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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对经济犯罪疑案的反思
【作者】 陈兴良【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1989年【期号】 6
【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389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司法界面临挑战与危机:经济犯罪疑案如同雨后浮萍,俯拾皆是,它严重地困扰着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刑法学家。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判决无罪,再审又判决有罪,其中夹杂着被告人的上诉、公诉人的抗诉、律师的申诉,官司从基层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旷日持久,案卷堆积如山。最终判决仍然是疑惑犹在!
  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从1982年的韩琨案,到1986年的赵伟通案、1987年的刘亨年案,以至于目前形成所谓“南有戴晓钟,北有戴振祥”的说法。当我们满腔激情地热衷于疑案讨论的时候,是否有人冷静地对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过反省,对走出百慕大式怪圈的途径进行过探索,对将来减少乃至消除经济犯罪疑案的条件进行过考察呢?
  一
  为什么从8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经济犯罪疑案骤然增加?只有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才能准确地予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现行的立法与司法出发。
  1979年7月1口,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建国30年来第一部刑法,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然而,在刑法颁行之际,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将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纳入计划。没有计划就是非法,违反计划就是违法,这一原则在这部刑法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1979年,人们对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反思,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农村若干地区首先试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给农村带来生机,却给法律留下了疑惑,一经济犯罪疑案由此在农村首先出现。回顾一下80年代初期的报刊,不难发现热衷于讨论的是:破坏家庭联产承包的生产,是不是破坏集体生产?某个农民承包了生产队的一个池塘,养了几千尾鱼,某人用炸药炸鱼并私自占有,构成破坏集体生产罪还是盗窃罪,是爆炸罪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其所以成为疑案,是因为现实生活随着改革,已经超出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当法律出现漏洞,需要由政策来加以弥补。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日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据此,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破坏这种生产是破坏集体生产。现实生活还没有发展到承认个体经济和个体生产的时候,政策也只是将这种实际上已经个体化的经济继续贴上集体经济的标签,使司法界从第一个经济犯罪疑案的旋涡中挣扎出来。
  当发生在农村的经济犯罪疑案稍稍缓解的时候,城市告急了。1980年8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开始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并指出要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由此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与此同步,城市经济犯罪疑案也开始出现,在投机倒把罪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违反计划的经济行为都是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往往与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商店联系在一起。1980年出版的第一本《刑法分则讲义》列举的投机倒把行为中,包括非法开设工厂、商店,组织包工队、运输队,雇工剥削他人,倒卖耕牛等在内。及至198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还将倒卖工农业生产资料、长途贩运、经纪、转包等行为视为投机倒把。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不久,农村经济早已突破集体经济的模式。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合作经济也接踵而来。合作经济到底是个体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负责人非法侵吞共同财物,到底是盗窃还是贪污?合作经济的负责人共同私分共同财物,是对自己财产的合理分配还是贪污?这些问题,成为农村经济犯罪疑案讨论的主题。
  计划经济模式被打破了,商品经济秩序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来,经济领域实际上处于无规则状态。人们的经济行为合法与非法,有害与无害失去了评价标准,对于其法律后果难以预料,而司法人员认定经济犯罪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心慈手软”也在所难免了。为此,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该《决定》对刑法的有关条款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主要内容是提高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等的法定刑,并且确定对包庇、窝藏经济犯罪分子、对经济犯罪分子不依法报案,不如实作证等犯罪的刑事责任。《决定》在打击经济犯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决定》仅是提高走私、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的法定刑,而对于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基本上没有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划分。《决定》对甲罪比照乙罪论处,对丙罪按丁罪处罚,使罪与罪之间的关系更加纵横交叉,可操作性大为降低。对于经济犯罪,关键在于打不准,现在打得准的问题没有解决,却要打得狠,难怪疑案仍然层出不穷。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城市,推行了在农村卓有成效的承包责任制,同时租赁制也得以推行。而横向经济联合,又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使经济关系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运行。经济成份的多元化,经济活动主体的复杂化,更使过去单一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难以涵括现实生活中各种身份的犯罪主体,过去内涵简单的贪污罪的主体与客体发生了重大变异,贪污罪也变得难以认定了。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建立技术市场,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走出书斋,来到生产建设第一线,将自己的技术贡献给社会。但与此同时,以科技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经济犯罪疑案大量涌现。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前述戴晓钟,戴振祥两案。
  在日益复杂化的商品经济面前,我们的法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随着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经济合同关系、借贷关系、保险关系、破产关系、证券关系、广告关系、租赁关系、承包关系等等,使得经济活动空前活跃,经济生活空前繁荣,却也出现了空前混乱。经济犯罪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障碍。某些作为商品经济副产品的经济犯罪,如合同诈欺、发放高利贷、保险诈欺,破产诈欺、证券诈欺、广告诈欺等等,在我国刑法中却没有规定,只能套用诈骗罪条款。法律落后于现实生活,是经济犯罪定性的疑难性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二
  经济犯罪疑案大量存在,除了简约、过时的刑法条文难以裁剪、涵括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这一客观原因以外,还有立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主观上的原因。
  当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时,我国的政治生活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刑法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仍然十分强调刑法的政治功能。例如反革命罪几个条文中,有10个挂死刑。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15个条文,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十年,大多数条文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并缺乏可操作性,15个条文中,有7个条文采取空白罪状的立法方式,对这些经济犯罪定罪,应当分别参照海关法规,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税收法规,商标管理法规,森林法规,水产资源法规,狩猎法规。但是,在刑法颁布时,这些参照法规除有一个1951年制定的暂行海关法外,其他法规都付缺如,其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十分原则、概括,单凭刑法条文,根本无法定罪。
  由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经济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数十个经济法规问世。在经济法规的罚则中,涉及刑事责任问题。如果这些刑事罚则能为划分经济犯罪的界限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准,从而减少经济犯罪疑案的发生,那也不失为一件幸事。然而由于立法技术问题和能否在经济法规中规定罪状和法定刑犹豫不决,经济法规的刑事罚则进一步加剧了法律的混乱。最为典型的是《食品卫生法(试行)》第41条决定:“违反本法,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食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者致人残疾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根据不同情节,对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7条、第114条或者第164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对同一行为根据不同情节分别依照三罪论处,却没有规定分别定罪的具体条件。且不说一行为可同属三类性质各异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是否妥当,单从主观罪过来看,前二罪均为过失犯罪,如果行为人明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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