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约车法律规制的路径建构
【英文标题】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Regulation Path for the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
【作者】 胡东刘锐
【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大庆师范学院法学院
【分类】 行政法学【中文关键词】 交通运输业;网约车治理;法律规制
【英文关键词】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online car-hailing governance; legal regulation
【文章编码】 1009-1971(2019)02-0020-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20
【摘要】

网约车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典型共享经济代表,既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又满足了公众的实际需求,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冲突不容忽视。中国虽然是世界上首个承认网约车合法地位的国家,但中国网约车在法律规制上还存在着立法空白、执法监管矛盾突出、司法延迟保守等多元困境。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以保护和规范网约车行业发展为目标,以加强网约车立法力度、创新行政监管模式、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推进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为关键举措,以期建构科学的网约车法律规制路径,有效提升网约车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促进网约车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英文摘要】

The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 a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rising in the period of Internet plus, has been effectively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f urban traffic and meeting the actual demand of the public. However,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and legal conflicts caused by it cannot be ignored. Although China is the first major country to legalize the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 nationwide,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process of legal regulation, such as legislative gaps, serious contradictions in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judicial delay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face of this challenge, China should take the prote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ar-hailing industry as the goal, strengthen its legislation, innovate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ode, improve the judicial relief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ety, so as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legal regulation path for online car-hailing,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it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187    
  
  网约车是“互联网+”应用于生活中的典型代表,滴滴出行、优步、易到用车、斑马快跑等各种网约车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约车信息及精准的配对服务。网约车令数十亿人获得各种便利,但是在给互联网企业带来相关利好的同时,这类创新性的出行服务在运营过程中存在于各个环节的若干问题也逐渐凸显,成为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焦点。因网约车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屡见头条、因一线交通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打击网约车的行政监管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新兴业态始终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为推进网约车的法治化进程,中国在立法及监管政策落实方面从未停歇。2016年7月14日经交通运输部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并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同意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已于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的《暂行办法》正式确认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同时授权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管理细则。新规实施两年来确实推动了网约车管理的规范化发展,但囿于网约车行业自身的创新性和复杂性,新规在实施过程中矛盾重重。据此,应全面分析与评估网约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探索有效的法律规制路径,以促进网约车行业的有序良性发展。
  一、网约车法律规制之多元困境
  一份关于“互联网+出行”的行业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选择“互联网+”出行方式的人,只有0.13亿,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4.1亿,每月使用3次或3次以上的人群比例占到将近70%{1}。庞大的客户需求促使网约车规模迅速扩张,注册加入平台的私家车数量快速增长,以滴滴为例,近两年内连接车辆达到1000万辆以上,注册用户2.5亿人,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开展业务。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网约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关系到中国在大数据资源领域的战略地位。新兴业态的发展已向我们展开宏伟的蓝图,但囿于该行业的创新性和复杂性,原有针对传统交通行业的法律规制已无法解决网约车面临的矛盾冲突,快速发展的理想愿景与现实存在差距,法律规制困难较大。
  (一)立法不够完善
  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是对新兴事物进行有效规制的前提,也是创新性业态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的部门规章虽然赋予网约车合法的法律地位,但由于网约车是互联网大数据与交通运输市场的创新性融合,目前传统的法律规制无法满足实践中的具体需求,表现在立法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网约车的立法层级较低、不够全面。为进一步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内部秩序,必须提高网约车立法的层级,以完善的立法予以规定和约束网约车行业的发展。现行的网约车部门规章主要是明确网约车的合法地位,承认通过网约车平台从事出租车运营服务的私家车的合法性,并对司机及车辆的相关资质作出相关规定。地方性实施细则根据网约车部门规章的授权对驾驶员的条件、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市场调节价及如何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四个方面因地制宜地作出具体规定。
  这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管理细则基本反映出中国立法对网约车这一新兴行业的规制思路,但法律体系的构建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部门规章虽然对网约车起到“定性”的作用,但通过实践发现这些立法规制大部分是针对网约车的准入制度,而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保险、财政、劳动关系认定及税收等方面都没有具体规定,意味着一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矛盾纠纷,很难对其责任加以认定,缺乏细致的、可操作性强的制度性保障。另外,《暂行办法》中规定地方可以自行制定关于网约车数量、运营标准、价格规范等方面的细则,也就是说,赋予了地方较大的自主权。但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没能准确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理解错位,新增行政许可条件。根据《行政许可法》《立法法》的规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增加行政许可的条件,但某些地方在管理过程中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虽然表面上管理更为严苛,但实际上本身就存在合法性问题。
  (二)执法矛盾冲突
  《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各地对于网约车的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将其视为黑车处理,并将其定性为非法运营。随着部门规章关于网约车合法地位的确立,各地方行政执法方式有所缓和,但仍以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模式为主导,意图采用公权力对网约车行业进行行政干预,即沿用以“资质准入、总量控制、价格管制、服务管理”为主要内容、以特别许可方式维护独占经营权为表征的特许经营机制进行监管。实践证明,尽管特许经营模式能够提供一种兼顾规模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机制,但过度的政府干预与创新业态的发展格格不入,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
  首先,关于数量控制和价格限制。交通运输资源通常属于国家实行高度管制的领域,按照中国特许经营法律法规的要求,只有特定主体、个体、运输工具才能从事公共运输,而且准入必须经过“申请—批准—许可”三个环节,具有高度的封闭性。而网约车行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数量和价格完全可以依靠市场自行调节,政府的强制干预不仅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亦会抑制新兴业态的健康发展。其次,关于户籍的限制。对网约车司机户籍的限制是饱受争议、批评最多的问题。根据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平等权和劳动权。许多地方细则要求网约车司机必须为本地户籍,显然属于歧视外地人,剥夺了外地人的劳动权,不仅不符合宪法关于公民享有平等权和劳动权的规定,也给行政执法带来困难,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新兴业态,网约车的发展在已往的监管执法经验中无章可循,如果僵化地按照传统出租车模式进行规制,必然导致网约车同传统出租车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将网约车“管”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出租车。网约车将失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的共享经济优势,对其创新性价值造成重大损害。
  (三)司法延迟保守
  根据对法院审理涉网约车案件的数据分析显示,大量关于这类新兴业态的案件井喷式地涌入法院,行政案件约占53%,民事案件约占32%,刑事案件约占15%{2}。这预示着网约车争议已进入诉讼领域,司法救济必须及时在这方面作出回应。但司法机关由于立法、执法、监管的多重限制,呈现出延迟和保守的状况。你怀了我的猴子
  以被称为中国“网约车行政诉讼第一案”的“陈超诉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行政处罚纠纷案”为例。该案件由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受理,受案之初,《暂行办法》尚未出台,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曾四次以“无明确法律依据”为由延期审理,导致利害关系人的相关权益始终无处诉求,直至2016年7月《暂行办法》出台,赋予了网约车合法地位,法院才作出“撤销被告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的鲁济交(01)罚(2015)87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判决。这一裁决明显地呈现出司法权缺乏主动性、能动性,没有表现出司法救济的能动性,对网约车的司法规制始终处于观望的态度。
  各地关于网约车的地方性管理细则不尽相同,甚至有的还存在与《暂行办法》相悖的条款。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判例作为参考,仅能做到审判过程不违反法律法规、程序合法,保持适度宽容;审判结果尽量公平、公正,维护公众的根本权益。然而,网约车行业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其发展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及不可预期性,司法机关如果仍循规蹈矩地沿用传统的审判理念和方式,将难以达到司法救济与保护新生事物之间的平衡,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创新需求。
  二、网约车法律规制之现实意义
  网约车的快速发展,在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亦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深圳女教师搭乘滴滴被抢劫抛尸、21岁空姐遭顺风车司机强奸杀害、快车司机在开车过程中观看不雅视频,各类涉及网约车的恶性事件频发。这些负面影响让人们不得不质疑:以人身安全为代价换来的出行便利究竟值不值得?应如何在享受大数据时代带给我们超值服务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呢?显然,这些问题通过网约车自身的调整是很难解决的,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制,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是保障公民基本权益、促进新兴业态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3}。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减少乘客安全隐患
  就网约车目前的发展实践来看,乘客的人身财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网约车平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没有严格按照各地方管理细则规定的准入标准对接入的车辆和司机进行审核,而是私自降低门槛,大多数网约车平台都是只要按照程序进行简单的申请操作即可注册成功。这就导致一些有违反交通法规的车辆、甚至有犯罪记录的司机也能进入网约车行列,造成运营过程风险系数加大,为可能产生的矛盾纠纷留下安全隐患。网约车平台为了应对公众的质疑,虽然通过GPS定位等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全程定位追踪,开通乘客投诉建议通道,但仍然无法避免乘客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发生。因此,必要的法律规制对于减少网约车安全隐患尤为重要。
  不仅仅是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其乘客个人信息安全同样受到严重威胁。网约车平台采用的是开放型平台的商业模式,乘客登陆网络预约平台后,其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地理位置、出行线路乃至日常习惯、常去的商场餐厅等全面的个人信息都会暴露给网约车平台甚至司机,这些信息极有可能在乘客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商业利用{4}。2016年11月,记者在某热门网站调查发现,网约车平台甚至以每条信息几十元钱的价格公开叫卖客户个人信息,这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后,带来的不良影响难以估量。显然,仅仅依靠网约车平台自身管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只有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厘清责任主体,增加追责方式,对于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信息泄露事件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才能在大数据时代让人们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有效地管理与保护个人信息。
  (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于出租车行业实行的是数量限制、价格限制、经营模式限制和租价限制的特许经营模式{5}。根据中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规定:“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资格、资质认定,只有符合条件的人员、车辆、公司才可获得行政许可进入出租车行业。”也就是说,对于传统出租车行业来说,取得出租车运营资质要经过严格且烦琐的行政审核手续,无论是资格还是数量都受到严格控制,属于国家对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在实践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出租车牌照转让价格高达几十万,厦门等旅游城市的车牌甚至一度被炒到百万左右{6}。网约车的经营许可则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虽然各地出台的政策法规对网约车的主体资格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相较于传统的出租车运营主体来说,其准入资格还是相对宽泛得多,只要人员、车辆满足网约车平台公司单方面制定的服务标准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就可以申请在网约车网络平台上登记注册取得网约车资格。
  显然,网约车既不需要面对行政审批的压力,又可以享受平台的高额补贴,对于同为提供交通出行服务的两种方式而言,其竞争压力不言而喻。尤其对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来说,在如此不平衡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心态极易失衡,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出租车司机罢工甚至围攻网约车司机的现象。群体性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法律规制是规范市场经济竞争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政府应从特许经营权入手,科学地设置监管方式,降低网约车与出租车之间的成本差距,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竞争性市场结构下资源配置效率。
  (三)促进共享经济有序发展
  共享经济被称为协作经济、对点经济,是指个体或者机构利用其掌握的闲置资源,彼此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提高资源利用率,公平、有偿地共享一切社会资源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诞生之初,因其大部分行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都属于违法行为,并不被国家或地方政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孙瑜晨.互联网共享经济监管模式的转型:迈向竞争导向型监管[J].河北法学,2018,(10):19.

{2}程琥.我国网约车监管中的法律价值冲突及其整合[J].环球法律评论,2018,(2):91.

{3}陈越峰.“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J].法学家,2017,(1):23.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4}张钺.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初探——以互联网专车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7,(2):46.

{5}谢新水.网约车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冲击、支持与合作思维[J].理论与改革,2017,(4):140.

{6}莫林.网约车规制策略转向:从整体管控到技术治理[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5):141.

{7}王静.中国网约车新政的变革方向[J].行政法学研究,2018,(4):116.

{8}黄锫.共享经济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问题研究——以《上海网约车新规》为分析对象[J].政法论丛,2017,(4):61.

{9}宋心然,张效羽.网约车地方规制细则成本收益分析:以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为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5):126.

{10}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6,(1):125.

{11}顾莎.探究交通事故中网约车平台的侵权责任承担[J].法制与经济,2018,(11):27.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418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