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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危机中的美国侵权法
【作者】 (美)P·S·阿蒂耶(袁胜华 王风垠译)【分类】 侵权法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4
【页码】 1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5646    
  一、美国侵权法的结构
  美国侵权法始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以被告的赔偿责任为基础,将侵权法分为以下几部分:故意侵权、过失侵权和严格赔偿责任。多少年来,美国律师认为严格赔偿责任是不规则的,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才不反对无过失赔偿责任。
  在此我想说明一点,当今人们对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的区分远非令人满意,而且,这一区别仍然统治着美国侵权法的思想。这里应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故意侵权赔偿和过失侵权赔偿二者的区别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果过失侵害人需赔偿的话,那么故意侵害人更有理由赔偿,为什么还要有人承担责任证明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呢?过失赔偿法律不太发达时,将故意侵权作为一种侵权赔偿责任比较重要,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现在通过过失侵权可以将如此多的损害纳入赔偿之列,那么很可能被告在预见危害结果后仍去故意侵权,此时确定是在何时、以什么理由则显得意义不大了。当然,一些利益所有者只能得到过失法的有限保护,如纯经济利益、纯感情安全利益,对于这两种保护对象,过失赔偿是有限的。
  在有关侵权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条线索:被告的侵权如果是故意行为,原告可以得到较高的损害赔偿,对这一点还没有人详加探讨。故意赔偿似乎至少有三种重要后果,而过失赔偿则没有。一个是未预见损害的赔偿,另一个是惩罚性的赔偿。有人认为未预见后果的赔偿应附加到故意侵权上。原因很简单,故意犯罪的后果应由犯罪人自己负责,我们听起来好象很不错,但当人们开始更严密地研究被告可能故意去做什么,以及为此承担故意侵权的责任时,这种看法则显得不太完善。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被告不必去故意损害或损伤原告。近来在判决威尔逊控告普林格尔一案时,据说被告犯了人身攻击罪,被告可能企图以敌对方式采用武力致伤原告,然而敌对程度可能是极小的,它可能比过失行为所要求的预见性损害受到的责备要轻些。如果在大多数个人受伤案件中,采用“蛋壳”式规定就无关紧要了。而一旦有应赔偿之处,过失赔偿几乎总是宽得能包揽原告的一切损失。一些美国案例遵循医疗事故案例中“明达的同意”理论,表明了认为故意侵害者经过失侵害者更该受责备是何等的危险。所以,在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有这样的规定:由于医院一时混乱而在健康者的腿上开了刀的大夫犯故意伤人罪。
  然而,这一要点的重要性不是这样几个案例就能说清楚的,因为它影响到侵权法的整个结构。以诽谤法为例,依格雷之见,过去人们将它看作是“严格的赔偿责任侵权法”。我敢说,英国律师不会不同意这点。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说被告的赔偿责任是基于他想公开诽谤的企图之上呢?在侵害人和无辜的原告之间,我们为什么不扼制前者负诽谤被公开这一责任呢?要知道,诽谤一经流传,原告受伤不浅。如果说诽谤案例中严格赔偿责任还有什么理论支持的话,那么,上述理论一直就是它的坚实基础。
  当然,做为一个理智的论据,它一点儿也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似乎它主要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然而正是这一论据大大帮助我们将未预见性损害的赔偿责任施加于真正的故意犯罪者。惩罚性补偿也面临这一危险,假如惩罚性补偿还称公正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达成一致协议:即只对那些被指控故意犯罪或至少是粗心大意导致犯罪的被告才使用惩罚性补偿。
  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间区别的第三个后果是分担过失的辩护一般在被告犯了故意侵权罪时就无效了。然而,上述有关故意侵权和故意伤害区别的论述似乎已被分析得极其明白,只是在涉及到后者,才不能采用分担过失。至此,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这里分析得如此细致的要点一涉及到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就又被忽视了。一旦搞清了这一点,那么当今侵权法的分类看来不说是明显错误也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故意侵权现在看来不是个极有用的范畴,除了少有的几个案例。我们其实可以抛弃故意侵权这一概念。我们所需耍的是损害赔偿法的新分支。它告诉我们在某种情况下,视被告受责备的程度,或因未预见性后果或因惩罚性补偿,他可能得支付额外的损害赔偿费。这样,我就需要一些明确的原则来说明我们需要的是哪种责备,就赔偿责任而言,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故意侵害或预见性伤害均可能触犯侵权法。
  二、社会保险原则
  詹姆斯是美国法律思想界工具主义革命的产物,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对法律的任何神秘感,没有自然法或基本人权方面的废活。一切都用清一色的功利主义词汇来表达。
  詹姆斯认为侵权法与个人伤害的不正当死之案例有极大联系。并认为人们用不同方法玷污了侵权法,他是首批系统地贬低侵权法制止因素重要性的律师之一。正如上述所说,部分原因可能是詹姆斯认为侵权法是交通事故支配的。谈到“事故”问题时,詹姆斯强调事故往往同传统的错误思想无关,找遍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如有关事故倾向的心理研究之后,他作出结论:招致侵权事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量的交通事故是工业化社会不可缺少的副产品,把这样的责任归咎于个人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詹姆斯颇有些自相矛盾地认为,侵权法的预防作用无论如何是放错位置了。因为单个侵害者很少遇到侵权判决,让雇员采取妥当步骤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远比单个工人强。由于这个原因,使詹姆斯对代理赔偿责任并不那么敌视——诚然,(象他所强调的那样)赔偿责任的种类划分应基于他的“社会保险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错误原则基础之上。对法律直接预防方面的强调(或者对他看作是侵权法直接预防效用弱点的强调),使詹姆斯忽视了费用内部化的理论根据——“企业必须付自己费用”的思想。这一思想近来在经济文献中得到巨大发展。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他对于企业自由经济系统的工作缺乏信心。詹姆斯信心的丧失是与他头脑里另一信念紧密相关的。该信念即:现代工业世界正沿着一条直线方向从一个“个人主义”社会向更加“社会化”的社会发展。詹姆斯解释了他如何把早期的普通侵权法看作是高度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应管理好、照顾好自己,只有当他有过错时才对别人负责。客观地说,只要他有过错,无论他怨自己迟笨或者判断失误都无济于事,不会得到谅解。人们例行公事地、毫不留情地利用类似承担风险和分担过失这样的辩护来拒绝为那些伤了自己的不幸的人们提供补救措施。在确定完全过失和分担过失的罚金时,人们对于自己更生的要求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商品购买者本人也要评价商品的可靠性——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一规定有所动摇。侵权法很少对肯定性的职责施加赔偿责任。除商人之外驻足于某地的人可将他发现的土地据为己有,赔偿责任局限于“暗箭或陷阱”,这一切在詹姆斯看来都太过时了。一般说来,典型的侵权受害者是受到大量非个人工业力量挤压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对他万万不可悉听尊便,让他自己保护自己。人们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立无援地面临危险、明显的危难及次等产品。
  既然如此清算了侵权法的预防因素,詹姆斯则证明它作为一个赔偿途径是无效的。从这点来看,过失制度明显与时代不合拍了,它是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而不是侵害人。这样,整个过失制度就只能起剥夺诸位无辜受害者获得赔偿金的效用。实际上,正如詹姆斯所能证实的那样,过失制度已受到四面八方势力的削弱——如利用客观检验赔偿责任的方法,代理赔偿责任的规定,等等。这些发展使詹姆斯确信,这一切都让位给J社会保险原则。
  所有这一切使詹姆斯以真诚的热情主张通过“分担风险”原则这一途径扩大侵权法的赔偿责任。依他之见,侵权法的基本目的是通过保险公司或类似机构分担风险(比如让大公司或公共团体承担赔偿责任来确保事故受害者得到赔偿金,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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