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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论青少年立法发展阶段及其趋势
【作者】 康树华【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5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5627    
  
  关于青少年立法,总起来说,它是针对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的情况发展起来的。青少年法规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它包括了青少年刑法、青少年案件审判法、青少年犯教养法(少年院法)、青少年保护法、儿童福利法以及各种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件文等等。从少年法帕内容来看,它包罗万象,从对少年犯提起刑事诉讼、定罪量刑的规定,到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和福利措施甚至于学生守则之类,都属于少年立法所包括的内容;从对违法犯罪少年所采取的措施来看,既有刑事判决,也有各类民事的、行政的制裁以及各种保护处分、帮助、培养和数育措施;从对违法犯罪少年所采取的矫正和预防犯罪的方法来看,那就更是五花八门,形式多样。诸如警告、提出强制性义务(赔偿损失,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等)、少年禁闲等等;从少年司法队伍来看,既有警察、检察、法院、矫正系统的司法人员,也有社会工作者,既有受过法律教育和训练的专门人员,也有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有关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的专家,既有政府专门机构的人员,也包括私营机构、慈善机构、寄养家庭的人员以及各种自愿为矫治少年犯而工作的志愿者。但是不管其内容如何繁多,队伍如何庞杂,措施如何多样,制定青少年法规的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都是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为了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这一目的,它必然要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征以及少年犯罪的特点来确立青少年法规立法原则。
  一、青少年立法产生的历史阶段
  关于青少年立法产生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可分:①人道时代;②理论时代;③立法时代。有的认为可分:①压抑限制阶段;②特殊监护阶段;③全面保护阶段。我认为,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青少年立法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①朴素的保护主义阶段,②人道主义阶段;③理论准备阶段;④专门法阶段。
  第一阶段,朴素的保护主义阶段,也可称萌芽阶段和朦胧阶段。指18世纪以前(包括古代)在立法上、司法上对青少年给予宽缓、保护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发生兴趣至少也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了。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就已出现了劝导年轻人不要惹祸的记载。古代第一次将犯同一罪行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加以区别处理的法典,是古罗马于公元前451—450年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该法第八表第九条规定:“……如果成年人于夜间在犁耕的田地上践踏或收割庄稼,则处以死刑。……(犯有同样罪行的)未成年人,则根据最高审判官的处理,或给以鞭打,或判处加倍赔偿使人遭到的损害。”此后,在公元534年的《查士丁尼安法典》中,又确立了儿童不可能预谋犯罪的原则,不存在天生的坏儿童,任何坏儿童都是可以挽救的。这一原则发展成为后来的少年法的基本思想之一。该法典还强调对儿童应加强管教,并首次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男14岁,女12岁。这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以致于在现代许多国家的刑法中,仍然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为14岁。在我国古代奴隶、封建制社会里,虽然由于其阶级本质的局限,青少年在法律上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是基于一种朴素的差异观念及自然情感,多少制定了一些保防性质的条款。例如,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同时还有一种特殊规定,就是当他们的父母、兄嫂犯罪时,如果他们年幼无人照管,其父母、兄嫂可以“存留”(不判死刑或流刑)下来,抚养他们(称为存留养亲)。
  公元12、12世纪以后,英国监护法(The cuardiau ship Larv)部分地继承了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国王亲权”(Pares patriae)的学说。所谓“国王亲权”学说,其含义在当时大体可解释为:“父母只是一家之主,而国王则是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因此,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保护他的臣民(在当时主要是指保护他的臣民的财产),特另4是必须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其财产的儿童。”据此,在封建时代的英国,大法官法庭所管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为那些已经继承了一定的财产,而又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其财产的未成年的贵族聘请监保人,以便对少年贵族本人及其财产予以监管。
  英国于13世纪末出现的、到15世纪前后逐渐形成的衡平法,关于“同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惩办官吏”的法学理论,则成为英国少年司法度度的指导思想。所谓衡平法乃是英国法传统中与普通法相对称的一种法律,也可以说衡平法是对普通法的补充。
  第二阶段是人道主义阶段。始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少年立法的产生与人道主义立法思想的出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人道主义立法思想,其实早在1532年德国刑法的有关内容中就已经出现。在该法中,基于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处理少年案件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1810年法国的刑法典也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了特殊规定。该法第六十大条规定:“重罪被告人未满15岁,而其犯罪行为经认为系发生于不能辨别是非,应免除其刑,但依具体情况,得将其交由亲属管教,或移送管教场所,依判决所定之期限,实施教育与拘留。此项拘留期限,最高不能超过被告人届满20周岁之时。”该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具有辩别是非能力的未成年犯人犯罪应该判刑,但应当比成年人从轻或者减轻论处。在19世纪,德国各州相应地提高了对未成年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1871年刑法典》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全国统一规定为12周岁。这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一直继续到1923年青少年刑法颁布后,才改为14岁。日本于1883年施行的旧刑法也将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提高到12岁。此外,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身心发育向不成熟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而这一规定的基础,则出自于人道主义的立法思想。但是。当时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意识而已。并没有对少年犯罪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与考虑。因此,人道主义的立法思想并没有将广大少年儿童从严刑峻法中解放出来。自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之后,“报应刑论”盛行,对少年儿童的刑罚更为严厉,这种现象在英国和美国尤为突出。特别是对于一些轻微犯罪的儿童,也象成年人一样定罪量刑,严重影响了少年儿童的身心正常发展。当时,各种刑种,如死刑、监禁、流放等对少年儿童都同样适用,其状十分残忍。
  刑事领域将少年儿童象成年人一样定罪判刑的事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对刑事领域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兴起了19世纪的刑法改革运动。西方各国出现了一些专门收容和矫正少年儿童的机构,例如美国于1825年建立的纽约庇护所,对那些无家可归和贫穷的少年儿童提供帮助;1855年又建立了芝加哥改造学校,收容有犯罪行为的少年儿童。日本于1886年在东京创建了“私立预备成化学校”(后改称“东京感化院”);1887年建立了“千叶感化院”(后改称“成田山感化院”)等等,并于1903年制定了专门的成化法。英国也开始考虑将儿童与成年人分别处理,并于1902年建立了波尔斯坦感化院。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的“波尔斯坦制度”(Borosealsystem),对少年法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它在少年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制度是根据英国1908制定的犯罪预防法建立起来的。按照该法规定,对于成年犯人和幼年犯人之间的青年犯(即15岁以上,未满21岁者),如果根据对他们的犯罪恶习或犯罪倾向观察,认为有实行监禁以便加以矫正的必要时,得宣告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期间到波尔斯坦感化院。在那里的严格的纪律之下,对他们实行工业生产的教育。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培养他们日后就业的能力和正当的生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获得良好的改过自新的环境而不至于和成年犯罪在一起,沾染上恶习。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优点很多,所以为大多数国家仿效。
  随着少年犯罪激增以及刑法改革运动的发展,西方各国政府在制定少年犯罪对策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1869年,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正式规定,可以对儿童适用缓刑制度,从而对少年犯提供适当的监管。各州还出现了类似工业学校和职业学校之类的专门拘禁少年犯的机构。1851年芝加哥市市长被授权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专门听取和审理6—17岁的少年轻微犯罪案件;1870年,波士顿的一项法令规定,对于少年案件必须单独审理。几年后,马萨诸塞州的一项补充法令又规定,必须组织专门的法庭审理少年案件,并且,必须为审理这些案件安排单独的日程,建立单独的案卷制度:在西德的一些地区,此时也正在考虑创建处理少年案件的专门机构,汉堡等地最初考虑的是建立少年福利委员会的形式来处理少年案件,委员会由法学家和非法学领域的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并规定,处理少年案件的程序是非正式的,以区别于普通刑事法院的刑事诉讼程序。这一切,都与正式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已相差不远。
  与此同时,美国改革者杰克索尼首先提出的“拯救儿童运动”蓬勃开展,改革者们主张改革少年儿童的环境,给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促进儿童的福利发展,建立促进少年儿童心身正常发展的各种专门机构,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进行更生、照管,将少年儿童从犯罪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拯救儿童运动的兴起于北美国家,但其发展波及西德等西欧国家,对促进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理论准备阶段,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世纪以前的刑事法学理论所注重构是犯罪行为的结果,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大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发达,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促使意大利医生龙勃罗梭以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心理特征,创建了犯罪人类学派。他的弟子菲利、加罗法罗以及刑事社会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等以科学实证方法,分析犯罪原因,研究刑罚制度,从而创建了刑事实证学派。由于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犯罪学家们从心理学、生理学和社会学的各个不同角度,对犯罪的原因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犯罪者大多数是受环境及其身心缺陷的影响,尤其是少年犯罪,对于外在世界和现实社会表现出比成年人更大的依存关系,因此,仅凭报应刑罚难以消灭犯罪,而是应在刑罚以外寻求更有效的对策。这就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立法,并实行特别的处理。他们还认为,由于犯罪人的犯罪原因不同,处理方法亦应有别,不仅对少年犯应与成年犯的处理有别,而且就少年犯本身来说,也应根据具体的犯罪原因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就是说,对于少年犯罪,应以特别保护的个别处理来代替过去的严刑峻法。这一理论思想,促使英、美国家将衡平法院对失敬、失养儿童所实施监护权的原则,运用于少年犯罪方面,为青少年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之后,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刑事古典学派提倡的“报应刑主义”发展成为“社会防卫主义”,主张不按罪行轻重,而按犯罪人的类型和犯罪趋势进行审判,强调刑罚的作用不在于对犯罪行为的报应,而在于预防犯罪,这一观点以及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制度,风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实证犯罪学派兴起,许多专家学者从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各方面来研究少年犯罪的原因,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治理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新方法,并促使各国政府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许多法学家和学者认为,针对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应有专门的立法和法规来处理少年犯罪问题。这充分证明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客观上对促使青少年立法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历界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的决议内容,也为制定青少年法规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1847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对少年犯应特设监狱,对他们的处理要做到教养保护,要实行附条件赦免制,并且,在他们刑期届满以后令其就业等等。此后,1859年的巴黎会议,1878年的斯多拉克姆会议,1885年的罗马会议,1900年的布鲁塞尔会议等等,均将少年司法问题,列为专门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都对有关少年犯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例如,1859年的巴黎会议通过决议,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8岁,对少年不尽管教责任的父母,剥夺其亲权,1878年的斯多拉克萨姆会议通过决议,凡宣告不判处刑罚及具有不良行为的少年,皆应由公立或私立设施监督到18岁为止等等。有的学者认为,青少年法的理论基础可分两个方面,第一是刑事立法上的教育刑理论;第二是社会哲学上的团体主义思想。有的则认为,青少年法的理论基础,除英国衡平法“国王亲权”的监护权观念以外,英国普通法的刑法思想,也应成为其法理渊源之一。其实,这些已包括在以上所述内容之中了,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于逐渐形成了治理青少年犯罪的一些基本设想。例如,对少年犯应单独进行审理,应采取非正式的诉讼程序,量刑应减缓,要有针对性,应侧重于保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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