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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情势变更与币值波动
【副标题】 以《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为中心【作者】 张金枝马生军
【作者单位】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运城学院政法系{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合同价格;市场价格;币值波幅;合同法定边界;情势变更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9
【页码】 113
【摘要】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意的产物。商品合同价格是当事人双方就商品交换相关因素系统评价并参照合同成立时商品市场价格合成而生。商品市场价格由币值主导。币值波动扭曲商品市场价格,改变合同当事人之期得利益。币值波幅由国家央行掌控并具有财产分配属性和解构合同之功能,违约法定惩罚幅度由民事立法规定并具有界定合同法定边界之功能。币值波幅大于合同法定边界时,情势变更由此产生。情势变更发生后,首先应该适用意思自治和合意原则,由当事人协商解决情势变更引发的合同纠纷。在无法达成合意前提下,可根据币值运动规律将合同标的物价格调至当期市场价格以平衡当事人财产权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492    
  
  2008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由于商品市场价格在合同履行期内发生合同订立时未预期的大幅下跌,出现情势变更诉求类案件。如中国某市集团公司与土耳其某公司之仲裁案。[1]双方当事人都根据合同基本原则争取本方利益最大化:市场价格快速上涨时,买方要求卖方契约严守,而卖方则以情势变更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市场价格快速下跌时,卖方要求买方契约严守,而买方则以情势变更为由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由此引发合同纠纷中应适用契约严守还是情势变更的争议。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3日实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该解释第26条引人了法学界长期呼吁引入的“情势变更”[2]条款。就其法律术语的概括性和司法解释的效力等级而言,该条款对于情势变更诉求类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没有分类解释具体适用规则,包括没有明确界定金融危机背景下情势变更及公平裁判的具体含义。回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情势变更的“法律和政策”,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对于情势变更概念的界定、司法适用性、类型、限制和效力等方面。这与《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同具概括性、抽象性强和可操作性弱的特征。
  有学者对于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关于情势变更学术观点概括得较为全面。[3]故本文不再赘述。笔者梳理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关学者关于如何适用情势变更的代表性观点:首先,法官不能直接认定情势变更。“《合同法》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修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但如果允许法官依职权对合同的内容作变更,显然是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而不能依职权直接进行认定”。[4]程顺增提出情势变更是规则而非原则,并认为情势变更的效力低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是契约严守的例外。[5]其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有具体化方案。如胡明阳认为:“履行费用或价值改变达到或超过50%可适用情势变更”。[6]但其未进行具体论证,方案是否可行有待验证。杨明认为,可将给付负担过重作为情势变更适用标准,以此恢复到合同初始平衡阶段。[7]第三,提出情势变更可适用协商程序。如惠军提出:“情势发生变更时合同当事人应首先与对方就合同发生的情势变更内容重新进行协商。当协商不成时,合同当事人才能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胡明阳认为应该设定情势变更发生后重新谈判机制。第四,提出以对价变动程度区别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的观点。本文将从合同价格和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切入,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合同纠纷发生机理、情势变更之界定、合同原则之结构转换以及情势变更规则量化等问题。
  一、币值波动以及对合同法定边界及合同原则结构稳定性之作用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基本方略后,就开始实行以商品价格高低、涨跌为经济运行调控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商品货币体制,其交易形式表现为交易双方达成的合同关系。
  (一)商品合同价格:以商品市场价格为参照系
  在商品货币体制中,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财产交换的基本形式。大陆法系传统合同法理论将合同界定为:当事人的合意、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并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8]该定义是合同本质的抽象,又与意思自治原则共同组成构造合同的基本技术。合同成立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考量社会环境、商誉、商品产地、商品质量、履行地点和时间以及其它制度性成本等颇为复杂的诸多要素,并根据意思自治和合意原则参照合同签订时商品市场价格议定商品合同价格,对各要素进行合当事人目的之建构。之所以以市场价格为参照系,而不是脱离市场价格完全以当事人之意思自治和合意议定商品合同价格,是因为市场价格体现市场主体普遍意志,是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测量标尺,以市场价格对财产价值的测量才能够为市场主体所认可。
  以商品市场价格为参照系的合同价格是商品交换中对合同要素的系统性测量。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价格时往往假定被考量要素包括市场价格等都具有可控性、相对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然而,我们即使假定双方当事人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但由于商品市场价格具有波动性,其在一定范围内有能力影响合同价格,改变当事人合同预期。自1980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达30多年的商品货币体制中,我国商品市场价格呈现波动性。譬如,1994年价格水平到达相对历史高位后陡然回落。[9]在“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中合同标的物市场价格涨幅达30%;[10]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中,我国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又开始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参照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国内企业亏损,资金链断裂,深度切入微观经济体,对国内市场价格产生重要影响。[11]在“中国某市集团公司与土耳其某公司之仲裁案”中合同标的物市场价格跌幅达50%。[12]这种合同价格的参照系市场价格较合同签订时发生波动的现象,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中的情势发生改变。其中的情势即为商品市场价格。合同签订时合同价格的参照系市场价格,定名为约期市场价格;与约期市场价格相对应,合同履行期限届至时的市场价格,定名为当期市场价格。
  (二)币值主导市场价格波动是国家平衡财产权的重要路径
  市场价格是合同价格的参照系,其主导权并非在于市场本身,而是在于价格的更高抽象:货币。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存量对市场价格具有主导作用。[13]《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3条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等政策工具调整人民币币值。币值是货币数量变化的抽象表达,商品市场价格围绕币值波动。币值具有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引致的贬值和通货紧缩引致的升值三种模态。币值波动主导商品市场价格涨跌,并进而调节利润变化,对合同当事人财产权数量产生程度不同的增减效应。在商品货币体制中,币值相对稳定时劳动与资本的收益比例基本会维持相对均衡;贬值具有提高资本利润并扩大劳动与资本之间收益比例的功能;升值则具有降低资本利润并缩小劳动与资本之间收益比例效应。在商品数量和市场价格一定条件下,货币收入增长相对较快者获取的财富总量也相对较大。因此,国家央行主导的币值就具有了财产分配功能,体现国家伦理并重置市场主体财产权。
  在商品货币体制中,币值主导市场价格和利润幅度的变化,调节市场主体参与商品交换的动能,进而主导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稳定。通货原理表明,只有在通货膨胀模态下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商品市场价格将会下跌,市场呈萧条状。所以国家货币发行权力成为调节商品市场价格的必要工具。然而合同自由原则要求国家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所以市场主体向国家提出了悖论:国家既要以货币数量增长刺激经济发展,又要在财产权分配方面对市场主体即合同当事人保持中立。为保障市场主体利润不断增殖之需求,在国家央行发行货币刺激市场繁荣经济时,也产生了资本的财产分配能力相对于劳动迅速增强、并不断扩大财富分配差距的副作用。基尼系数是个能够基本反映社会财富分配均衡度的重要指标。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3年至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分别为0.479、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 0.490、 0.481、 0.477、 0.474 。 [14]这组数据表明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当代著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15]向度分配财富的币值运动不符合国家平等对待市场主体之伦理。亨廷顿说:“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6]为修复市场,国家通过其政策工具调整因通胀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在货币政策阶段性刺激市场繁荣后,国家运用通货紧缩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系统周期性平衡。国家通过以上针对币值的技术性操作实现社会系统周期性运动,同时也形成了币值周期性波动现象。
  (三)币值波动对合同法定边界及合同原则结构稳定性之影响
  币值运动规律对市场价格的导引具有普遍性,合同当事人无法抗拒币值主导的市场价格波动。币值波动及其引致的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均是常态。若只要币值波动就赋予合同变更或解除权,则相对确定的合同关系、市场体系及交易秩序无从建立,社会也将呈无秩序状态。因此,对于币值波动状态下商品市场价格这一情势改变,法律不能一概授予当事人变更或解除权。民事法律规定了违约金制度[17]和定金罚则[18]等法定违约惩罚机制,设定合同关系确定性的限幅,也是当事人所认可的违约最高惩罚幅度和合同预期计算幅度。该制度功能是:界定以约期市场价格为参照系议定的商品合同价格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的区间,禁止合同当事人因币值波动导致商品市场价格波动而恣意毁约。由此民事法律构造了与法定违约惩罚幅度同具等效性的合同法定边界。
  在合同法定边界之内,当事人为追求合同可控性和相对确定性,在运用合意和意思自治构造合同过程中产生了两组效力不同的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谈判对象选择、合同权利义务磋商、合同签订和履行整个流程中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这一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不得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以及违反善意履行合同义务等行为。另外,合同成立后,还要求双方当事人契约严守以维护正常交易秩序。以上原则是合同内部效力之源,适用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对抗合同外主体之效力。合同自由原则具有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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