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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涉众型经济犯罪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建议
【作者】 石魏贾长森
【作者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北京市“百名法学英才”}国家法官学院北京分院{兼职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扬州大学{教师}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财物;民刑交织;重复投资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9
【页码】 103
【摘要】

涉众型经济犯罪因具有受害人数众多、犯罪数额巨大、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犯罪形态,如何预防和打击这类犯罪成为实务部门、理论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分析北京市近五年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在预防、惩治方面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在这类犯罪中刑事立法、预防机制构建上仍然存在严重不足,给司法机关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带来困难。故此,基于治理犯罪需要,应从严密法网、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487    
  
  严格的说,涉众型经济犯罪并非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只能视为政策层面的用语,因为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严重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一类犯罪的总称,具体是指涉及众多被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被害群体的经济犯罪”,[1]在刑事立法中并无此概念。不过,随着这类犯罪对社会危害日益突出,对其进行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了。2006年11月23日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进行了明确界定:指涉及众多的受害人,特别是受害群体不特定的经济犯罪。具体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不仅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而且还危害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2015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中将涉众型经济犯罪上升为政策概念。[2]目前,我国已有学者着手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实践中问题的认识和难题的化解仍显不足。理论分析固然重要,但单纯的理论研究有时候难以发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更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形成一种循环论证的局面。故此,本文以北京地区近5年涉众型经济犯罪为样本,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现有应对机制的不足,并结合我国司法现实提出完善的路径,为我国有效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现状之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北京市近5年(2013-2017)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为研究样本,共涉及一审案件385件862人,涉案金额高达1500多亿元。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83件628人,涉及15个区的基层法院,3个中级法院。集资诈骗案48件104人,涉及12个区的基层法院。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54件130人,涉及14个区的基层法院,3个中级法院以及北京市高级法院。通过对385件涉众型经济犯罪样本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审结的一审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一)案件显著增加,犯罪手段多样化,重点案件涉案金额高
  从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地区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以下趋势:其一,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3年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仅3件,被告人6人;2017年涉案数量高达224件,被告人多达488人。无论案件数量还是被告人都有显著增加,案件数量平均年增长率约为70%,涉案被告人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0%。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占比最大,达到总数的73.5%。其二,大要案不断涌现。如涉案金额达762亿元,涉及111名被告人被判刑的e租宝案件。其三,犯罪形式多样,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涉案公司、犯罪分子结合市场热点利用新的经济概念、经营模式,采取偷梁换柱、歪曲政策等方式,编造虚假项目骗取不特定行为人。还有一些犯罪分子以发展公益为名义,冒充国家机关或虚构国家机构,骗取社会公众进行投资、缴纳会员费等。其四,被害对象防卫、防范意识较弱,侵害领域广泛。参与人之间多为乡邻关系、亲友关系、同事关系,致使当事人心理戒备、防范意识大为降低,掩饰了非法集资、传销行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致使案件数量及被告人激增,侵害领域包括金融、农业、工业、房地产等,并逐渐向农村、社区蔓延且呈连环发展之势。
  (二)犯罪嫌疑人反侦察意识较强,惩处难度大
  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而言,以单位形式实施犯罪比以个人名义更容易,欺骗性也更强,故犯罪分子多以成立公司形式进行非法集资或传销活动。涉案公司都有正规的税务登记、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并聘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财务经验、法学基础的工作人员,为其实施犯罪保驾护航。另外,犯罪分子为了逃避刑事处罚,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刻意减少书面证据、电子数据,并将涉案财物多次移转、抵押、混同,在资金链断裂或出现问题情况下,往往加速销毁票据、合同,删除电子数据,有些甚至在实施非法集资或传销过程中就采用现金形式给付利息以规避查处,导致银行明细或账目无法显示,给案件侦破带来一系列难题。而且在涉众型经济犯罪办理过程中往往存在刑民交织、资金流向不明、罪状复杂等,导致认定难、查处难、追缴难、审判难。由于这些有利于犯罪条件的存在,致使这些涉众型经济犯罪能够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存续。
  (三)手段不断翻新,诱惑性大,受害范围广
  涉案公司多成立有专门宣传机构,利用网络、报纸、期刊甚至聘请代言人等多种方式,在一些重要场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庆功会、宣讲会、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政府领导等出席,由于信息不对称,被害人或投资人难以获取涉案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极易走进犯罪分子设置的圈套。而涉案公司、犯罪分子在公司运营期间,歪曲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并利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以发展经济、扩大投资规模、帮助安置失业人员等方式骗取政府部门的信任及支持,并以高利率、低风险为幌子骗取众多公众参与,如巨鑫联盈案,涉案金额达26亿元、涉及投资人4.3万人,[3]侵害对象包括失业人员、低收人人群、老年人、离退休人群等,而资金来源多为养老、治病、教育等直接关系投资人、被害人生存、生活的基础费用。但高利率的资金链带来的不稳定性、风险性也水涨船高,且非法集资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一旦断裂,投资者回本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投资人、被害人为了追回投资,通过上访、信访,甚至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方式,给政府及司法机关制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四)刑罚偏轻,涉案财产归属争议大,退赔率过低
  在被惩处的862名被告人中,5年以下有期徒刑(实刑)被告人528人,占涉案总人数的61.3%,缓刑比例高达18.7%,总体量刑过轻。
  同时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情复杂,再加上跨区域性犯罪日益增多、民刑交织、涉案财物多次移转、第三人参与等,导致涉案财物难以界定权属,极易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4]而涉众型经济犯罪又多是在资金链断裂情况下方为司法机关掌控,此时距离开展非法活动已经持续较长时间,一方面巨额资金被转移、挥霍,导致追缴比例极低;另一方面除了要给予投资人、被害人极高的利率之外,还要支付业务人员高额的提成,再加上运营成本高昂、涉案书证被销毁、关键人证难以找寻,导致定性难、追缴难、审判难、执行难、维稳难。当需要执行被告人的财产时,往往会发现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可供执行的财产远远不能满足弥补被害人损失的需要,造成绝大多数案件退赔比例过低的现象。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惩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近5年涉众型经济犯罪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犯罪的查处、刑罚的适用以及司法的效果实现上,司法机关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困境,成为预防和惩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壁垒。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网不严,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机关的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要严格遵照刑事法规范所赋予的权限,“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必须符合法定权限的规定……司法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和个人不得任意改变,越权管辖”。[5]在涉众型经济犯罪定罪量刑过程中,法网的粗疏也会给案件的侦查工作带来困难。资金链断裂之前,由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对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机制进行明确,致使侦查机关难以界定行为的性质,尤其是众多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人作案手段专业化、作案公司流程化、作案技术智能化,致使侦查机关难以收集证据、准确判定。另外,对于处于萌芽状态的非法集资或传销,如何干预、何时干预是一道难题,毕竟在资金链断裂或罪行被明确之前,投资人、被害人对投资行为充满了热情,往往对侦查机关的查处持反对意见,甚至会直接对抗,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或暴力事件的发生。而且具体行为在不同犯罪中的认定存在争议,严重影响司法的统一认定和适用。
  除此之外,立法的粗疏还体现在对涉案财物处置中法律依据不足。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中,当涉案公司资金链断裂情况下,当事人最为关注的是投资款项能否退赔,故涉案财物尤其是查封、扣押、冻结在案财物的处置至关重要。然而,通过分析案件的处理可以发现以下问题:第一,涉案财物处理缺乏宏观指导和具体约束的处置原则。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处置原则失位导致既无法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宏观上加以引导、规制、约束,也无法在微观上有效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预测作用。第二,被告人违法所得与第三人财产混同时,如何确认权属以及可否允许第三人参加庭审、参加庭审时享有何种权利缺乏明确。第三,民刑交织情况下涉案财物处置顺序存在异议。被告人既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还有违反民法的债权行为时,如何确认退赔被害人、投资人损失、缴纳罚金、没收财产和赔偿其他民事债权人之间的清偿顺序缺乏明确规定和具体标准。
  (二)司法过程中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外界干扰因素较为突出
  刑法的适用应当坚持平等原则,“对一切犯罪的人,在适用刑法上都应当根据其规定同等定罪,同等追究刑事责任,同等行刑,绝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6]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定罪上的平等、量刑上的平等和行刑上的平等。[7]在涉众型经济犯罪处理中,往往会因一些因素的存在而导致刑法适用上的不平等。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省市、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可能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以民事案件进行立案,有的以刑事案件予以惩治,有的以此罪进行处罚,还有的以彼罪进行处理,司法不统一严重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另外,由于司法办案人员的办案理念、证据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导致案件处理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如集资款项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中的作用是否相同?重复投资如何认定?非金融机构可以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金融机构是否亦可以作为犯罪主体?由于办案人员认识上的差异最终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极易出现同罪异罚的不合理现象。
  除此之外,外界干扰对司法办案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一些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渎职、贪腐行为存在关联。涉案公司成立、发展、变更、经营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监管,犯罪分子为了维持公司运营、扩大投资规模、逃避监管及审核千方百计对政府官员进行腐蚀,特别是一些以招商引资、房地产、大型养殖、种植基地等为幌子的案件,在其办理相关手续时,渎职及贪腐更为严重。另外,还存在行政部门发现犯罪线索不及时向侦查机关移送,对构成犯罪的公司或个人以罚代刑甚至以整改为惩治手段放纵犯罪,严重影响案件的惩处力度。
  (三)保障机制不健全,给办案工作带来诸多困境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组织严密、形式多样、利益诱惑大等不利于案件办理的因素广泛存在,故建立相对完善、有效的保障机制才能使得案件得以侦破、公诉和判处。然而,我国现阶段应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机制存在明显缺陷,给这类案件的办理带来诸多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办案人员相对缺乏,案多人少,导致案件质量、证据运用等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其二,刑罚执行中对再犯的危险性消除重视不够,导致一些犯罪人重操旧业,往往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犯罪后果。另外,在财产刑执行中,存在对财产刑与自由刑不能等同视之的错误观念,致使财产刑执行不到位,给罪犯再犯提供便利条件。其三,在被害人权利保障上存在缺陷。由于公告程序、财产处理机制等存在缺陷,致使一些受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甚至出现选择性退赔、重复退赔等情形的发生,致使社会公众对案件处理结果及公正认同度严重偏低。其四,由于缺乏“一盘棋”意识,致使相关部门配合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通过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往往暴露出一系列监管缺失,工商、税务、质检等主要部门不仅本身存在监管上的不足,而且还缺乏相互之间的配合,这也是涉众型经济犯罪得以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应对机制建构
  现代犯罪的应对策略是打防结合,并且越来越侧重于犯罪预防,“从单纯的惩罚犯罪到以预防犯罪为主,这是西方国家刑事政策演变的基本路径。对犯罪进行预防是刑事政策(或者明确地称之为现代刑事政策)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如果说惩罚犯罪是基于报复的心理需求而不是针对犯罪产生原因而作出的非理性的选择,那么,预防则是基于减少犯罪的社会效果需求而直接针对犯罪产生原因的理性选择。从惩罚犯罪到预防犯罪的转变,是刑事政策从非理性向理性迈进的一步,是从无知向科学迈进的一步”。[8]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而言,打防结合的现实意义更为重大,更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是因为这类犯罪“具有地域广、犯罪数额大、受害人众多、社会敏感度高等特点,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民刑交叉,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模糊,法律适用困难。如何妥善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是对法院办案能力的重要考验,也是当前我国刑事审判工作乃至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9]从“打”的角度而言,要保证有法可依;从“防”的角度而言,要有相关制度作保障,只有这些前提存在,打防结合的犯罪应对策略才可能得以实现。
  (一)弥补立法漏洞,为打击犯罪提供法律保障
  立法上的不足或冲突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明确,不利于实现犯罪的有效打击,也会直接影响司法公正,故此,亟需加以完善。具体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明确涉案财物处置原则及内容
  对涉案财物的处置应坚持以下原则:(1)合法性原则。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财物,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均要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财物的范围既要包括违法所得(原物及转化之物),也要包括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违禁品、犯罪工具等。在处置涉案财物时,要查明财物的来源、权属、是否涉及第三人,并在庭审中进行有效质证,充分保障被告人、投资人、第三人的正当权益。退赔被害人或投资人要依照公平、公正、合法的原则,在规定期限内通过适当方式严格依照比例发还。对于查控后经核实不属于犯罪嫌疑人所有的财物,要及时解封。(2)相当性原则。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要与违法所得价值相当,不能严重超越其价值。对被告人的惩治要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对涉案财物的处置也要把握适当的“度”,做到罪刑相称,即对涉案财物的查控不能严重超越违法所得的价值。(3)关联性原则。涉案财物的查控要与被告人犯罪行为存在直接关联,如违法所得、犯罪工具等;对与犯罪行为无关联的财物,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3条的规定,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3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
  涉案财物处置立法中应明确以下内容:(1)立法上应明确违法所得转化物的处理问题。对违法所得、违禁品、犯罪工具的处置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没收无异议。问题是被告人违法所得的转化物,包括直接转化之物、间接转化之物、多次转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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