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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城市地位”理论小结
【作者】 吴旭阳【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分类】 外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中世纪;城市;自治;帝权;罗马法学家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151
【摘要】

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是西方文明进步的象征,以帝权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一直威胁着城市的自治。罗马法学家是这个时代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城市地位”进行了不同的论述:有的从“法律”上为城市自治进行了理论论证;有的则强调“君权至上”从而断然否定了城市的自治;有的则在二者之间进行妥协,仅在“事实”上承认城市自治。其中,巴尔多鲁尤为突出,他为城市自治进行了系统的合法性论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127    
  一、引子
  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雏形,它从诞生开始就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必须与其进行斗争或妥协。从中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就出现了自治、半自治城市,甚至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它们对内进行立法活动,并任命官员,实施管理;对外与各种封建势力进行交往。而作为城市自治标志的法律文件—特许状(特许状是确立城市独立地位的基础性法律文件,通常由城市所在地的封建主授予城市),在此前后大量出现。早在 1066年,阿尔卑斯山一带就有城市获得了特许状,以确认其事实上的准独立状况。此后,此类文件被大量地授予了城市和大学,其地理范围不仅涉及意大利、法兰西,乃至德意志;甚至王权强大的英格兰也颁发了大量的特许状。{1}这些特许状“引导城市发展成为有法律意义的城市,它在法律上与农村分离开”。{2}
  然而,在封建体制中,自治城市是另类的。它的存在并不能从封建政治理论中合理地推导出来;只能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它时刻受到各种封建势力的威胁,典型事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在1158年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伦加利亚敕令》,试图强行将意大利诸城纳入其强权之中。这激起了城市的反抗,最后他被迫收回成命。1183年,帝国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诸城达成谅解,废止了《伦加利亚敕令》,取而代之的是《康斯坦茨和约》。根据和约,城市在理论上接受皇帝为宗主,而皇帝也承认城市“事实上”的自治地位。斗争之后的妥协,帝国赢得了表面的尊严,而城市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
  作为斗争的延续,城市必须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对抗封建强权(尤其是普世的“神圣罗马帝国”强权)。虽然城市不符合封建理论,但在封建势力破碎的“马赛克式”政治版图上,其存在却又是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是城市存在的根基。即使是另类的“事实”,城市依旧有必要在理论上为这种“另类的存在”提供辩护;甚至建构完整的“法律”理论以论证其自治的合法性。
  这个时代是罗马法复兴的伟大时代,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罗马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和后注释法学派;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罗马法学大师。这些大师不仅在传统的私法领域有所建树,而且不少人对“城市自治”和帝权等话题也没有回避,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痴迷于罗马法的法学家们,多数能接受《国法大全》对君权的强调,他们把对罗马法的效忠,部分地转移至同时代也有“罗马帝国”头衔(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身上。因此,他们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普世权威(至少在理论上承认),以及罗马法的普世效力。此外,他们又是城市的显贵,在城市中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又背负着城市对自治的理论要求。因此,罗马法学家们有一定的兴趣来论证城市与帝国等封建势力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能够从罗马法和实证的角度论证城市自治的合法性,部分人信奉“帝权至上”,甚至有人还能调和城市自治与帝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所建构的理论可以归纳为法律确认、否认自治和事实承认三种。
  二、法律确认的理论
  法律确认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事实上承认城市的自治地位,并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论证。在中世纪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此类观点理论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完备的不同阶段。
  注释法学派是罗马法复兴的第一个学派,其创始人是伊纳留斯(Irnerius,约1050或1060-1130年)。但是,作为创始人的伊纳留斯及其主要弟子反对城市自治。所以,最早具备此类观点萌芽的是该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巴塞努斯(Johannes Bassianus,约1190年去世)。他一反之前两代学者支持帝权的传统,转而激进地强调人民的意志。他强调制定法和习惯法的效力都来自于人民的意志,并提出社团理论。根据他的观点,作为人民聚合体的城市,自然就能够获得合法的地位。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萌芽,没有完整的论证。
  作为巴塞努斯的学生,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阿佐(Azo,约1150-1230年),自然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他对皇帝的最高权威不以为然;而是继承了巴塞努斯的理论,并进行了深人论述。阿佐认为,“最高权力”( merum imperium,原意为“司法裁判权”)其实就是“司法裁判权”(iurisdictio),但该权力并非皇帝独享;根据罗马法,其他高级官员也拥有此权力。而在古罗马的体制中,虽然自治市的长官不能拥有完整的“司法裁判权”,但他们可以部分拥有。{3}这就暗喻着城市当局也可以部分享有“主权”(司法裁判权)。此外,在罗马法中,“市”是自治的;这也是城市自治获得罗马法奥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而从最根本的角度,阿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统治权威来源于法律,而法律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即使是君主的权力最终也源自人民的同意。作为最高权威的“司法裁判权”来自于人民“共同体”(universitas)的同意,是一项集体的同意。帝权虽然直接源于王室法(lexregia),其最终来源依旧是人民的同意。在这里,人民以一个“共同体”的身份具有这种权威。据此,城市作为一个“事实上”(de facto)存在的市民“共同体”,也具有最终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帝王权力之外。{4}这样,阿佐就跳出封建传统的“帝国”和“普世统治”的政治理论;而城市则在“人民共同体”这一新的法学理论上有了栖身之地。
  阿佐进一步进行论证,他区分了一群“个人”和政治共同体的“集体”之间的区别—作为“个人”的人民必须服从皇帝,而作为“集体”的人民则高于皇帝,人民的“共同体”能够授予皇帝立法权,亦能够保留立法权。从这个角度看,阿佐的理论具有革命性,不仅为城市的自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能为后世的现代国家提供理论支持。虽然阿佐不能更深入地进行全方位的阐释;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初步搭起了理论框架,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作为后注释法学派(亦称评注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尔多鲁(Bartolus,1314-1357年)不仅在私法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城市自治以及对抗君权的理论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虽然巴尔多鲁在这方面的论述与阿佐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显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阿佐的理论,使该理论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
  巴尔多鲁指出了帝国权力理论上的普世性与实际上的有限性。巴尔多鲁承认帝国的普世权力,他视帝国为普世的政治组织,帝国法为唯一的普世法,各国国王在理论上从属于皇帝,任何对帝国的反叛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并不认为皇帝的权势是无限的;相反,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约。{5}
  巴尔多鲁指出,从世俗的角度看,皇帝是全世界的主人,国王们的统治源自于帝国的许可;但从政治神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国王的统治均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上帝的许可。因此,帝国的普世权力并非绝对的实际意义上的普世所有权(universal propriety);相反,国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实际管辖权,这种实际管辖权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这种权力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权力:他们可以像皇帝那样制定法律,任命官员,实施统治和裁判。{6}根据这种理论,城市也能够获得自己的实际管辖权。他提出的标志性论断就是“城市自己就是国王”( civitassibi princeps)—在自己的领地内,城市自己就是皇帝。
  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巴尔多鲁双管齐下,在罗马法和基督教中寻找理论依据。从罗马法的立场出发,他宣称帝国人民将统治的权力授予了皇帝,但是也保留了选举和罢免皇帝的权利,这种权利掌握在日耳曼王公和教皇手中。{7}此外他指出,根据基督教理论,世俗的权力虽然来自于上帝,却必须经过教皇的中保,因此皇帝也受制于教皇。{ 8}这样,皇帝的权力就不是绝对的,更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不仅受限于封建贵族,更受限于教会。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对城市鞭长莫及了。但巴尔多鲁的意思却是更进一步:无论皇帝还是教皇,还是封建诸侯,无论他们之间谁的权威更高,都只是遥远的存在,他们都不能干涉城市实际上的自治。因为,城市在“事实上”是独立自治的。
  为此,巴尔多鲁从“法律”与“事实”的角度对城市自治进行了初步的论述。他指出,存在着两种管辖权,即“法律上”( de iure)和“事实上”的管辖权,这二者都是城市自治的合法性基础。从最基本的角度看,城市及其统治是“事实上”存在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显然不够,因为“存在不一定合理”,更何况巴尔多鲁谴责“暴政”,质疑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为此,城市还必须获得“法律上”的理论支持。他进一步指出,城市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就是获得了帝国的许可—严格地说是“默许”。{9}然而,这种理由着实牵强;退一步说,万一帝国收回许可呢,那城市如何自治?更何况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而实情却是:城市虽然在“事实上”不容置辩,却在封建理论的“法律上”显得卑微与无力。因此,巴尔多鲁必须在理论上再进一步,以让城市获得“法律上”昂首挺胸的自信,这就是沿着阿佐理论之路继续往前走。
  现实地看,城市是民众的共同体,所以要论证城市的地位,尤其是论证其处于封建体系之外的合法性,就不能绕过“君主”与“民众”关系的讨论。在封建政治和法律理论中,在“君民”关系的阴影下,作为民众政治体的城市明显处于劣势;因此,想要逃脱皇帝、国王等封建主的魔爪,逃避其理论上的优越性,就必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与阿佐一样,巴尔多鲁另辟蹊径,超越封建理论,提出了民众的终极权威,从最根本之处来最终解决问题。这也是他相关理论中最重要的亮点。
  巴尔多鲁首先肯定了民众的最高地位,指出民众的意志可以否定其他权威,这就是城市自治权的基础。巴尔多鲁展开了细致的论证,在他看来,人民的同意是最重要的,是法律约束力的最终合法性来源。他在此建构了一个人民的“共同体”理论:既然政治共同体由人民构成,那么“共同体”的“同意”的最细化、最基础的表现就是—人民的一个个“个体”在“共同体”中表达自己的“同意”。当然,由于个体的多样性,“一致同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通常只能让多数“个体”的意见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意见(否则会导致共同体在实践中的不可能)。多数意见由此可以对整个共同体产生约束力,而不管少数人的反对;这种约束力就是法律强制力的基础。
  因此在法源上,他认为:所谓的“成文法”—帝国官方所制定的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具有约束力;而“习惯法”也具有约束力,因为其也源自人民的同意,是人民“默认的同意”( tacitus consensus) 。{10}二者都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所以有管辖权。他据此进一步指出,“成文法”和“习惯法”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即“明示的同意”和“默认的同意”之间的区别而已。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民的同意:前者是人民“书写”下来的同意,而后者则是人民“默认的同意”。那么,在习惯法中,人民如何确立自己的“默认的同意”呢?就是人民大众的群体性惯常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习惯法的“人民同意”的性质,也可以推导出习惯法的合法性。{11}也正是基于人民的同意,习惯法才能取得与帝王制定法同等的地位。
  法律约束力的本质就是人民的同意;而必须强调的是,在此之外没有更高的许可;只有人民的同意才是统治和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人民“自我为王”(sibi princeps)。这样,他将人民推到了最根本的地位。{12}而作为人民“共同体”的城市呢?既然人民最高,人民可以自我为王,那么作为人民共同体的城市当然也就可以建构自我统治的合法性,无需其他的许可。因此,“城市自己就是国王”的结论就水到渠成。而且在这里,城市自我为王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更具有“法律”基础—其建立在新型宪政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城市的合法性不需要外来的许可,而且除了人民,没有更高的许可。
  那么人民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同意”呢?城市“共同体”不能只停留在虚幻中,必须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前面已经指出,多数意见可以成为共同体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产生法律强制力(约束力);因此,城市的多数成员意见就十分重要。在他看来,作为共同体的城市是人民的集合,这种人民不仅包含显贵,更以平民为主。城市的市民通过选举议会和行政官员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议会和政府的权力来源就是人民“共同体”的“同意”,其统治就是合法的,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合法而且具有约束力的。
  然而,这样又可能导致另外的问题,即是不是所有的“共同体”都可施行统治呢?当然不是。巴尔多鲁更详细地建构自己的统治理论,指出城市作为统治的“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1)可以被视为一个城邦(respublica,原义为“共和国”);(2)有财政上的国库;(3)拥有统治权(imperium) ; (4)有立法权。{13}这样,城市的共同体就与一般的经济领域经营性共同体区分开来,就能够具有初步的现代“主权”。法小宝
  巴尔多鲁的理论建构超越了阿佐,不仅从“事实”,更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更系统的理论建构,从而彻底结束了城市“不明不白”的法律地位,为其争取了雄厚的理论支持。显然,这一理论具有社会契约论的萌芽,在中世纪的西方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因此受到不少法学家的反对。
  三、否认城市自治的理论
  否认城市自治的罗马法学家阵营也不容小觑,这一理论尤其在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中拥有诸多支持者。该观点的持有者通常也支持皇帝,有人甚至还支持“君权绝对”。
  作为罗马法复兴运动的肇始者,伊纳留斯在罗马法复兴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伊纳留斯在晚年明确采取了支持帝权的态度。在他的学说中,帝权是最重要的,民众的习惯法虽然是人民的意志体现,但不能高于君主的制定法,只有在符合制定法的前提下习惯法才具有效力。他甚至宣称,“今天,‘立法’的全部权力都转移到皇帝那儿去了”。{14}在这种理论下,城市即使自治,也要得益于皇帝的恩赐。
  而他的四大弟子继承了他的学问,也基本继承了他的政治立场:“四博士”在著名的1158年伦加利亚会议中,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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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Mary Bateson, The Laws of Breteuil,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5,No. 57,Jan. 1900, p. 73.

{2}[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3}Kenneth Pennington, The Prince and the Law, 1200-1600 Sovereignty and Rights in the Western,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9.

{4}Peter Stein,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0.

{5}J. Neville Figgis, Bartol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litical Idea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Society, New Series, Vol. 19,1905,p. 156.

{6}Woolf, Cecil Nathan Sidney, Bartolus of Sassoferrato; Hi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 110-111.

{7} Floriano Jonas Cesar, Popular Autonomy and Imperial Power in Bartolus of Saxoferrato: An Intrinsic Connec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5,No. 3 .Jul. 2004.pp. 375.378.

{8}Magnus Ryan, Bartolus of Sassoferrato and Free C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th Ser.,Vol.10., 2000,p. 75.

{9}Floriano Jonas Cesar, Popular Autonomy and Imperial Power in Bartolus of Saxoferrato: An Intrinsic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5,No. 3, Jul.,2004,pp. 376-377.

{10} Walter Ullmann,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 Middle Ages, Penguin, England, 1965,p.215.

{11} Walter Ullmann, Bartolus on Customary Law, in Jurisprudence in the Middle Ages ( Collected Studies) , Variorum Re-prints 1980,pp.269-271.

{12} Flonano Jonas Cesar, Popular Autonomy and Imperial Power in Bartolus of Saxoferrato: An Intrinsic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5,No. 3,Jul.,2004, p. 378

{13} Woolf, Cecil Nathan Sidney, Bartolus of Sassofer ato: Hi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p.115.

{14}[英]J. 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下),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80、581页。

{15} Paul 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aeval Europe, Harper&Brothers ,1909 , p. 51.

{16} Arthur P. Monahan, 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

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17} Peter Stein,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0.

{18} Brian Tierney, “The Prince is Not Bound by the Laws.”Accursi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Comparative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No. 4,Jul. 1963, p. 389

{19} Joseph P. Canning, Ideas of the Stat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s on the Roman Law,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Vol. 33. ,1983,p. 24.

{20} Brian Tierney,“The Prince is Not Bound by the Laws.”Accursi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m State, Comparative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No. 4,Jul. 1963,p. 389.

{21} Joseph P. Canning, Ideas of the Stat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s on the Roman Law,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Vol. 33., 1983, p. 11.

{22} Arthur P. Monahan, 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0.

{23} Joseph P. Cann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aldus de Ubald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 101.

{24} Arthur P. Monahan, 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9-30.

{25} Arthur P. Monahan, 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7.

{26} Joseph P. Cann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aldus de Ubald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8.

{27} Joseph P. Canning, Ideas of the Stat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s on the Roman Law,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Vol. 33., 1983,p. 9.

{28}[英]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下),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0页。

{29} C. M. Ady,A Charter of an Italian Rural Commune, 1488,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No. 190, Apr.1933, p. 270

{30} William Rattigan,Bartolus(1313-1357 A. D.),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New Series,Vol. 5,No. 2,1904, pp. 230-231. Julius Kirshner, Civitas Sibi Faciat Civem: Bartolus of Sassoferrato' s Doctrine on the Makingof a Citizen, Speculum, Vol. 48,No. 4. , Oct. 1973,p. 697.

{31} 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Vel. 1),The Clarendon Press ,1895 ,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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