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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拟制作者规则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困境解决
【作者】 谢琳陈薇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必要性;客观独创性标准;权利归属;拟制作者规则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9
【页码】 38
【摘要】

人工智能作为非人类创作主体颠覆了现行著作权法的基础。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只有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相关著作权,才能激励使用者使用人工智能从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在确定著作权法保护必要性之后,可采用客观独创性标准将生成物纳入著作权保护,从而实现著作权法促进作品创作满足公众需求的立法目的。基于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主体不具有也不应具有法律人格,可将非创作主体的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作者,之后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权利归属的规定,进行具体的权利分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486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涉及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断涌现,其在外观上和功能上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并具有市场价值。2018年12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审理我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纠纷案,但未当庭宣判。可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难题已不再只是学术话题,而且是司法实践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该问题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和权利归属两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在明确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基础上,对独创性标准进行相应调整。进而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建议采用拟制作者规则,就权利归属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制度设计。
  一、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分析和可版权性问题的解决
  现行的著作权法是建立在创作主体为自然人的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技术使计算机成为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创作参与者,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所考虑和规制的范围内。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纳人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学界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不管是支持说还是否定说,都主要把重心放在独创性标准的解读上。[1]笔者认为,对于该争议,可从著作权法产生根源进行分析。首先应探讨是否有必要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人著作权法保护。在明确必要性之后,在实现著作权法最终目的的框架内采用客观独创性标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将迎刃而解。
  (一)激励使用者使用的必然要求
  著作权法给予著作权人以专有权利必然提高公众利用该作品的成本,但是在符合激励理论的前提下,这种公众利益的损失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具有动态的效率,可激励公司投资于创造性的项目,如果没有手段排除那些有能力的模仿者,他们就不会去追求这些项目。[2]但由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参与者人工智能为非人类,因此有学者提出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不会在法律上或经济上受到激励以产生更多或更少的作品,认为激励理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而言是失效的。[3]笔者认为,该观点将著作权法的激励对象局限在了创作主体之上。而实际上,著作权法激励理论的成立是建立在著作权主体之上,著作权主体与创作主体并非一一对应,创作主体并非著作权法唯一需要激励的对象。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在特殊情形下,法人或其他组织虽然不是创作主体,但是其作为投资者是著作权所有人,是著作权法所激励的对象,主要目的在于激励投资主体,从而促进作品创作。可见,在激励理论下,著作权法的激励对象是灵活多样的。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法所需要激励的对象也将发生转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主体人工智能虽然无需激励,但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的投人,尤其是现阶段人工智能产业还处于婴儿阶段,如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马斯克注资10亿美元成立一家名为“OpenAI”研究人工智能的非营利性企业,丰田公司也宣布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10亿美元。当然,目前学界都意识到激励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必要性,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也将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但是,促进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还需要通过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以激励使用者的使用,这往往为学界学者所忽视。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产生初期,部分使用者会基于好奇而使用;但是随着技术的稳定,使用者的使用更多是基于其对生成物的需求,并希望其所获生成物不受他人抄袭。如电影制作者想为电影创作一首主题曲,如果选择采用人工智能创作,他肯定希望创作结果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这样才能避免其他电影进行抄袭。只有人工智能生成物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使用者才会使用人工智能以产生其所需作品,人工智能系统才有市场,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如果不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使用者将基于著作权无保障而不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从而导致市场对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需求不足,而无人愿意承担巨大的投资成本将人工智能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因此,激励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并没有失效,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是激励使用者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作品从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独创性标准的调整爱法律,有未来
  在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之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其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行性。随着人类不再直接参与许多作品的创作,继续坚持将人类的智力创作作为著作权的先决条件,将威胁到对与人类作品具有同样价值生成物的保护并最终威胁到该生成物的生产。以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并以人类的智力创作为判断标准的逻辑起点有所欠妥。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可见,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公共利益,促进作品创作实现文化繁荣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描述“著作权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而鼓励原创的文字、艺术和音乐创作”。美国国会也强调,宪法授权的关键是“作品”而不是“作者”,著作权“主要不是为了作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4]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是创作者可以给公众带来的利益,以及著作权实现这种利益的必要性。在没有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保护是不合理的。[5]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判断标准应当在于“作品’,内容本身是否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不是其创作过程如何。独创性标准作为可版权性的判断依据显然也应当是这样的。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独创性标准应当从作者中心主义转向作品中心主义,采用客观标准即从形式上考察作品内容本身是否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在客观独创性标准基础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关键在于其是否能为公众提供与人类作品相同的利益。[6]该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已经达到了和人类作品难以区分的水平。如人工智能系统Deep Bach创作出与巴赫风格高度相近的“作品”,研究团队对1600多人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400多位音乐家或音乐系的学生。测试结果表明,超过50%的人认为,Deep Bach生成的作品就是巴赫本人的作品;相比之下,巴赫本人的作品也仅被75%的人正确识别。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公众基于商业需求抑或是个人鉴赏需求,人工智能生成物同人类作品一样都能予以满足。当然,也有学者从浪漫主义读者角度出发,认为著作权是包含一种浪漫主义读者的理想,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一部作品中,是因为作者独特的个性与他们自己的共鸣。[7]由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并不是作者思想或情感的个性化表达,所以无法满足公众这种与作者情感产生共鸣的需求。但正如李深所言:“事实上,作者希望通过作品传达什么样的思想,是他人永远无法知晓的。当我们从文中看到‘某种思想’,认为‘文本表达的思想是……’时,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认为的作品的思想,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思想。”[8]这一观点在约翰·塞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中文房间(Chinese room)也能得以证明,该实验过程是将一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关闭在一个有两个通口的密封房间中;房间里有一本用英文写成、从形式上说明中文文字句法和文法组合规则的手册,以及一大堆中文符号。房间外的人不断地向房间内递用中文写成的问题;房间内的人便按照手册的说明,将中文符号组成对问题的解答,并将答案递出房间。这样一来,尽管房间内的人压根不懂中文,但房间外的人依然能够获得其想要的答案。[9]同样的,在一幅作品中即使作者并无表达其思想,读者也能从中获得其所需。实际上,读者对于作品产生的情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其并不仅仅是为了去揣摩作者的情感,而是通过主观能动性在作品上寻求自己情感的寄托。
  因此,只要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达到人类作品同样的水平,其便可以实现与人类作品同样的功能和价值以满足公众的需求。随着科技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在人类不断退出直接创作舞台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客观独创性标准,将符合公众需求的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以激发更多具有价值的潜在作品的产生。
  二、人工智能作为权利主体之证伪
  在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之后,间题的关键则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应当由谁来行使。对于著作权行使主体,最具正当性的便是作品最初来源的创作主体。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非人类性,因此,首先必须予以讨论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主体之一,其是否能够纳入权利主体范围。
  (一)法人制度的错误借鉴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权利主体的作者既可以是创作作品的公民,也可以是主持并代表其意志创作、承担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10]可见,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市场的扩大,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已经从自然人扩展到一些非人类主体。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非人类主体被赋予法律人格,从而被拟制为作者并行使著作权的立法模式成为了部分学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的制度的依据。正如有学者提出,在考虑赋予计算机独立的法律人格时,可以借鉴历史上授予法人以法律人格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某些组织需要永久存在,如宗教秩序和地方政府(以及后来的公司),其次是这些组织需要能够持有和处理财产并对损失负责。[11]基于此,该学者认为通过配套制度的构建,包括设立存款账户和保险计划等,解决了财产问题和责任承担的问题,人工智能就可以如法人一样被赋予独立的法律人格。但是,其忽视了法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法律人格的根本基础—人类团体意志。《德国民法典》首先创制了“法人”这个概念,规定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团体在法律上赋予其权利能力,使其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这样的拟制手法意味着在法律框架之内将团体人格化。[12]而这样的团体之所以能够人格化的根本基础在于其体现了人格,即人类的团体意志。法人制度在表面上看是赋予了一个非人类主体以法律人格,而其本质是对人类团体意志的独立化和法律化,其实质仍然是建立在人类的基础之上。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超个人主义思想”导致法律对法人主体的承认。由于共同体观念的作用,法学才承认团体具有实体性的法律价值。[13]反观人工智能,其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意志的人类团体。人工智能产业涉及的各大人类主体,包括人工智能设计者、人工智能购买者以及人工智能使用者,他们并没有像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一样存在一个共同意志,而是独立存在的意志表达主体。因此,借鉴法人制度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的制度基础并不存在。而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也不具有其他的人类人格成为法律将其人格化的基础。
  (二)人工智能不具备成为权利主体的条件
  著作权法实现立法目的的手段—激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则是通过赋予主体权利实现的。因此,权利主体的设置意义在于激励主体进行创作和传播作品。只有被赋予权利的主体能够基于权利的获得而受到激励,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才能予以实现,权利的赋予才具有意义。而当下众多科技公司开发的涉及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具有较高智能化的技术则为“自适应机器学习”( adaptive machine learning ),即AML。其设计理念是让计算机系统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自主分析,掌握智能行为方式。[14]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大数据背景下逐渐实现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尽管如此,其仍然不具备独立自主意识;其自主性只体现在对数据的处理方式,但是行为的自主仍然是依赖人类的指令。因此,著作权的赋予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是无意义的,其并不会因此而生成更多或更高质量的作品。并且,即使在未来科技的发展下,人工智能在意识领域上有所突破,在许多方面接近或超越了人的能力,但是其激励机制也不会且不应该是法律权利。因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并非也不应是取代人类,与人类共同分配利益空间,甚至是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而是与人类的能力互补,尤其是通过解放人类来增强人的能力,人工智能应该是为人类实现更多的目的而存在。
  虽然有学者强调,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成为权利主体,只是为了使知识产权合法化,并不建议让人工智能保留权利并进行交易;而只是最初将权利归属于机器,之后将由对作品作出必要安排且予以确定的人根据合同转让给合同所指向的任何一方。[15]但是这种模式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且违背法理。首先,知识产权的合法化并不要求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创作主体。虽然现代著作权法仍以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的英美法系版权法和大陆法系著作权法的“作品归于作者”为原则。但是随着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版权产业的分工愈加细化,非创作主体的投资者在维系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方面的作用愈发突显,通过法律拟制“作者”的范畴早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在保护创作者的同时,兼顾投资人的利益,特定情形下甚至由投资人完全取得作品的著作权,借此强化对投资人利益的保护。[16]因此,创作主体为权利所有者并非知识产权合法化的前提。其次,给予人工智能著作权之后,依然是由人类主体通过合同方式对权利进行行使,在没有其他人工智能成为权利主体的基础之下,这样的权利配置只是多此一举。最后,给予人工智能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违反了主客体不能转换的私法基本原理。在私权体系中,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不仅相对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所以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亦永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象。[17]因为,作为权利主体其对于权利客体是具有目的性和主体性的。如果权利客体成为了权利主体,具有独立的目的性,那么该权利客体所属的权利主体的目的性将难以实现。若权利主体和转换为权利主体的权利客体的目的性发生冲突时,也难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甚至不存在实体形式的法人可以被认为能够拥有财产和权利的法律主体,而具有物理形式的人工智能却不能被拟制为权利主体的原因所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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