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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我国民事立法之不足
【作者】 蒋颂平【作者单位】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分类】 民法总则【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12【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187    
  纵观我国的民事立法,虽成绩斐然,但由于我们立法经验的不足,所立民事法律、法规大都是零打散敲,缺乏立法规划,加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新情况与新问题不断出现,从而暴露了我国民事立法的许多不足。
  一、没有完整的体系,缺乏应有的合力
  首先,法律规范的空白较多。作为国家基本法中的一个大法——民法,至今尚未制定出来,代替民法出台的《民法通则》虽有效地解决了民事立法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但在好多方面比较原则,应有的法律规范尚缺不少;前几年,在搞活经济的旗帜下,各式各样的“公司”一哄而起,搅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国家三令五申要清理整顿,但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公司法》,对公司的设立程序、经营管理、中止及清理等一系列活动缺少赖以调整的法律规范;在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只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大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对个体企业或个体经济户却没有一部完善的籍以管理、调控的法律,以致对集体企业特别是个体经济户的管理,各部门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在民间经济交往及商品流通领域,长期拖欠债款或贷款,“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但我国除了在少数民事法律中有一些零星规定外,没有一部集中而详尽的《债法》,以致对借贷等一些债务关系是否合法没有划一的确认标准,导致对一些应予制裁的高利贷行为束手无策。
  其次,法律规范相互抵触。最突出而且对实际司法工作影响最大的是同一部《继承法》有关法律条文的冲突。《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为促使继承人及时行使自己的继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竟几乎找不到一个适用该条规定而驳回当事人提出继承诉讼的实例,所以,《继承法》所确定的继承诉讼时效制度至今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能,达到立法者预期的及司法者期待的目的,而成为一项名存实亡的法律制度。究其原因,是该法律规范与《继承法》所确立的另一法律规范相抵触。我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这一条文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十分明确地表示:继承开始后,只要继承人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自己的继承权,遗产就已转化为一个继承人所有或几个继承人共有。既然遗产的所有权已转移,那就谈不上要受继承的诉讼时效限制的问题了,如遗产是属共有的,只需“析产”即可,而析产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显然,《继承法》上述的两条条文是相互抵触,不可并存的。
  再次,法律规范缺少呼应。法律规范是由行为模式与相应的行为后果构成的,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相应的行为后果,每一法律规范应是行为模式与相应的行为后果的一致。作为民事立法,必须注重法律规范的完整性、配套性,不能光有行为模式的规定(如应当“如何”,“禁止”什么等),而无行为后果(即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或带来的法律后果);也不能光有法律后果,而无行为模式。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中,有些法律规范并不周全。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在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方式之外,还规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如果这作为与《民法通则》所确定的行为模式相对应的法律后果,即实体上的处罚方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受广大司法工作欢迎的。可遗憾的是其规定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意即此为一条准用性规范,必须参照其他法律规定才能实施。而至今为止,我国其他民事法律尚未有实体上的“罚款”、“拘留”之规定,因此,这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司法工作者只能“望文兴叹”。
  此外,即使是现有的民事法律,原则性的规定也较多,因此司法任意性很大。如《民法通则》第90条对借贷关系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那么,何为合法的借贷关系?怎样保护?何为非法的借贷关系?怎样制裁?均让人自行忖度,抑或也可自由裁量。
  二、重于后滞性,缺乏超前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体系的形成主要靠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因此,法律体系要以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具有不同性质的新的社会关系产生后,就会产生新的法律规范,就会产生新的法律部门。这些观点阐明了立法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联系,旨在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对立法的制约,强调立法具有客观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立法的动机、原因都直接导源于经济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切立法都要与经济关系一一相对应,有了相应的经济关系就应该立法,没有相应的经济关系就不应该立法。决定法律和一切上层建筑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关系,只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而非社会的非基本经济关系,这是立法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根本内涵。
  一般来说,法律必须在某一社会的经济关系基本形成、条件基本成熟以后才制定,这是立法的后滞性。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凡是某一基本经济关系迫切需要用法律加以调整的,即使条件尚不够成熟,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考虑立法,先予试行,发挥立法促进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尽快形成的作用,这是立法的超前性。从当前国际上立法的趋势看,大部分国家已从立法的后滞性过渡到后滞性与超前性并重。而从我国民法立法来看,却重于后滞性,缺乏超前性,许多民事法律非要待条件十分成熟后才“千呼万唤方出来”,而在该法制定颁布之前,往往要经过一段对某一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无法可依时期。例如,我国经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至今却无法制定出一部详尽的《民法典》,致我国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民事法律体系。又如,在当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大力度、加快步伐的形势下,新的经济关系不断出现,如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责任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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