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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不断完善中国人权的保障体制
【作者】 李步云【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分类】 公民权利【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12【页码】 1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17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曾为争取和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不遗余力地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在人权问题上也有过种种失误。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革命时期,党始终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争取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完善人权立法,切实保障人权的实现作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就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同年,党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1923年,党领导“二七”大罢工,又高举“争自由、争人权”的旗帜。1935年,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奋起抗日救国,“为人权自由而战”[1]。1937年抗战爆发,党号召全国人民“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抗战胜利后,党又提出,必须“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以“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3]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根据革命政权制定的各项施政纲领,都对人民应当享有的各项人权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几乎所有革命根据地都制定有各种专门的保障人权条例。由于党在奋斗纲领和根据地政权建设中高举起人权的旗帜,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愿望和切身利益,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保证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人权可言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为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为维护人权和不断改善人权状况作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就。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对此已经作了全面阐述。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们在维护和发展人权的实践中,也曾发生过一些重大挫折,出现过“十年文革”那种亿万人民群众和干部的人权遭受肆意践踏的严重事件。认真分析出现这类事件的原因,有利于今后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其原因,主要是:
  一、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缺少对人权理论的认真研究,不了解社会主义与人权的内在联系,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制度的深刻批判,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人权,甚至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与社会主义不相干。这种错误思想理论倾向由于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而日益加强。这就使得我们国家在人权保障与人权制度的建设上丧失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讲不讲人权?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4]。它不是消灭任何一种等级制,而是要消灭一切等级制;它不是一部分人的解放,而是“人类的解放”。也正如恩格斯所说;“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5]”。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在思想理论上把人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在实践上就必然导致对人权的蔑视与不尊重,因而产生种种严重后果。
  二、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在现代,一个高度民主的法治社会,是人民享有最广泛的人权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人所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即使已经在宪法和各项基本法律上作了详尽的规定,并不等于人们能实际享有这些权利。如果法律缺少应有的权威,人权的实现就不可能有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应当是一个高度民主的法治社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健全,正是“文化大革命”在我国得以发生、发展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在“文革”时期,由于宪法成了一张废纸,公民的各种权利自然失去保障。
  三、经济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过分高度集中,不仅是政治体制过分高度集中、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经济根源,而且是我国人权状况的改善遭遇各种困难的经济原因。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人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提高,降低与限制了人们享受人权的物质条件,而且束缚了人们在合理限度之内的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与个性自由。人权与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的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实现基础”。[6]
  四、人权意识十分薄弱。这是我们过去在人权问题上出现种种失误的思想基础。中国的封建制度曾延续千年之久,近代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都很贫乏。不知谁是历史的主宰,不知权利为何物,是人们的普遍心态。人民共和国所继承下来的这笔思想遗产从意识形态上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人权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这种消极因素仍在发挥很大作用,今后也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全消失。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中国人权保障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吸取上述四个方面的教训,并以此作为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予以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
  根据人权保障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为了防止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在不断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下基本方针:
  一、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人权的保障,并不是出于某种策略考虑,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在要求;保障人们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共产党人为之长期奋斗的伟大理想和崇高目标。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人权攻势。阐述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宣传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现在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提出与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人权的保障,首先应当是改善我们自己国内的人权状况,以更好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内的人权保障,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同西方的人权攻势作斗争。人权与人权政策、人权制度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人权政策是实现一定人权目标的战略与策略,人权制度包含有实现某种人权目标的行为规范与设施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权政策与人权制度是手段。人权则不同,人权是人作为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在我国,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二、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既不能不顾各种主客观条件而操之过急;又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推进人权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状况,也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根本改变的。因此,人们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权利的实现,不能不受到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但是又要看到,人权的许多内容,包括人身人格权和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实现,并不直接地或全部地受经济与文化条件的限制,这是应当加以具体分析与区别对待的。片面地强调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这一个方面的条件与因素因而不去努力改善那些需要而又能够改善的某些人权领域的状况,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正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随着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很多方面将要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平等与自由观念将日益增强。人权制度的建设应当同这种状况相适应。看不到这一点或对这种状况估计不足,因而在人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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