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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印记
【英文标题】 The Historical Imprint of Civil Code Compilation
【作者】 柳经纬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民法典编纂;历史印记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civil code compilation; historical imprint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9)03-0001-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
【摘要】 我国即将问世的民法典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比较,有许多特殊之处,如规定民法的调整对象、采取特殊的“总分”法典结构、按照主体划分所有权类型以及设人格权编、强调民法的宪法依据等。这些特殊之处均可从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中找到它的源头,它们深深打下了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印记。通过对这些特殊之处形成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未来民法典的“庐山面目”。
【英文摘要】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ivil codes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our forthcoming civil code is special in regulating the adjustment targets,in adopting the overall structure, in classifying the ownership types,in setting personality rights,in emphasizing the constitutional ground of civil law,etc.,all of which could be originated from,as well as left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code compilation. On combing the special points,it is helpful for u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true colors of future civil cod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473    
  一、引言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后,我国民法典编纂进入了快车道。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如期获得通过,完成了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分则各编(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虽然距离预期的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未来民法典的“庐山面目”已然显现。
  如果将我国未来民法典置于比较的视野下,不难发现其具有许多不同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典之处。这些不同之处或可称之为“特色”。这些不同之处与我国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关。就世界各国民法典编纂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后法典化国家采取的是法律移植的方式,或直接采用外国民法典,或以外国民法典作为参照制定本国的民法典[1]。我国民国时期编纂的民法典也是参照德、日民法典的产物[2]。这种移植而来的民法典与被移植国家的民法典雷同,少有“特色”可言。然而,我国民事立法自始至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对域外法的态度是借鉴而不“照抄照搬”[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组织了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即50年代中期(1954-1958)第一次民法典编纂、60年代前期(1962-1964)第二次民法典编纂、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1982)第三次民法典编纂、21世纪之初(2000-2002)第四次民法典编纂以及当下进行的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均秉持这一立法指导思想。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制度安排。我国民法典所具有的不同于传统民法典之处,正是历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产物,深深打下了历次民法典编纂的痕迹。对这些特殊之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民法典的“庐山面目”。本文择其典型而述之。
  二、民法调整对象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指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民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所包含的内容。一部法律如其调整的对象属于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该法应归入民法,否则就不应归入民法。在大陆法系的传统里,民法典通常没有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与此不同,我国民法典之总则编(即《民法总则》)第二条明文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民法典总则编第二条源自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总则编第二条,往前则可溯及1986年《民法通则》第二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与《民法通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总则编第二条的主要差别只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排序不同。
  实际上,民法典编纂中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最早可以溯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民法典编纂。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立法权,要求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七十八条),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十八条)[4]这一切都要求尽快制定包括民法在内的法律,以解决因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而出现的法律缺失问题。1954年10月19日,《宪法》通过不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会议上指出,“今后,立法权集中到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常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立法”,常委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有制定刑法、民法等的任务”“我们现在起草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5]。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活动。这次民法典编纂并未完成任务,甚至没有提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而只有总则、所有权、债、继承等零散的“草稿”。其中,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见于总则编。总则编草稿前后有四稿,均有关于调整对象的规定。总则编的最后一稿是1957年1月1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第四次草稿)》,其第二条规定:“本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6]为了确定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 1955年10月1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总则编》第五条还规定了不属于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土地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婚姻家庭关系、行政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7]。
  第一次民法典编纂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显然是受了前苏俄法制实践和法学理论的影响。1956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民法学者坚金、布拉图斯主编的《苏维埃民法》(第一册)中译本根据苏俄的法制实践专门阐述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指出民法调整的是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公民间以及公民间的财产关系和某些人身非财产关系,劳动关系、土地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由劳动法、土地法、集体农庄法和婚姻家庭监护法典调整[8]。
  1962月3月,鉴于我国法制建设严重缺失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不仅刑法需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制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9]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设立民法起草小组,组织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工作。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成果是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1964年11月1日)。该稿包括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三编,总计283条[10]。
  由于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不再是我国学习和膜拜的对象,因此,第二次民法典编纂也就不再以苏俄为榜样,当然也不会回到德日以及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法上去,可以说是既“反资”又“反修”。其表现是,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完全抛弃了传统民法和苏俄民法共同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将当时中共中央文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描述搬进了这部民法草案。草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也反映了既“反资”又“反修”的观念。草案第二条规定:“本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它的任务是通过调整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为内容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严格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以保证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11]
  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特征之一是将人身关系完全排除在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规定民法只调整经济关系。因此,不仅婚姻家庭制度被排除在民法之外,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制度也被排除在这部草案之外;特征之二是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不限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财产关系也被纳人民法的调整范围。这主要体现在草案第七十三条关于财产流转关系的规定上,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物资分配关系和劳动报酬关系等在第一次民法典编纂中明确不属于民法调整范围的经济关系都被纳入民法的范畴[12]。
  今天看来,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经济关系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有违法律的常识,也大大超出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理论讨论的范畴。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不受计划约束或影响的纯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将那些不是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纳入民法调整对象范畴,似乎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立法机关对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也可以理解为当时立法机关对何谓社会主义民法还没有完全搞清楚。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法学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实质上也还是这个问题。
  1978年10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也为民法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13]。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目标的要求,立法工作被提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民法起草小组,重启民法典编纂工作,是我国第三次民法典编纂。
  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成效是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四稿,分别为1980年8月1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981年4月1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和1982年5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此次民法典编纂因民事立法思路的转变(即放弃了制定民法典的思路而采取制定民事单行法的思路)而未能如愿,但与前两次民法典编纂不同的是,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并非毫无结果,1985年《继承法》和1986年《民法通则》均以民法(草案)第四稿为基础,可以说是第三次民法典编纂重要的立法收获[14]。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法制的恢复,法学界围绕着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年的争论[15]。这场争论主要发生在民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之间,争论的焦点是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应由民法调整还是由经济法调整。民法学界的代表性观点是“商品经济关系说”,认为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商品关系,应由民法调整;经济法学界的代表性观点是“纵横关系说”,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纵向关系)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横向关系)应统一由经济法调整。这一争论事关我国法律体系的安排,受到了法学界和立法机关高度的重视。
  受民法学主流观点的影响,民法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四稿均规定公民之间、组织之间、公民和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由民法调整[16]。在第四稿中,还特别强调“财政、税务、劳动和其他必须以行政方法调整财产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17]。这实际上表明了立法机关的态度,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1986年《民法通则》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为我国自第一次民法典编纂以来困扰着理论界和立法界的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作出了结论;也以立法的方式平息了1979年以来民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围绕着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展开的长达七年的理论之争。
  在法律上,《民法通则》二条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意义重大。
  一是这一规定划定了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也划清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界限,为国家法律体系构建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986年4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他指出“草案规定,民法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规定体现了民法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民法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法律形式反映商品经济关系的,而商品交换的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在民事关系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第二,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18]
  二是这一规定为婚姻家庭法、土地财产法回归民法奠定了基础。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里,婚姻家庭法、土地法、劳动法均脱离民法,这种情形也影响到民事立法。1955年10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总则篇》第五条规定:“土地关系、雇用劳动关系、家庭婚姻关系、行政法规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另以法律规定。”[19]将土地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劳动关系排除在民法调整对象之外,在第一、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民法典草案(草稿)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安排。三次民法典编纂均未将婚姻家庭法纳人其中,均只规定所有权而不规定物权(因为物权主要反应的是土地财产关系),第一次和第三次民法典编纂未规定劳动关系。1986年《民法通则》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对象之后,首先是《民法通则》本身除了规定所有权外,根据当时土地制度改革的需要规定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八十条、第八十一条),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已具备了物权的属性。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在调整对象上重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总则编第二条),分则编包括物权法、婚姻法、收养法,预示着土地财产法和婚姻家庭法向民法的回归。2014年开始的第五次民法典编纂承第四次民法典编纂,总则编延续《民法通则》二条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第二条),并设物权和婚姻家庭(包括收养)编,最终完成了土地财产法和婚姻家庭法向民法的回归。土地财产法和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的基础就在于它们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民法通则》二条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为土地财产法和婚姻家庭法奠定了基础。
  三是这一规定为民商合一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大陆法系传统的私法体系里,有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体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以来也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不同主张[20]。201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将“民法商法”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部门之一,指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遵循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商法调整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秉承保障商事交易自由、等价有偿、便捷安全等原则。”[21]商法“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预示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制。2017年3月8日,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关于民商关系,他说“我国民事立法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22]。这既是对我国以往民事立法在民商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采取的实际做法的确认,又是对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活动在民商关系的处理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宣告[23]。实行民商合一制的法律基础是《民法通则》二条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因为,商事法律关系包括商主体关系和商行为关系,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商法应属于民法的范畴。
  然而,随着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区分已成定论,以及婚姻家庭法的回归和民商体制的确定,《民法总则》二条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已经不再具有当年《民法通则》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它的意义仅在于将《民法通则》二条作为一项法律遗产继承了下来。
  三、民法典的结构
  我国采取民商合一制,并非意味着要编纂一部包括所有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大一统的民法典。根据民法典编纂的工作计划,编入民法典的民法制度只包括主体制度(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诉讼时效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人格权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继承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公司、票据、海商、保险、信托、证券等商事法律制度仍保留特别法的地位。因此,从民法典的构成内容来看,我国民法典与采取民商分立的法德日等国的民法典大体相当,与我国民国时期采取民商合一制的民法典也大体相当[24]。
  纵观各国民法典的结构体例,大体上可分为法国式和德国式两种。《法国民法典》分为人、财产、财产的取得方式三编,《德国民法典》分为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总则编,《法国民法典》没有在各项民法制度基础上抽象出总则,《德国民法典》则在各种具体民事基本制度之上抽象出总则。美国比较法学者艾伦·沃森将这种区别归结于法德法学理论传统的不同。他指出,在《法国民法典》之前,法国学者的著作没有类似与总则一类的内容,但在《德国民法典》之前,德国学者的著作有总则的内容[25]。
  根据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思路和方案,我国民法典由总则和分则构成,分则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六编。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法国式又不同于德国式的民法典体例。所谓不同于法国式的民法典,是指我国民法典采用的是“总分”的结构,设总则编和分则编,法国式的民法典则不设总则编;所谓不同于德国式的民法典,是指我国民法典的分则没有债编,原本属于债编的合同和侵权行为各自独立成编,此外分则中还设有人格权编。在分则各编的关系上,也与德国式的民法典不同。在德国式的民法典中,分则只设四编,即物权、债、亲属、继承,分则各编的地位是平行的。但是,在我国民法典的分则各编中,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五编与侵权责任编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前提与后果的关系,前五编规定的是具体民事权利,侵权责任编被安排在最后一编,意味着民事权利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侵权责任则是民事权利被侵害的后果。
  我国民法典的特殊结构体例有其历史的原因,其源头可追溯到第一次民法典编纂。
  第一次民法典编纂并未形成完整的民法典草案,只有总则、所有权、债权、继承等零星的稿子。1956年9月27日,一份题为“关于继承问题向彭真同志的请示”的文件载明:“经过我们初步研究,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分总则、所有权、债权、继承四个部分”[26]。根据这个意见,先后形成了民法总则、所有权、债和继承各篇(编)的草稿。在这个体例里,分则各篇的地位是平行的,与德国民法典相同。所不同的是,没有亲属(婚姻家庭)篇(编),物权篇(编)只保留所有权而没有其他物权。债篇(编)通则先后有三稿,分别为1955年10月24日的《债篇通则(第一次草稿)》、1957年1月7日的《债权篇通则(草稿)[二稿]》(二稿又有一个“另案”,即1957年1月9日的《债的通则(第二次稿)》)和1957年2月5日的《债篇通则(第三次草稿)》。在这些债篇(编)通则的稿子里,内容均包括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除了这四种债外,还规定计划指令,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由此可见。第一次编纂民法典采取的主要是德国式的“总分”结构的法典体例。这一做法除第三次民法典编纂一度有所改变外,一直延续了下来,确定了我国民法典的基本结构。
  第二次组织民法典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只有总则、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三编,虽然其内容与传统民法大相径庭,分则编既没有亲属、继承,也没有债,财产的所有大体可等同于所有权,但财产的流转并不等于合同,在体例上仍属于德国式的“总分”结构,分则两编也是平行的关系。
  然而,《民法草案(试拟稿)》有一项制度安排颇具特点,且影响到后来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典分则编的设置。这就是《民法草案(试拟稿)》关于财产侵权责任和违反财产流转义务的责任的规定。《民法草案(试拟稿)》第二编“财产的所有”规定了侵害所有权的一般责任(第二十八条)和国家财产的特殊保护(第四十四条)、集体财产的保护(第六十一条);第三编“财产的流转”规定了违反财产流转义务的一般责任(第七十八条)以及违反各种具体流转义务的法律责任,如违反供需义务的责任(第一百六十六条)。除了第二编和第三编的规定外,总则编第四章“制裁和时效”对侵害财产的责任和违反财产流转义务的责任以及纠纷的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单位之间、单位同个人之间、个人之间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经济纠纷,应当由双方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行政主管机关、仲裁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对于单位、个人违反本法的规定,侵犯或者损害其他单位、个人的财产,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经济上的义务而引起的经济纠纷,行政主管机关、仲裁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必须严格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种性质的问题,从不同的原则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况,依法给予批评教育和一定的行政纪律处分、经济制裁;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刑事制裁。”该条文中的“行政纪律处分”属于行政责任,“刑事制裁”即刑事责任,“经济制裁”主要指民事责任或者说包含了民事责任[27]。
  撇开上述规定中的意识形态不说,《民法草案(试拟稿)》总则编规定的“制裁”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制裁”的实质是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传统民法中,民事责任归属于债,债纯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民法草案(试拟稿)》采用“制裁”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法律责任本质上是国家对违法行为人的惩罚,强调法律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这一点对我国民法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就有将民事责任与债加以区分的观点,认为民事责任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也是对国家的责任[28]。
  二是在“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两编规定“制裁”(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总则编专门设“制裁和时效”一章,对“制裁”(法律责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开创了总则编规定法律责任的先例,成为民事责任制度独立(即脱离债的体系)的先兆。这以后,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和第五次民法典编纂,总则编均规定了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主要是侵权责任)均为分则独立一编。
  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先后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四稿,各稿的结构如下: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分为六编: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劳动报酬和奖励(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损害责任、财产继承。民法草案征求意见共二稿六编: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侵权损害的责任、智力成果权、财产继承。民法草案第三稿共八编: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亲属继承、民事责任、其他规定。民法草案第四稿共八编: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权、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其他规定。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在法典结构安排上有以下特点:
  一是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二稿采取“总分”结构,设总则编,第三稿和第四稿不设总则编,改设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编和民事主体编。但第三稿和第四稿对后续的民法典编纂的体例选择没有影响,第四次和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均回到“总分”结构上来。在内容上,第三稿和第四稿因未设总则编,没有规定法律行为,代理被安排在第二编“民事主体”,时效被安排在最后一编“其他规定”。四稿的其他内容除第三稿规定了亲属关系外大体一致,均包括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代理、时效、所有权、合同、知识产权、继承、民事责任。
  二是民事责任(民事制裁)的地位凸显,建立统一民事责任制度的思路开始显露。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民法草案(试拟稿)》总则编专章规定制裁和时效。沿着这个思路,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二稿总则编将制裁与时效分开,设制裁单独一章,题为“民事制裁”,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对侵害民事权利的制裁方法,既包括排除妨碍、返还原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形式,也包括收缴非法所得、罚款、具结悔过,训诫、剥夺权利、查封或撤销登记、民事拘留等惩戒方式。除了总则编规定民事制裁外,分则专编规定了侵权责任。第三稿和第四稿将前两稿中的民事制裁和侵权责任合并形成了“民事责任”编。虽然“民事责任”编的主要内容是侵权责任,但也有试图将违约责任纳入其中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其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上。第三稿的第四百五十六条和第四稿的第四百一十三条均规定:“公民、法人侵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或者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违反合同造成损害的,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违反合同的责任归人民事责任的思路开始显露。1986年《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内容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三是民法草案四稿均不设债编,甚至没有什么是债的规定[29],合同和侵权行为各自独立成编,分则各编的平行关系被突破。在第一次民法典编纂中,设债编以统揽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分则三编(债、所有权、继承)保持平行关系。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虽无债编,侵权行为也未独立一编,分则两编(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也保持平行关系。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在前两稿中,侵权责任已经单列一编,与合同并列;在后两稿中,民事责任单列一编,排在所有权、合同、知识产权、继承之后,其与这些编形成了前提与后果的关系,民法典分则各编的平行关系已被突破。
  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突出民事责任和突破分则编平行关系的做法,对我国民法典的结构体例具有重大的影响,奠定了我国民法典结构体例的基础。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共九编: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采取了“总分”结构的法典体例,但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六编与侵权责任法编之间不再是平行关系。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在法典结构上基本延续第四次民法典编纂的做法,也采用“总分”结构,分则六编(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的顺序与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民法草案基本一致,只是少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婚姻法和收养法合并形成婚姻家庭编。至此,最终形成了我国民法典既不同于法国式又不同于德国式的特殊的法典结构。
  当然,这种特殊的“总分”结构的民法典是否能够满足法典的体系性和科学性要求,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更有待历史的检验。
  四、所有权类型
  所有权是其他物权得以产生的基础,所有权制度是物权制度乃至整个财产制度的基础。我国五次民法典编纂,前三次民法典编纂所形成的民法草案或草稿,均只有所有权编而无物权编,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形成的民法草案开始设物权编,物权编的重点是所有权。
  所有权是所有人对自己的物享有支配并排他的权利,所有权制度建立在物的分类基础上。在传统民法里,物的基本分类是动产与不动产,由此形成动产所有权与不动产所有权的划分,分别建立动产所有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变动(发生、变更、消灭)的规范体系。因此,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所有权的基本类型是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由此构成所有权制度。
  然而,在我国,所有权的基本类型不是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而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2009年《物权法》第五章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分别作了规定。2018年8月27日提交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编“物权”第五章同样分别规定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我国民法所有权制度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时期,并在历次民法典编纂中能找到它的印记。
  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正值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时期。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1953年到1956年,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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