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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发展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Food Safety Multiregulation Mode
【作者】 李长健 张锋【作者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分类】 文教卫生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社会性规制模式;应然逻辑;实然分析
【英文关键词】 food safety;multiregulation mode;social regulation pattern;ideal logic;demonstrative analysi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10—010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0
【页码】 104
【摘要】 动态社会契约论论证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主体多元,食品安全规制主体由两元对抗走向多元和谐,规制价值应然逻辑也从单维一元发展为多维多元,形成多种食品安全规制模式。运用交易成本、规制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为经济参数对行政性规制模式、经济性规制模式和社会性规制模式进行实然分析,整合现有社会规制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功能互补、机制协调和力量互动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英文摘要】 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proof the vicissitude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multielement of social subject.The food securi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ubject moves towards multivariant harmonies from duality resistances.Regulation value should develop to be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variant from single dimension and one variant,so as to form various mode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Use transaction cost.rules and regulations cost,implement cost,lawsuit cost,information cost.system balance cost and so on as the economical parameter to analyze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pattern, economic regulation pattern and the social regulation pattern on demonstration.Construct function supplementary,mechanism coordinative.and strength interactive food Safety multiregulation mode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practical social regulation resour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440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多维价值取向的应然逻辑

传统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一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人们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些第三部门;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社会第三部门——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的双重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1}。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建构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的权利形态。食品安全规制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食品安全规制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规制、第三部门主体规制、市场主体规制进行合理的权力(利)配置的理论基础,并相应形成了相应的行政性规制模式、社会性规制模式和经济性规制模式[1]。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主体多元使人们对食品安全规制的需求更加凸显,要求社会对食品安全规制由两元对抗走向多元和谐,食品安全规制的价值取向也从单维一元发展为多维多元。

安全是法律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安全重要性更加凸显。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位于各种价值之首,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如果一个社会连安全都不能提供,社会或者国家的合法性就不能得到认可,其他的正义、秩序、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也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第一,食品安全规制保护人权价值的价值取向。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边沁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在这四个法律目标中,边沁是把法律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作为首要目标、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据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其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人的安全需要,然后才是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国家对食品安全的规制突出了对公民平等生存权和平等发展权的一体保护。第二,食品安全规制的政治价值取向。虽然政府职能经历了政治国家、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的历史变迁,但政府对安全的保障职能长期以来无可置否,学者甚至将保障安全视为唯一的职能,是政府权力和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国家通过对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人权,保障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和动力,确立政府权威和政府合法性。第三,食品安全规制的经济价值取向。安全是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根本前提和最终保障。食品安全是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障碍之一,关系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人们只有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动力、条件和机会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创新技术、变革组织。第四,食品安全规制的社会价值取向。社会经济安全要求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方式,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稳定秩序,为经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利益产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现象提供预防、预警、救济和保障机制{2}。食品安全规制效果如何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规制的研究很多,但往往停留在食品安全规制一维价值、一元主体,只强调政府监管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这与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主体多元是不和谐的,也与我国和谐社会及国家社会管理体制的建构是相矛盾的。我们在考量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方法对三种规制模式进行应然分析,结合国情和特色建构功能互补、机制协调和力量互动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2]模式。

二、规制模式比较: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实然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中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我国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所以,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主体变迁的顺序是政府规制主体、市场规制主体和第三部门主体。虽然对食品安全规制已经形成三元的结构和格局,但三元主体没有形成有效整合,食品安全规制处于规制主体分散化和规制资源浪费化状态,没有形成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规制模式。

(一)多元规制模式中主导型规制模式:行政性规制模式

我国后进、后发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建立在政府主导基础上,政府功能对市场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目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背景下,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食品安全关系国家食品企业良性竞争、行业健康发展、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它具有人权保护价值、政治合法价值、经济发展价值和社会稳定价值的取向。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对食品安全规制时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对食品安全规制,并形成行政性规制模式。行政性规制模式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来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的机制和体制、模式,主要通过制定行政规制体制、颁布规制法律、法规和执行法律法规并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制裁。根据诺思的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为社会提供社会博弈的基本规则:其一以规则和条令形式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其二设计一套保障规则遵守的机制;其三明确一套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规范{3}。诺思的国家理论即是政府在立法、执法、法律救济、法律监督方面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基础。第一,国家对食品安全规制进行制度供给时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食品安全规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国家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它的社会边际成本随规模递减,社会边际收益随时间递增。第二,国家对食品安全规制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食品安全规制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只能由代表社会的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与法律监督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才能保障社会对生存安全的需要,才能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政府对食品安全规制也是国家职能的体现。国家食品安全规制效果直接影响政府权威和合法性,只有政府满足社会对生存安全的需求才能在公众心中形成合法性,获得社会的支持和拥护。合法的政府更能获得公众的接受,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人,也是有限理性的,也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运行相关的食品安全规制制度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它可能会为了政府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直接损害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一,由于政府的行政官僚组织庞大,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导致政府权力异化,出现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规制的单一供给模式,使公众对供给的公共产品缺少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致使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导致行政规制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规制主体可能会对规制行为不服,导致规制行为的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使我国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的诉讼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若既作为食品安全规制的供给者,又同时履行规制者的角色,在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的压力下,在规制成本的约束下,政府缺乏食品规制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导致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失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4}。第四,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技术性、专业性有限,而受规制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规制主体有效规制,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了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运行成本。

(二)多元规制模式中主体型规制模式:经济性规制模式

经济性规制模式主要是指食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有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它主要通过市场价格、信誉、信用、产权、信息和消费者购买指数等经济手段进行规制,具有规制的动力强、规制的效果持久等特点。第一,经济性规制模式促使生产者和经营者自我约束。企业自我约束是事前高效的预防,社会成本比较低。因为生产者、经营者对食品安全的保障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声誉和品牌,使自己的产品和企业获得食品市场的认可,提高企业的产品价格和销售收入,以此来弥补对食品安全保障追加的生产成本。第二,经济性规制模式促使市场通过信息、信用和信誉的激励机制自发对食品生产者、销售者进行约束。因为信誉和信用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可以带来长期的经济收益。尤其在信息社会,市场信息、信誉和信用对食品企业具有较强的规制力。第三,经济性规制模式促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通过公民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规制;食品消费者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对受规制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规制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加大受规制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后发后进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改革的,存在着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健全的政府,市场的信息、信用、信誉和激励企业家的产权和法律都不是很完善,所以单纯市场规制还有严重的弊端。第一,企业产权不清晰制约经济性规制的动力。生产者、经营者自我规制导致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的增加,在相应产权没有清晰界定,没有良好的市场信誉机制和市场补偿机制的社会中,无法调动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济性和主动性,不能对食品安全自我约束提供激励机制。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市场中,产权和法律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为零,而在交易费用为正的市场中,产权清晰和法律合理稳定对交易成本影响巨大,因为产权和法律可以给人提供对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期,从而对企业家长期投资提供经济激励{5};食品市场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或称“柠檬市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很可能出现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遵守法律、法规和惯例的企业可能被淘汰,而生产质次价高的企业可能成为市场的胜利者{6}。第二,缺乏健全的市场信息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高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制度,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在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政府之间低成本、高效率的共享,食品安全的市场信息不易被相关者获得,或者信息获得的成本太高。这样有些食品提供者的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或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就促使他们进行投机、短期行为,市场信誉和信用机制不能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淘汰机制{7}。第三,获取食品安全的信息成本太高。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8};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三)多元规制模式中基础型规制模式:社会性规制模式

随着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和利益分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趋势和重要性凸显,尤其是在中国有着传统威权政府和人治历史的国家,所以社会性规制成为我国未来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基础力量。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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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A).王全兴.经济法论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2}(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166.
{3}North,D.,1981,Structure and Change.in Economics History,New York:North.
{4}(美)道格拉斯·G·贝尔德.法经济学的展望和未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3):68.
{5}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Volume Ⅲ,October 1960.pp.15.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93.
{7}Smith.A.1880,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2nd ed.,Oxford:Clarendon Press.
{8}张乃根.法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8.
{9}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3.
{10}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研究与法经济学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1):61.
{11}李长健,张锋.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5):52.
{12}肖元.对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2):70.
{13}Robert Wuthnow:Sharing the Journey.New York:Free Press,1994,p.12.
{14}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30.
{15}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15.
{16}郭道晖.公民权与公民社会(J).法学研究,200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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