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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程序变革视角下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
【作者】 百晓锋【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供执行的财产;无财产可供执行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6
【页码】 29
【摘要】

作为一项新创的制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改变了我国法院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传统处理方式。这种改变不但在理论上冲击着人们对终结执行的传统理解,也在事实上调整了法院和当事人在被执行人财产调查中的权力义务分配。其能否在实践中取得预期的合理效果,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尤其是“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认定。为此,本文从《民诉法解释》第519条的规定出发,对“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范围和“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认定作了相应探讨,以期促进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566    
  目次
  一、终结执行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中的权利义务调整及其正当性基础
  三、何为“可供执行的财产”
  四、“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认定
  五、《民诉法解释》第519条的另一种解读
  六、结语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民诉法解释》新确立的一项制度。《民诉法解释》第519条规定,执行中,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这项制度的确立,改变了我国法院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传统处理方式。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02条曾规定,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中止执行。之所以有此改变,是因为实务部门希望在制度层面为大量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预留出口,以利于执行积案的化解。执行积案是当前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执行积案的数量高达430多万件,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的400多万件。[1]而我国法院近十年的年均受案量才240多万件左右。[2]也就是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积案几乎相当于全国法院两年执行收案数的总和。[3]由于这些案件只能按照《执行规定》第102条的规定中止执行,不能做结案处理,[4]所以,每隔若干年,全国法院就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执行积案清理活动。[5]而且,由于这种积案清理活动通常是运动式的,需要实务部门在短时间内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所以,往往导致新受理的案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从而形成“边清边积”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一问题,实务部门提出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解决方案,并在2008年清理执行积案的活动中得到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首肯。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与中止执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执行案件退出机制,法院可以据以结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执行积案结案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执行立案结案意见》)均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法院可以做结案处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和确认,但理论界、实务界对这一制度的反思甚至质疑却始终存在。有观点指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存在与法理不符、法律依据混乱等问题。在理论上,终结意味着结束,终结执行的裁定一经作出,标志着该案的执行完结,不存在恢复执行的问题。在法律上,《民事诉讼法》第257条对执行终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没有规定终结执行的案件可以恢复执行,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可以恢复执行不合。[6]还有观点指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使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成为纸上的义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有损法律的尊严。而且,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法院未经调查或未经认真调查就匆忙将案件定义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7]由此,如何正确地理解与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依然是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一、终结执行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执行:(1)申请人撤销申请的;(2)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3)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4)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5)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6)法院认为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终结执行是指执行程序因发生法定事由,不可能或没有必要继续执行,从而彻底结束执行程序的法律制度。终结执行以后,不再恢复执行。[8]执行机关不再对当事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提供法律保障,以司法强制力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9]
  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对执行终结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通常将执行程序的终结分为两种:执行程序的整体结束(或全部结束)和具体执行程序的结束。前者是指针对一个执行名义的执行程序全部实施完毕,主要适用于债权人的债权全部实现或绝对不能实现的情形,与我国对终结执行的理解基本相同。后者是指针对特定财产的执行程序实施完毕。[10]在此种情况下,没有全部实现债权的债权人可以重新申请同一种类或不同种类的执行方法,但执行机关重新实施的强制执行是一个新的执行程序。[11]夫妻本是同林鸟
  之所以有此差异,是因为国内外的执行程序结构存在差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执行程序是一种以“执行标的”为单元的“分散型”的程序构造,每种不同的执行标的,对应一套独立的、完整的执行程序,是为“子程序”。这些“子程序”的集合,构成了我国所理解的执行程序。以英国为例,英国的执行程序就包含了多种以执行方法(methods)为核心的子程序,并且仅为了实现金钱债权,就规定了诸如动产扣抻令状、不动产占有令状、押记令、第三方债务令、指定财产接管人等一系列“执行方法”。英国普通法和制定法对每种“执行方法”的实施都进行了完整的程序性规定。申请执行时,债权人必须明确其选择的执行方法,并可以同时或先后使用不同的执行方法。如果申请人无法确定选择哪种执行方法较为适当,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从判决债务人处获取信息的命令”即“到庭接受询问令”,要求债务人提供财产状况,或者依2007年《裁判所、法院与强制执行法》第95条的规定,要求法院向政府部门调取债务人的相关信息(如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国民保险号等),或要求法院向银行等相关机构获取债务人的存款情况。在此过程中,法院不会自动执行其判决,也不会帮助当事人决定如何执行。[12]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不存在英国那样细分的“执行方法”,但也有针对不同执行标的的“执行种类”划分。以德国为例,德国对金钱债权的执行分为对有体物的执行、对债权和其他财产性权利的执行、对不动产的执行三个大类。这三个大类都是相对独立的程序系统,由不同的执行机关负责。其中,对有体物的强制执行由执行员负责,对不动产、债权和其他权利的执行由执行法院负责。这三类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都需要债权人向有管辖权的执行机关提出申请。如果债权人不能找到债务人的财产,与英美法系一样,可以启动一个财产披露程序。这个程序在德国被称为代宣誓保证,由执行员负责。[13]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在申请执行时,会被要求确认执行无果时是否申请代宣誓保证程序。[14]
  但在我国,执行程序却没有类似的划分。人们通常理解的执行程序,并不是多个“子程序”的并列组合,而是多个环节、步骤按时间顺序的纵向排列,包括执行立案到结案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统一适用于所有执行名义。一般情况下,一个执行名义只要被法院立案,就要按规定走完全部环节和步骤。以金钱债权的执行为例,无论是哪个执行名义获得立案,都要按照“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调查债务人财产线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采取拍卖、变卖、划拨等处分性措施→标的物交割、分配执行价款”的固定流程走下去,直至执行名义所确定的内容全部实现或程序因特殊情况而非正常终结。在此过程中,虽然《民事诉讼法》针对不同财产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措施,如对动产的扣押、对不动产的查封和对银行存款的冻结,但这些执行措施只是执行程序的一个环节,各自不能成为独立的程序系统。而且,执行措施的采取和执行措施之间的转换也都无须当事人另行申请,只需由法院依职权决定。
  这种程序构造的差异,使我国执行案件的退出机制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子程序”之间彼此独立,一个执行名义只要走完了其中的一个“子程序”,就可以从执行程序中退出,并直至下一个“子程序”启动,此即所谓的具体执行程序的结束。但在我国,执行程序的结束却只能是执行程序的整体结束,以致有的实务人士认为我国不注意区分整个执行名义的执行终结与具体执行程序的终结。[15]
  在明确了国内外程序构造以及执行程序整体结束和具体执行程序结束的差异之后,再来看终结执行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就犹如执行程序整体结束和具体执行程序结束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指针对某个执行名义的执行活动全部结束,一个是指某个具体执行活动的结束。只不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执行程序的结束是以执行标的和执行方法为依据进行横向划分,而我国则是以时间为依据进行纵向或“次数”的划分。由此,可以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
  但可否由此得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不为《民事诉讼法》第257条包含的结论呢?笔者认为,也不尽然。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民事诉讼法》第257条的“终结执行”:如果继续将该条中的“终结执行”理解为执行程序的整体结束,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显然不为《民事诉讼法》第257条所包含。但如果将该条的“终结执行”理解为执行程序整体结束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上位概念,将《民事诉讼法》第257条作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的法律依据也未尝不可。[16]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笔者倾向于后者。原因在于,《民事诉讼法》第257条存在立法技术上的欠缺,对终结执行的规定本身就不合理。如有实务人士指出,在《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的前五种终结执行情形中,除了第(2)种以外,其他情形都不会导致执行依据失去执行力,并有再次启动执行程序的可能,比如申请执行人在撤销申请后重新申请执行,或当事人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失去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当事人获得捐赠等。[17]另外,《民诉法解释》第520条明确规定,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说明,《民事诉讼法》第257条的“终结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多种法律效果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传统的终结执行理论并对《民事诉讼法》第257条的“终结执行”进行重新解释势在必行。[18]
  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中的权利义务调整及其正当性基础
  梳理前文,不难发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一是它改良了我国的执行程序构造,使我国的执行程序构造从“一次启动、一次结案”变成了可以“多次启动、多次结案”,程序灵活性、开放性和效益性都有所提高;二是它改变了我国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传统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结案方式,有利于化解执行积案尤其是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然而,这样一种意义分析只是一种脱离个案的宏观分析,并不足以化解人们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质疑,尤其是类似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使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成为纸上的义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的批评。因此,仍有必要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制度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实际上,对于执行个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并不在于法院可以作结案处理,而在于它对法院和当事人在被执行人财产调查中的权利义务划分。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执行机关与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在债务人财产调查中的权利义务划分是非常明确的,即债务人财产的查明,原则上由债权人及其代理人承担。[19]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强制执行之标的物,为债务人之财产,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之关系,对其财产状况应有所了解”;[20]其二,“债务人有无责任财产,攸关债权人之债权能否实现,命其调查,必能尽力”。[21]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求债权人在启动执行程序时必须明确强制执行的标的并选择相应的执行方法,实际上就是对债权人调查、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提出了潜在要求。执行机关的职责,主要是为债权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对被执行人的住所进行搜查;二是组织听审,要求债务人披露财产信息(如英国的“从判决债务人处获取信息令”和德国的代宣誓保证);三是向有关主管机关发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的请求。
  但在我国,法院和当事人在被执行人财产调查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却少有规范。在立法层面,《民事诉讼法》只是零星地规定了一些法院可以采取的财产调查方法或权限,例如“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第242条)、[22]“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第248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条)、以及对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第241条)等。至于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及法院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划分,都没有明确、系统的规定。
  在实务层面,受职权主义传统的影响,人们曾经习惯认为,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明是法院的一项义务和职责。不过,近十多年来,实务部门试图对此进行调整。在《执行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规定了当事人在被执行人财产查明中的地位,即“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该规定出台以后,尽管相关起草者出于种种考虑,认为“法院依职权调查仍将是执行工作中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主要工作方式。法院的主动调查取证还是最基本的要求。”[23]但在很多地方,法院很快就将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义务转嫁给当事人,并尝试用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理论使之正当化。[24]这引发了当事人的诸多不满。
  有实务人士指出,责令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有履行义务的条件和能力,虽然在感性上、理性上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由于现阶段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能力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过分强调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反而会严重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久而久之,还会引起当事人情绪对立、上访或越级上访。[25]另外,有地方数据表明,在执行信访事由的分布中,当事人反映法院消极执行的事由(包括执行人员仅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不依法主动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对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财产或被执行人线索不及时查控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查控;对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一再搪塞、推倭,贻误执行时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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