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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英文标题】 On“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Involved in the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
【作者】 张明楷【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立法理由;事后受贿;数罪并罚
【英文关键词】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Ratio Legis;Acceptance of Bribes after the Fact;Joinder of Punishment for Plural Crimes
【文章编码】 10000—0208(2004)05—144—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144
【摘要】

“为他人谋取利益”旨在说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对价关系;“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他人”包括行贿人、行贿人所指示的第三人以及单位,“利益”包含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将“为他人谋取利益”限定为客观上实施了谋取利益的具体职务行为或者解释为主观要件要素,不具有合理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最低要求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先没有约定,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收受作为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的财物的,成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除刑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应当与受贿罪实行并罚。

【英文摘要】

“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is designed to make clear that there is a quid pro quo between the position of the state functionary and the money or property accepted by him.The“another”involved in the“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includes not only the briber,but also the third party or unit designated by the briber.The legitimate interest and the illegitimate interest are all covered by the“benefits”thereon.It is somewhat irrational to restrict the“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to performing the specific functional act in the objective respect,or to interpret it as a subjective constitutive element.Promising to secure benefits for another satisfie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the“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In the circumstance of no agreement in advance,but accepting the money or property as the illegitimate reward for the functional act after securing benefits for another,there is a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On the occasion of the functional act satisfie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other crimes,unless the criminal law stipulates some special clauses,the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 and the other crimes committed should be senten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oinder of punishment for plural crim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52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立法理由
  刑法38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的,”表明该条文对一种罪状(或具体犯罪的一种情形)的表述已经完结;如果“……的,”后面还有其他表述,则是对另一罪状(或具体犯罪的另一种情形)的表述,而不是对前一罪状的补充或递进说明{1}(P.63)。由于该条所规定的“索取他人财物”后使用了“的,”这一表示罪状已经表述完结的标识,故索取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的,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什么刑法条文对索取财物构成受贿罪的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有利于理解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以受贿罪的法益为根据。
  关于受贿罪的法益,存在形形色色的学说。{2}(P.612),但本文认为,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作为受贿罪的法益,最有说服力。正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所言:“国家的作用即公务,必须得到公平地执行。公务大多通过裁量来执行的,但这种裁量不能只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如果为了某个人的利益而进行裁量,此外的人在不能得到利益这个意味上便受到了损害。在公务员作为其裁量行为的对价而收受利益,进行这种不公平的裁量时,所导致的危险就特别大。因此,规定贿赂罪就是为了禁止将公务作为利益的对价来执行。说贿赂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务的不可收买性,正是这个意思。此外,不正当执行公务时,成为加重刑罚或者扩张处罚范围的理由,但这是次要的。处罚贿赂罪的基本理由,在于上述不可收买性。”{3}(P.294)
  古今中外的客观事实告诉人们,职务行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取决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如果职务行为可以收买,可以与财物相互交换,那么,职务行为必然只是为提供财物的人服务,从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进而导致公民丧失对职务行为公正性和国家机关本身的信赖。所以,为了保护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首先必须保证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在侵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同时,进一步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则说明其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更为严重。正因为如此,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刑法都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作为法益,同时对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行为提高法定刑{4}(P.627)。
  不可收买性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身;二是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具体到受贿罪而言,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是指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或者说职务行为的无不正当报酬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其职务或职务行为获得了不正当报酬,便侵害了受贿罪的法益。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是一项重要的法益。因为这种信赖是公民公平正义观念的具体表现,它使得公民进一步信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信赖国家机关(在我国还应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下同)本身,从而保证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开展,促进国家机关实现其活动宗旨。如果职务行为可以收买,或者公民认为职务行为可以与财物相互交换、职务行为可以获得不正当报酬,则意味着公民不会信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而不信赖国家机关本身;这不仅会导致国家机关权威性降低,各项正常活动难以展开,而且导致政以贿成、官以利鬻,腐败成风、贿赂盛行。因此,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是值得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
  由于刑法保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以及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所以,刑法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的描述,必须说明受贿行为侵犯了这种法益。而行为是否侵犯了这种法益,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是否与其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将来实施的或者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即国家工作人员所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是否其职务行为(包括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将来实施的或者许诺实施的)[1]的不正当报酬。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就其职务行为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不是其依法应当取得的利益,就是其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因而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同样明了的是,对价关系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双方的事前约定。即使事前没有任何约定,也可能肯定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更为清楚的是,对价关系的存在,也不取决于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时间。不管是事先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还是事后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要是就职务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就可以认定存在对价关系。
  索取贿赂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使他人获得某种利益后,向他人索取财物。在这种情况下,所索取的财物与已经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国家工作人员索取的财物是其已经实施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因而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过程中,索取他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索取他人财物,显然是因为其职务行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所索取的财物是其正在实施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与其正在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而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三是请托人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时,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要求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与结果(甚至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但由于其索取的财物是对方要求实施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与对方要求其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所以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2]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或正在为他人实施职务行为,或者他人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索要行为;三是索要的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已经实施、正在实施的职务行为或者他人要求实施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国家工作人员索取的财物与其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由前述第三种情况可知,即使国家工作人员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与结果,但只要索要的财物与对方要求其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就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换言之,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索取他人财物的,即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结果与许诺,也可以充分认定其索取的财物与对方所要求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而应认定为受贿罪。所以,刑法条文没有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索取贿赂的构成要件。至于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或者正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索取财物的,由于职务行为与财物的对价关系更为明显,当然成立受贿(索取)罪。
  但是,在他人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时,这种财物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便不像索取财物时那样明了。收受贿赂依其时间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他人事前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不予拒绝;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过程中,他人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予以收受;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某种职务行为之后,他人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是,仅有收受财物的行为,还很难认定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例如,他人事前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但没有任何请托事项的,难以肯定该财物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再如,即使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某种职务行为之后,他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的,如果他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前实施的职务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肯定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此,只有具备其他要素,使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才能认定其行为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于是,刑法条文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后,添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由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以,这一要件旨在说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如果脱离这种对价关系,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会使该要件丧失真实含义,从而导致受贿罪范围的不当扩大或不当缩小。
  基于上述理由,他人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以期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行为为其谋取利益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该财物的,该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将来实施的或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便具有了明显的对价关系。国家工作人员在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他人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予以收受的,该物财与国家工作人员正在实施的职务行为(正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同样,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后,他人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是基于对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行为为其谋取利益行为的不正当酬谢时,该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实施的职务行为(已经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具有了对价关系。
  二、“他人”与“利益”的基本含义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他人”不限于行贿人,完全可能是行贿人所指示或暗示的第三人。刑法规定受贿罪所禁止的是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交换,即只要能够认定职务行为与某种财物之间具有对价关系,便能说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该财物的行为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交付财物的人与获得或可能获得利益的人是否为同一人,便不是重要问题。换言之,即使交付财物的人与获得或可能获得利益的人不是同一人,也完全可以认定该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从事实上考虑,甲完全可能为了乙的利益而请托国家工作人员,故国家工作人员完全可能收受甲的财物而为乙谋取利益:同样,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因为收受了甲的财物,而为与甲有某种关系的乙谋取利益。例如,甲完全可能为了使自己的亲属乙得到晋升,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完全可能因为收受了甲交付的财物,而使乙或者许诺使乙得到晋升。在此,财物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依然明显、没有疑问。[3]
  “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他人,也不限于自然人,完全可能是单位。根据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单位的财物时,仍然成立受贿罪。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完全可能因为收受财物而为单位谋取利益,或者因为为单位谋取了利益而收受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既包括正当利益,也包括不正当利益(违法乃至犯罪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正当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大抵上都是正当利益。但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了其正当职务行为不能获得不正当报酬;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正当职务行为获得相对人的不正当报酬,则侵害了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以及国民对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既然如此,国家工作人员不当地行使职务或者以不正当目的履行职务,为相对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收受财物时,不仅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理当以犯罪论处。
  三、旧客观要件说的主要缺陷
  “为他人谋取利益”,曾经被理解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与结果。以往的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构成受贿罪;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5}(P.640—64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1月6日《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4]显然,传统观点所说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笔者暂且将这种观点称为旧客观要件说。这种旧客观要件说存在诸多缺陷:
  第一,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不能决定受贿罪的危害性,特别是当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时,[5]更不能说明谋取利益的行为具有危害性。例如,某甲原来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现按政策应当回城市,但负责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国家工作人员某乙置之不理,待某甲行贿后才办理手续。显然,危害性产生于收受贿赂,而不是在于为某甲办理手续。如果认为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构成受贿罪,则会产生以下不合理现象:收受贿赂后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的,不构成受贿罪;收受贿赂后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的,反而构成受贿罪。本来前者的危害重于后者,而后者却构成犯罪、前者不构成犯罪,这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声称或者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却没有甚至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只是收受贿赂。由于这种行为已经达成了职务行为与财物可以交换的约定,财物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而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理当以受贿罪论处,决不能因为他事实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予以放纵。但根据旧客观要件说,这种行为却不构成犯罪。
  第三,通说(包括旧客观要件说)认为,受贿罪的既遂标准是行为人实际上收受了财物{6}(P.609)。司法实践中,有些人收受贿赂后却还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根据旧客观要件说,犯罪已经既遂但还没有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这违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论,因为没有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更不可能成立犯罪既遂。
  第四,《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5条第2款明文规定:“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这显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因受贿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时,如果该行为构成其他罪的,实行数罪并罚。可是,旧客观要件说面临以下不可克服的矛盾: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当该行为构成其他犯罪时,实行数罪并罚。这样,便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导致该行为既是认定受贿罪的客观根据,又是认定其他犯罪的客观根据。只有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不是客观要件,才能肯定《补充规定》的合理性。易言之,《补充规定》的上述规定,正说明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结果不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要素。如后所述,新刑法虽然没有将《补充规定》的上述内容纳入刑法385条,但除个别条文(第399条第4款)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对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仍应实行数罪并罚。所以,旧客观要件说的上述缺陷依然存在。
  四、主观要件说的疑难问题
  由于旧客观要件说存在上述缺陷,便产生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客观要件,而是主观要件的观点。如有的学者指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者答应。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而不像通行观点所说的那样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7}(P.136) 有的学者对上述结论持赞成态度:“‘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解释为是行为人的意图,是一种心理态度,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这样解释才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相符合。……从司法实践上看,审理这类案件,都是根据两高《解答》,不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实现,均按受贿罪(既遂)论处,这实际上是将它作为受贿的主观要件看待。”{8}(P.270) 笔者称这种观点为主观要件说。从合理划定受贿罪的范围来看,主观要件说存在可取之处,但也显露出一些疑难问题:
  第一,从刑法的表述来看,还不能直接断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刑法分则有许多“为……”的规定(而不是“为了……”)。至于“为……”所标明的究竟是主观要素还是客观要素,则需要具体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明显属于主观要素的情形。如刑法191条第1款的“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2)明显属于客观要素的情形。如刑法198条第4款规定的“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3)既可能是主观要素也可能是客观要素的情形。如刑法111条规定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相对于窃取、刺探、收买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行为而言,属于主观要素;其次,相对于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而言,则属于客观要素。(4)是主观要素还是客观要素具有争议的情形。如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仅根据“为”来确定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还是存在疑问的。而且,从表述习惯来看,受贿罪中的“为他人”应是指获利者是他人,故不符合主观要件的表述特点{1}(P.162) 。
  第二,根据主观要件说,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确实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时,才构成受贿罪:如果只是虚假表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意图时,则并不构成受贿罪。因为主观要件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素,如果某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主观上就必须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某罪要求行为人具有“牟利目的”,行为人主观上就必须确实具有牟利目的。倘若行为人实际上没有相应的“非法占有目的”与“牟利目的”,就不符合相应犯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成立相应的犯罪。同样,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时,就意味着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确实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否则便不成立受贿罪。但这显然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之际,收受财物并虚假表示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时,该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明显具有对价关系,也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当以受贿罪论处。
  第三,持主观要件说的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者答应。”这是完全成立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的结论,因为许诺或者答应本身也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第四,不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实现均以受贿罪论处的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的做法,并不能说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因为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只是表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事实上有为他人获取利益的结果。所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客观要件,而不是主观要件。
  第五,从借鉴国外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主观要件。例如,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认为,受贿罪与诈骗罪存在竞合情况。即使用欺骗方法(含虚假声称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或者约定收受贿赂的,是诈骗罪与受贿罪的竞合,从一重罪处罚。[6]这说明,许诺可以是虚假的;同时表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可以是虚假的。易言之,即使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但仍应作为犯罪处理。这也说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主观要件。
  五、“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基本内容
  由上可见,旧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都存在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本文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对其内容应重新界定。
  对作为受贿罪客观要件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能作出三种解释:第一,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即可,而不要求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第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现谋取的利益;第三,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实现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包括实现部分利益的情况),或者说使行贿人得到了所要求的利益。但现在还没有人在第三种意义上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旧客观要件说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本文认为,应当采取第一种解释(新客观要件说),即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受贿罪。
  首先,因为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财物之前或者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职务行为与财物相互交换的约定,使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与对方的财物形成对价关系,同时使人们产生以下认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只要给予财物,就可以使其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并非待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后,才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侵犯。
  其次,新客观要件说符合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故符合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与结果,所以,可以对因受贿而构成其他犯罪的实行并罚:由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而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与结果,故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而不是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当他人主动行贿并提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请托后,国家工作人员虽没明确作出肯定回答,但不予拒绝时,就应当认为是一种暗示的许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已经认识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收买,并丧失了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因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拒绝贿赂时,才维护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许诺既可以是直接对行贿人作出,也可以是通过第三者转达给行贿人。因为不管是直接许诺还是间接许诺,都使得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形成明显的对价关系,从而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侵害。许诺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所谓虚假许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或职务条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又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给国民以职务行为可以收买的印象,导致国民丧失了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当然,虚假许诺构成受贿罪是有条件的:其一,收受财物后作虚假许诺的,成立受贿罪。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约定了以其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已经受到侵害。其二,事先作虚假许诺并要求他人交付财物的,则是索取贿赂或者诈骗罪,不属于收受贿赂的问题。其三,许诺的内容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联。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根本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与职务条件,却谎称为他人谋取利益,原则上构成诈骗罪。其四,许诺行为导致财物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形成了对价关系,使财物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所许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报酬。但是,只要他人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时,国家工作人员做了明示或者暗示承诺的,就应当认定财物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客观要件,只是一种最低要求,即不要求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结果;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客观上准备或者开始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已经使他人得到部分或者全部利益的,则当然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因此,以下情形都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第一,他人交付财物时请托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并明示或者暗示承诺(含虚假承诺)。第二,他人请托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后,他人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第三,在国家工作人员准备或者正在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他人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第四,在国家工作人员已经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后,他人将财物作为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交付给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
  六、“事后受财”的行为性质
  国家工作人员与对方约定,在前者为对方谋取利益后收受对方财物的,无疑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问题是,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实施某种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后,他人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接收财物的,是否构成受贿罪?即事先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没有受贿的故意,而事后明知他人交付的财物是对自己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而予以收受的(所谓事后受财),是否成立受贿罪?本文持肯定回答。
  从行为性质而言,收受财物是“事前”还是“事后”,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教授在解释日本刑法中的单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时所说:“所谓‘收受’,是指接受贿赂。
  不问收受的时间是在职务执行之前还是之后。”{4}(P.635)即使是将受贿罪的本质理解为权钱交易关系,也没有必要限定为事前受财。因为事后受财也会存在权钱交易关系。换言之,事前有约定的事后受财与事前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只是形式不同,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从财物性质上看,二者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财物与职务行为形成了对价关系;从实质上看,有约定,也只是说明行为人就自己的职务行为约定、收受不正当利益,当然侵犯了职务行为的无(不正当)报酬性;没有约定,但事后明知他人提供的财物是对自己以前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时,该财物仍然是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仍然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不仅如此,在事前受财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可能只是许诺了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事后受财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已经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应当认为,后者的权钱交换性质更为明显。如果将前者论以犯罪,后者不以罪论,则难以为国民接受。
  在旧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刑法中,受贿行为表现为要求、约定与收受。三者之间没有实质区别,只是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不同。所以,就事先约定的事后受贿的情形而言,在旧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刑法中,只要有约定就既遂,而不需要事后受财。因为“约定”本身就侵害了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或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事前没有约定的事后收受,则只有在收受财物之后,才能认定为受贿既遂。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事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身,不可能侵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事后收受财物的行为,则表明职务行为可以与财物交换,因而侵害了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这说明,在行为人已经为他谋取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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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

{4}(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M).有斐阁,1996.

{5]林准,主编.中国刑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

{6}高铭喧,主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7} 王作富,陈兴良.受贿罪若干要件之研讨(A).杨敦先,等主编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C).北京:法律出 版社,1991.

{8}马克昌.刑法理论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9}(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M).弘文堂,1999.

{10}(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11}陈兴良.没有事前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之定性研究(A).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一卷)(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2}(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4}(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

{15}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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