众环境信息权不只是封闭的构建性权利,也应当是开放的演化性权利。在数据预测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环境信息的价值和影响结果产生了“蝴蝶效应”,对公众环境信息权体系进行法律再造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大数据时代公众环境信息权益束价值性权益。这是基于大数据视野所得出的具有创新性的认知,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得益于大数据更强大的整合、传播功能,公众对于环境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许多;并且政府大数据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商业领域也越来越重视大数据的应用,随着数据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一旦实现政府大数据、商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与个人数据的对接,那么会极大地降低公众收集、整理、加工环境信息的成本,从而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二)大数据给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生成带来的主要挑战

1.大数据带来了数据共享的伦理问题

由于我国信息权长期以来处于权利空置的地位,缺乏对信息权利意识以及信息义务意识的思想基础。而环境信息权在我国更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权利,除非密切关系到自身利益,否则公众不会主动获取环境信息。因此在数据信息铺天盖地而来的时代,赋予公众一定的信息权利,难免会由于信息权利义务意识的缺乏而带来一系列的数据共享伦理问题,例如:对数据进行垄断、传播虚假数据、侵犯他人数据、窃取他人数据成果等等。这与我们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环境问题、进行环境保护的使命相悖。由此,在研究大数据视野下的公众环境信息权体系的法律再造以及在对公众赋予环境信息财产权利进行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构建的同时,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数据共享管理规定以及如何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信息权利义务意识是我们在大数据视野下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2.大数据对环境市场规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伴随着环境信息流通市场的形成,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之构建要求也逐渐升高。环境信息流通市场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任何市场交易都会产生投机行为,市场交易主体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会采取不正当甚至是非法的竞争手段来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会导致无序的竞争,最终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更丰富多样的环境信息、更复杂难控的环境信息交易主体充斥着环境信息流通市场,基于数据信息的虚拟性,环境信息交易主体难免会因为利益驱动而做出传播虚假数据信息、垄断数据信息、窃取他人数据信息等破坏市场秩序的非法交易行为。然而仅依靠市场的自发性不足以调节大数据视野下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信息流通市场,仅依靠原有的信息权利规制法律法规也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下对环境信息流通市场的监管和治理。因此,大数据时代如何建立起环境市场的监管体制、合理科学规制环境信息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如何使环境市场的规制制度更好地与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社会效益的切实保障以及对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实施风险的预防和控制相结合是我们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三、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产生的现实需求与重要价值

(一)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产生的现实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环境信息享益权是为了保障环境权的实现而设置的权利。[1]大数据视野下, 数据信息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在人类生存危机严重,环境事故频发的今天,设置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不仅是数据时代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对社会现实和环境现状的积极回应。现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大数据平台来推进生态环境决策与监管工作是我们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构建和发展是这个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由此,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产生的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1.填补公众环境信息权的保护需要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十分滞后,远远不能适应环境法治化以及公民参与环境工作的趋势。就目前看来,环境信息权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更是无人探及。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缺失以及滞后发展会导致对公众环境信息权乃至公民的环境权的侵犯。[2]环境信息权不应当是一个空置的权利,反而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是将公众环境信息权落到实处并对其进行保障的重要环节。信息财产化理论认为信息权是一种所有权,放在环境信息权中亦是如此。在当前社会,我们对于信息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十分薄弱,对他人信息权的侵犯屡屡发生,屡禁不止,然而公众通过劳动,消耗精力、金钱,所获得的环境信息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设置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可以使公众通过劳动所获得的环境信息得以保护不被侵犯,与此同时信息权利主体的财产权益也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换句话说,在大数据信息时代,树立正确的信息义务意识是我们发展环境信息权利的前提,也是激发公众利用环境信息权来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动力。

2.满足公众参与原则良性发展的需要

公众参与原则的不断发展对公众提高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管理决策工作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的同时,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掌握现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善。虽然我国在公众参与原则的落实上存在很多问题,但随着我国对环境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已经充分意识到公众参与原则是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体现环境管理民主化的重要举措,因此我国在不断改善国家机关对于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决策持抵触态度的现状,在实践中推进和落实公众参与工作。[3]事物的发展是相对的,在公众参与原则不断落实的同时,公众也需要提高自身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在环境危机愈发严重的今天,虽然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崛起,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着公众对于主动参与环境管理决策工作的积极性极低的现状。笔者认为,公众缺少参与环境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公众对环境现状的了解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状态,也就是公众对于环境信息的掌握程度较低。第二,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方式较少、范围狭窄,想要依靠公民主动来获取环境信息也十分困难。在当今社会,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怠于进行或者难以决策时,究其根源往往是缺少信息,因此,信息对于今天事物快速发展的社会至关重要。环境信息的掌握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公众是否积极作为来保护自身的环境权益,也关系着公民在参与环境工作时做出的重大环境决策。而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则可以将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价值,将信息的财产利益作为驱动力,激发公众自发地关注、收集环境信息,实现环境信息资源的循环与充分利用,以此提高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决策工作的积极性和管理与决策的质量和水平,迎合公众参与原则发展的需求,为公众参与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二)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产生的传统价值

1.经济价值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经济时代已经加速到来,这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数据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到人类的价值体系和经济发展方式。[4]当前,我们正面临法制发展不能适应数据经济发展的尴尬局面。缺失健全的信息公开制度,更遑论信息权利制度的专门立法,而数据财产化理论的学术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个人的数据的财产权益更是被忽视不见。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数据库,社会中的人和物都被数据紧紧联系在一起。“大数据被演化成为创造巨大价值的新型资源和方法,数据不断发展为新型资产,同时也越来越被市场赋予巨大的商业价值。”[5]我们应当认真审视数据权利的重要性,只有重视数据权利,这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所用;只有重视数据权利,唤醒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才能更好地维护数据安全,减少数据流通的障碍,为数据经济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数据权利并非孤立地存在,它的建立需要多个领域共同协作发挥作用,而在我们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要求越来越急迫的今天,环境信息领域对于信息更充分、更畅通涌流的要求使其成为了数据权利发展不可或缺的阵地之一。反之,想要促进环境信息更加畅快的流通,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离不开数据权利的构建。以此,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构建,保护环境信息领域中个人的数据财产权益,促进数据经济发展,这对保持市场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2.政治价值

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不仅存在着经济价值,在政治方面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首先,目前我国仍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政府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加强对公民权利的发展和保障,促进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在大数据视野下,重视数据权利和个人权利以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促使公民积极行使个人的权利,推动民主行政的发展和完善,也能促使政府不落后于大数据时代变革的脚步,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牢牢抓住机遇与挑战。客观地说,公众环境信息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也是环境治理民主化的进程。

其次,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确立可以弥补政府环境信息监测方面的不足,提升政府环境信息治理能力。目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政府环境监测能力特别是基层环境监测能力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无论是环境质量状况监测还是污染源监督性监测,都存在着空白地带,这使得环境监测的死角容易形成,不利于立体化、全方位的监测网络的构建。而通过包括环境信息享益权在内的公众系列环境信息权利的赋予,可使得观众在环境信息领域依法有效地广泛参与成为现实,如此可以帮助政府分担环境信息能力不足的压力。现代通信技术和公众广泛参与不仅便于收集各种条件下的环境监测信息,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监测网络,而且能实现对已有传统监测站点的数据补充。当环境监测信息来自多个方面的时候,只要有科学方法,数据和信息本身就能够互相校正和协助,这样既能推动环境信息真相的如实传播,又能弥补环境行政机关在环境信息收集、管理上的捉襟见肘。

再次,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能够促使公众在掌握更多的环境信息、更加了解环境现状的同时,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进行监督,这有利于督促政府及企业环境信息的依法公开,从而可有效避免政府产生环境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现阶段,我国政府正处在角色的转型时期,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在我国环境工作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将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工作审查、处置等集于一身,是否尽到了真正的职责,社会公众很难判断,甚至真正的真相我们无从知道。从根本上说,设置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使公众掌握更多的环境信息既是增强政府环保工作透明度,使政府采取有效环境措施、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也是纠正环保领域的政府、市场缺陷或失灵的重要力量。[6]此外,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行使有利于打破环境信息垄断,给政府环境行为形成一定的监督压力,避免政府产生环境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为了所谓的“政绩”,地方政府可能会隐瞒环境信息的真相。通过赋予公众主动收集、整理、加工、利用环境信息并可获得一定经济利益的系列环境信息权利,可实现公众对政府环境行为的有效监督,推动政府切实承担环境保护工作职责。由此在良性的循环下不断推动我国环境管理工作走上民主化、科学化、系统化、信息化的道路。

3.精神性价值

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不仅仅承载着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还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的精神性需求。第一,确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满足公众个人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信息的自由流通作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构建的出发点之一,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与人之间对于其自身收集的环境信息流通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前提。在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中,公众对其收集、整理、加工的环境信息具有排除他人非法干涉、非法获取的权利,并依法对自己掌握的环境信息享有积极自决的权利,即可以允许他人合法利用并获取经济利益。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权利内容体现了对自由价值的考量,即公众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在不妨碍或不侵害其他主体的其他正当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自由地享受、利用环境信息实现环境信息财产价值的过程。总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确立尽可能地满足了公众对自由的追求。

第二,环境信息的流通不仅是自由的,也应当注重对流通中信息权利主体的平等性进行尊重和保护。长期以来,国家决定着环境信息的公开,甚至在我们的观念中,环境信息归国家所有,这造成了公众信息私权和国家环境信息管理权之间的冲突。然而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概念的确立有利于理性调节公众环境信息私权和国家环境信息管理权之间的冲突,从而通过法权平衡机制提升环境法制的实施效果。一方面,单一的行政强制机制与环境法律调整的现实需求不符。[7]环境信息根本上也是一种环境资源,对于资源的利用不应仅掌握在政府或个人手中,包括环境信息享益权在内的公众系列环境信息权利概念的提出,则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公众环境信息权和国家环境信息管理权的冲突,数据的流通也得以在一个公平、透明的氛围中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公众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包含权利自主性与自决性,因此公众应当享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护。这就决定了公众环境信息法律机制的运作不再全然依赖于国家强制力,还与社会各方的协作紧密相关。包括环境信息享益权在内的公众环境信息权利的出现是对单一环境行政强制机制的拓展,这种拓展所形成的“法权平衡机制”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公众在环保方面的付出和努力。[8]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大数据时代,环境信息权利的发展和完善所带来的自由、公正与平等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性价值,相应地,在这些价值的引导下,公众的权利也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三)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产生的新价值

第一,在大数据视野下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对实现我国“数据信息财政与数据信息治理”

目标的战略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大数据时代,环境数据信息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资产,促进环境数据信息资产流通融合,激活环境数据信息的市场价值,释放环境数据信息治理红利,对于推动建设适应全球化竞争与美丽中国建设需要的“数据信息财政与数据信息治理”同时兼顾的双重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而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这一新兴权利概念的提出,正是适应时代潮流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必然制度工具。2016年3月,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了通过大数据平台推进生态环境决策和监管的方案。由此可见,大数据平台已经成为了我们丰富和完善公众信息权体系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对大数据平台进行利用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出现的事物和新的趋势。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据经济的迅猛发展,这必然会引起对数据资源经济价值的关注,信息财产化理论也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环境信息作为被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关注的信息资源,也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设置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来保护环境信息权利主体的财产权益,给予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数据信息的整合能力也大大提升,通过数据信息的直观反映,我们不仅仅可以浏览当时、当地的环境信息,还可以浏览各时、各地的环境信息,可以根据现有的环境信息对今后的环境状况进行宏观预测,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有着帮助政府完成角色转型的驱动价值。政府力量的有限性导致在环境信息利用和保障上的政府本位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并且在数据时代加速到来的今天,各级政府都密切关注着大数据,因此我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型迫在眉睫。我国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长期以来坚持政府主导环境管理的单轨运行机制,不可否认,这一机制有其存在的原因和优点。基于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受托人,在环境信息的收集上具有较强的操作和整合能力,因此政府可以收集并掌握绝大部分的环境信息,并从宏观上来制定系统化的环境管理策略。但是物极必反,政府在全面主导环境信息管理工作、科学合理指定环境政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政府主导的环境信息管理的单轨运行机制以政府本位为基础,往往会忽视公众的力量和公众的环境权益。[9]政府在公布环境信息时掌握着公布的主动权,对于信息内容的公布也掌握着主动权,因此在政府本位的指导下,政府在公开环境信息时可能会因为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隐瞒真实的环境信息,从而忽视公众维护其自身环境权益的权利行使。其次,政府的力量具有有限性。环境信息的收集、整合和传播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环境信息成本是政府不可逃避的重要问题。公众对环境信息提出更丰富、更准确、更真实的要求意味着政府须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时地收集、整合、传播环境信息,这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负担。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环境信息成本,政府仅仅依靠自身也很难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因此,设置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大数据平台,不仅可以保障公众的环境信息权和环境权,也可以提高公众主动收集、获取环境信息的积极性,使其在环境信息收集等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和价值,改善政府主导环境信息工作的单轨运行机制的诸多弊端,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社会各级力量的助推下完成政府数字化转型。

第三,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环保工作的社会价值。在尝试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时,我们认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权利主体中的“公众”应当是指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和团体,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环保工作中。其中,其他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不容小觑,由于其他组织和团体作为非官方组织,我们往往会忽略它们。然而,由于民间环保团体来自基层,既不代表国家,也不含有盈利目的,[10]单纯以环保为宗旨,因此能够直接反映公众的环保呼声,代表公众的环境权益,是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重要形式,并能克服个人环保参与的内在缺陷。甚至可以说,公众参与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他组织和团体的参与,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需要其他组织和团体的参与。将其他组织和团体作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权利主体之一,提高了其他组织和团体在环境信息制度中的地位和水平,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带领作用,用他们更加专业的知识、技术和更强大的感染力,帮助公众提高对环境信息的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参与环保工作的可行性和积极性。

四、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构造的基本原则

权利的构造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并以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权利构造原则为权利内容的确立提供了基础性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应当对构造原则进行详尽的探讨,除了遵循环境法的一般性原则,还应制定符合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特质的构造原则。

(一)公众参与原则

在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时,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公众自主获取环境信息的依据是什么。公众参与原则作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指的是公民有权平等地参与环境立法、决策、管理等与其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并应保障公众权利的行使。公众参与原则体现了我国对于环境管理工作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可以说,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程度也是我国环境管理工作的民主、科学与否的评判标准之一。“权力(利)配置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深层推进机制和长效机制,赋予公众环境权是公众有资格参与环境保护的基础。”[11]既然法律赋予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那么为了更好地参与,公众就有权对环境信息的掌握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的今天,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对于知晓当前环境现状的需求,然而公众自发收集、整理、加工的环境信息已经成为公众了解环境现状新的发展方向。在收集、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公众所付出的劳动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确立保护了权利主体对于其通过付出劳动所获取的环境信息的享益权,不仅在自身权利的构造中体现了公众参与原则的贯彻,也为公众参原则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因此,公众参与原则也是构建公众环境信息享益权的地基。

(二)信息公开原则

信息公开原则是构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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