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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论犯罪行为与控制者的关系
【作者】 (日)安倍淳吉(罗大华译)【分类】 犯罪学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6
【页码】 5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5642    
  一、犯罪行为与社会影响体制
  有这样一种观点,不赞成把犯罪行为规定为社会行为。因为社会行为这一词同时也可以表示一致性行为。就象社会化或反社会行为这样的词所表示的那样,社会行为这一词只适用于按照某种组织起来的文化价值。各人本着互相支持自我和利益的一致关系的行为。破坏以上情况的行为不叫社会行为。犯罪行为在此意义上是反社会行为。是一种否定社会行为的行为。我们当然也认为犯罪行为是违反刑法、少年法,即违反国家的社会统治规范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犯罪行为是一种违反人们客观行为规范的行为。
  不过。人的行为无论是集团性的,还是非集团性,反集团性,只要它在客观上引起了相互影响,就应该把它看作是社会行为。在此意义上,社会行为与反集团的行为并不是对立的概念。社会行为只是与个人的单独行为相对立的概念。因为,无论在与法律、道德相一致的场合,还是反抗、背离它的场合,人所遭遇的、客观地发生影响的和受到影响的物体、生物以及人的行为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和形成的:这些行为在各自的内在体制中显示出怎样的主体性反应,又怎样和准备性[1]之间相互诱导影响,形成内在反应空间;这种反应空间又如何反作用于外在影响体制的等等。行为一致和不一致是由主体的准备性程度和行为情境的限度来决定的。因而,只挑选在各情境中发挥作用,与法律规范相一致的行为,为了逻辑结构的需要而使用“社会行为”这一概念时,就会难以理解和把握为什么社会、文化体制要在一定情境中才存在和发挥作用这一动态性关系。即使从迴避这种困难来说,也应该采用“社会行为”这一术语来表示在一致和不一致的两极性状态中。影响各人之间关系的现实行为。
  在指出人们相互间的非一致性影响时。不能无视由于避开“币土会”这个词,而对理解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极坏影响。
  不少非行社会心理学诱发着只重视统一状态的倾响,如只重视少年帮伙、非行集团、社主区文化情况的一致性等。而强调个人主体状态的研究者,虽然熟知犯罪行为是与法律规范不一致的行为,是对他人(如父母)的非一致性影响,但在确定其在社会影响体制中的位置时,却失掉了探求的线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社会”这一术语的动态性理解。与此相反,避开社会行为的机能性、动态性理解,而想站在静态的社会构造论立场上的人,则力求避开以往持机能主义立场的人的失误。他们的缺点是往往在主体状态中寻求社会机能的原因,无视主体状态与多数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客观事实,混淆了主体状态和客观状况;而在理解动态性机能的关系时,又过份偏向变动论观点。陷入了自然科学规律论,忽视历史现实、行为局限性等内在体系。我们应该在文化体系中给法律以正确的位置,给社会体系以客观的位置。同时,又应该把主体机能状态做为人格体系来理解,明确主客观都具有历史局限性。为了达到此目的,为了理解社会行为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各种情境状况的机能动态与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实施犯罪行为,还是准备犯罪行为和制止犯罪行为,社会事实总是一种状况性事实。只有根据其社会影响情境的客观特性,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没有社会影响体制的抽象组织和抽象斗争体制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研究者和行为者的意识之中,而不能作为客观事实存在。制止犯罪。只有在警官与一个个犯罪者形成的社会行动中,才可能逮捕和拘禁犯罪者。
  在理解币土会影响体制时,要注意价值方向性与行为目标的差异,要注意该社会行为的集团性,非集团性、反集团性等机能构造的差异,特别要注意该情境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含蓄性和行为者主体自我含蓄性的深度与广度。数人间客观影响关系所依据的组织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在其影响中起准则作用的行为规范体系就是文化体系。无论是哪一体系,社会集团及其组织体系。只能在社会行为的关联中,根据其地位与作用而存在并发挥其机能。
  每个社会集团只能存在和作用于按照一定任务行动的人们之中。该集团及其组织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与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也只能在行动着的人们中得到确定和维持。如小学校这一教育集团,并不是到了晚上就不复存在了。它只不过是在晚上失去了积极作用。它间接地存在于在家的教师和孩子们为明日作准备的情境之中,也在孩子们的游戏和非行行为以及就寝时潜在地继续存在,并得到维持。
  在一定的人格结构内,一定集团的积极作用能否有力地发挥,不仅表现于该集团行为中所直接暴露的社会行为,也表现于在准备情境和潜在情境中,这种影响痕迹及预测和期待对正在发挥现实影响的客观事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地约束自我。如少年A在逃学诱惑的社会影响下,就会与适应学校环境的基本自我发生矛盾。然而,即使陷于这种非社会适应状态时,只要内在的适应学校环境的自我控制发挥作用,学校就会成为其基本自我的支撑。相反,如果支持少年B的是不适应学校环境,进而对它持攻击态度时,学校就会成为促使其逃学的积极因素。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学校这一社会体系,即使在校外,也能成为在积极或消极的价值方向上支撑上基本自我的准备体制,而在一定的生活空间中发挥作用。另外,假如少年C对学校的适应和非适应不是以他的自我控制为条件,而是因为其母亲的管教是制止其逃学的因素时,那么,学技在他的生活空间中,就不能成为基本的自我条件。
  “基本自我”在这里是与“中心自我”相区别使用的。中心自我机能的意思是,在一定情境中,欲求体制与一定情境形成合力关系,将行动集中于一定目标。边缘自我相对于中心自我,处于手段性的位置。基本自我则是一种具有自我含蓄性的基本欲求体制。在各行为中,不论中心自我多么充分,只要没有基本自我的充分支持,中心自我就会紧张不安。
  如上所述,作为支持和约束各人基本自我结构的影响体制,在各种情境中发挥着作用,它的潜化和持续,形成了客观社会体系,形成了国家、司法组织、近邻社区、学校、家庭等社会体系,在这些社会体系中,规范行为的文化标准和少年法、刑法给各情境中的主体行为以准则。社会、文化体系是以基本的人格结构为基础。综合集团和非集团两因素,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客观体系。客观的影响体制限制着在某种情境中作出社会行为的各个人的自我机能,内在机能则调整和限制着来自他人的行为和物态的内在影响以及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基本自我机能是这样一种机能:它在具有一系列具体内容的欲求——目标体制中,也就是在态度与其他情境状态的关系中,发挥着控制其他内在体制,在一定情境中将行为空间转为居于主导体制的机能。
  二、与犯罪行为相关的各情境的构造及机能
  犯罪行为的各社会行动主体以促使犯罪行为形成的主体的基本自我为基础,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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