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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隐私侵权的法理思考
【副标题】 从李辉质疑文怀沙的事件切入【作者】 苏力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博士}
【中文关键词】 隐私侵权;信息;公众人物原则;为尊/长者讳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09
【摘要】 通过隐私侵权的个案分析展示目前学界以公众人物与普通人的区分为基础的隐私侵权法理存在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受信息经济学的启示,结合对历史中国有关隐私保护的社会实践及其理由,本文试图以信息的社会相关性和利益平衡为基础论述和重构隐私侵权的法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253    
  目次
  一、名誉侵权或隐私侵权
  二、复杂的利益格局
  三、真相并非至要
  四、核心是信息对于他人的利害
  五、不同的信用品——兼论艳照门事件
  六、反思“公众人物”的进路
  七、隐私权的法理重构
  八、“为尊/长者讳”与“揭人不揭短”
  九、小结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1]
  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民谚
  一、名誉侵权或隐私侵权
  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报》整版刊发了李辉的文章,质疑文怀沙自报的年龄、当年入狱缘由以及国学大师的说法,引发了社会关注。[2]李辉的文章以及随后的解说有根有据。[3]尽管有人,包括文怀沙本人,出面回应、反驳,却也只是质疑李辉用心不良,最重要的是,都刻意回避了李辉的三点质疑。文回复称“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等于默认。[4]
  但文的一位辩护者却透露:文怀沙的儿子打算状告李辉和刊载质疑文章的《北京晚报》,索赔金额为1个亿,因为“李辉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文老的国际声誉,严重影响到文老的经济利益”(引者添加的着重号)。[5]
  相关的诉讼不可能发生。从法理上看,大致有两种个人信息的传播可能导致一个人名誉受损,并可据此提出名誉侵权。一种是传播诽谤性的或严重不实的信息。但就目前双方辩驳透露的信息而言,法院不大可能接受文提出名誉侵权诉讼。因为基于即便不完整的实证材料质疑某人年龄或学术贡献不可能构成诽谤,这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李辉称文当年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这一指控,若严重不实,有可能构成诽谤。但也只是可能,仅证明李辉缺乏“善意”还不够,文需要证明李辉有“恶意”,或是李是张口就来,完全没有根据。文及其辩护者至今未提反证,一再回避,其必有难言之隐。
  另一种名誉受损则是因曝光“隐私”,某人的一些不愿泄露的私密信息。这些信息不必定完全真实,但常常基本真实;但恰恰因其真实更会令被曝光者名誉受损。[6]我国司法实践因此将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纳入名誉侵权。[7]李辉的头两点质疑,文的年龄和入狱原因,无论真假,也无论李辉的动机,都触动了这块奶酪——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即便文国内外声誉毫发无损,仅因隐私被李辉曝光,文就有权诉诸法律,而且文无需证明自己声誉受损。但即便诉诸隐私侵权,哪怕能赢得官司,文仍面临这样一个他未必想看到的结果:诉讼会进一步向公众广泛传播他本想避免曝光的私密信息。权衡之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许是更好的应对。
  即使诉诸隐私诉讼,文也未必能赢;很难赢。因为世界各国法律都不曾允诺保护个体的一切私密个人信息。法律承认某些个人信息属于隐私,如张三离婚了、35岁、未婚生育、曾患过某种病,并不等于认定这些信息就受法律严格保护,如可诉诸隐私权不让别人知道或传播。立法以及司法常常会基于社会共识或习俗,规定或裁定某些社会层面上私密个人信息不享有某些法律保护。就此事件而言,争点则是,李辉曝光的文的私密个人信息是否享有或应享有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这关系一个更一般的有关隐私的法理问题:应依据什么标准,来区分受法律保护的和不受法律保护的私密个人信息?理由是什么?
  从目前的社会法律实践来看,大致有两种进路。一是新闻职业追求体现的进路,即追求发现有新闻(市场)价值的事件或人的事实真相,尽管常常被简化为或被误解为追求事实真相。不能简化。因为媒体并非科学界;若无足够市场价值,真相对媒体来说几乎没有意义。新闻的市场价值不是或至少不全是媒体创造的,而是消费者的需求创造的。媒体和消费者的利益有某种一致性,学人和媒体因此常用公众知情权来正当化媒体的这一追求和这一进路。但从逻辑上和经验上看,这一进路有争议。哪怕是公众关注真相,也不足以表明某一关注正当、必要甚或应当。例如,曾有媒体关心王菲女儿是否豁唇,想用照片向公众传达这个真相/真理,但公众并不支持媒体。就因为真相有时过于残酷,特别对相关个体。而且,公众如今也日益察觉媒体的商业利益,与公众关切会有重合,但并不完全重合。“狗仔队”这个说法就体现了公众的觉悟。此外,这一进路的错误还在于,第四节会分析,即使在隐私问题上,公众其实也不总是关心真相。
  意识到公众与新闻媒体有利益分歧,也受美国有关诽谤侵权法和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相关司法判例影响[8],在隐私问题上,当今中国法学界和至少部分司法界的思路围绕着“公众人物”展开。[9]尽管最后未被采纳,但当年《侵权法》的建议稿采纳的也是这一思路。[10]其核心命题是法律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作必要限制,区分公众人物与非公众人物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围。具体理由或根据大致是,公众人物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包括知名度)令其工作、生活、言行举止与公众利益更多相关,甚至就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人们对这些人的一切情况自然会更多关注和更有兴趣;公众人物有更多渠道和能力保护自己名誉;为保护言论出版自由,必须给传媒更大的自由空间。[11]
  关注“公众利益”思路对,“公众人物”概念却容易出错。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一般说来确实有可能更多关涉公众利益,公众也更感兴趣,但如果用人物的公众重要性作为识别其个人信息是否具有公众重要性的代理(proxy),用来筛选信息,这就错了。不仅逻辑上不成立,实践上也必定不精确。这一进路以与信息有关的那个人的意义替代了信息本身的意义。
  借助信息经济学的思路和洞见[12],通过分析文怀沙事件以及近年中国的其他一些隐私事件,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有足够涵盖的有关隐私的思路和理论框架。这一思路将分析的关注点从人转向相关信息的社会利害。
  二、复杂的利益格局
  法律的难题从来不是确定某种利益是否需要保护,而是还有与之冲突的利益也需保护,该如何平衡冲突、纠结的利益保护。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宏观上简单勾勒在隐私问题上冲突的利益图景。
  尽管人们普遍赞扬襟怀坦白、光明正大,似乎社会一向鼓励和表彰的这种做法,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某些个人信息不希望别人知道(或只希望极少数人知道)。不希望别人知道可能因为这些信息在社会层面上看是不光彩的,惹人厌恶和反感的,会受法律或社会习俗制裁。但有些信息并不令人厌恶和反感,也不希望别人知道,因为这些信息有损个人形象,如打瞌睡时流口水的照片之类的。还有些信息只有别人都不知道或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对自己才更有意义,信息的私密会带来亲密和幸福感。没几个人会把初恋或初吻的信息到处传播,尽管这不丢人,也不令人尴尬;还有自拍保存的裸照。信息公开“一视同仁”不可能,差别对待更符合人性。
  符合人性的应予以足够理解,却未必就得尊重甚至追捧。人性的、自然或本能的并不必然“仁善”。如果这种欲求不损害他人,可以尊重,或敬而远之。麻烦是,这种欲求有可能损害他人,有时甚至会严重损害很多人。
  人作为社会动物,都会同他人交流。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人的交流会无意甚或有意传递一些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个人私密信息。即便没有蒙人的动机,也可能误导人,人们一般也都希望自己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也会尽可能纠正给别人留下的坏印象,却没人去纠正他人基于误解对自己的好印象。最诚实的,也只会纠正那种可能令对方受伤的重大误解。
  但社会中一定有人,事实上不少,会有选择地透露与自己相关的私密信息,甚至故意编造一些有关自我的虚假私密信息,制造假像,以误导他人的方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平日装成守法公民,其实正在犯罪;或是以正人君子的面貌来追求某种公职;或以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等。
  就因此,社会生存竞争筛选并培育出了人的另一天性:总希望尽可能多了解他人的隐秘信息。甚至有相应的社会规范和机制鼓励人们襟怀坦白。哪怕获得的信息暂时无用,也可以储备起来,有备无患;或可以作为商品同需要者交换,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收益。这种天性不一定都是动机不良或后果不好,不仅因为了解别人常常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而且,如果我告诫甲,乙一向花心,这就是保护了甲,尽管在特定意义上,我也伤害了乙。
  因此,在所谓隐私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由多种人性需求相互交织抵抗构成的非常复杂的社会格局。隐私是人的天然欲求,了解隐私也是人的天然欲求;隐私涉及个人利益,了解隐私同样涉及个人利益;保护隐私有社会收益,曝光隐私同样有社会的收益。在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时,要考虑的就不是人是否渴望隐私,而是如何在冲突纠结的人性追求中,在多种同样有社会意义的人性欲求中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因恰当保护了冲突的利益而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平衡。
  不仅有利益的冲突,还有社会变迁这个变量的介入。事实上,在英语世界中,隐私作为法律概念进入法律话语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13]当中国学者批评传统中国缺乏隐私概念时,他们忘记了这个概念其实是现代构建。在人类社会,在中国历史上,隐私一直存在,也有社会规范给予适度尊重或保护,却未必需要一个隐私概念。在传统中国,普通人都生活在农耕社区,某些私密信息因此很难私密(“隔墙有耳”),但由于人员流动有限,信息交流的技术条件受限,许多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甚至就算村里人都知道,那也只是百把人之间的秘密,不至于满城风雨,更不会名满天下。在社区内,许多隐私也没啥重大社会价值。但家长里短、流言蜚语还是一直存在,以及人们对此态度暧昧或首鼠两端,也表明人们也确实希望了解一些隐私。甚至,为了维系公共秩序,社区或更大的社会还会制度化地公布某些今天看来完全应属私密的个人信息。最典型的是已婚女性必须改变发型,或以其他方式向公众表明;如欧美社会的戒指等。同样因社会秩序的需求,传统中国农耕村落也会把一些今天认为可以甚至必须曝光的私密信息视为隐私予以适度保护,如后面讨论的“为尊/长/贤者讳”或“揭人不揭短”等;家居生活也有某些礼仪来防止侵犯隐私。[14]这表明传统社会一直试图平衡,却很难以断然明确的规则或制度来有效处理隐私问题。
  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麻烦之一。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隐私问题变得更突出了。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各种条件和机制都促使了社会学和法学意义上的个人和个人自由的发生发展,要求并创造了更多隐私,这不仅是个人福利,也令社会大为获益——最典型,也许是你能少受打扰搞科研或学术。但隐私也会带来社会危害,有时甚至危害巨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恐怖活动。这正当化了政府对各种个体私密信息广泛深入的搜集和利用,但边界在哪?[15]不仅要担心,政府或政府机构或公务人员会不会过度侵入个人隐私,也必须担心被挪作他用和私用。
  在社会层面也存在隐私与知情的冲突。无数陌生人在各种市场交往,各自需要信息,需要自我保护,也各自可能或势必利用信息稀缺来有意无意侵害他人的各种利益。回应社会的需求,现代媒体发展起来了,相应的技术发展起来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还把无数分散的窥探隐私的个体欲望集中起来,凭着各种现代的窥探和传播技术,把众多隐私转化为各类商品,规模化消费,并以这种生产不断创造和激励着新的消费。隐私概念以及法律上隐私权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不证明隐私得到了保护,反而证明隐私被剥夺的严重。究其根本,正是人类在隐私问题上两种天性的自我分裂。
  鉴于法律的实践特点,还必须考虑,诸如隐私或私密信息这类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相关的一般原则带来的操作问题。私密信息都是具体的,你可以各种方式分类或界定,但一旦进入实践,问题会更多。例如谁的私密信息,什么样的私密信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谁(媒体、个人、单位、政府),通过或没通过谁传播给了或告诉了谁(公众、个人、单位、政府),影响了谁以及影响的程度等。
  这注定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领域,不是修辞。“剪不断”是因为我们冲突的人性需求以及由此衍化发生的这个高度复杂的生活世界;“理还乱”则因为我们很难甚至就是无法以明晰的概念、规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三、真相并非至要
  在文怀沙事件中,争论围绕着李辉的三点质疑:文的年龄,因何入狱,以及是否章太炎的弟子或国学大师等。在其他许多隐私事件中,也常提到真相。但真相话语是错觉。真相只是某些利益关涉者的说辞,用来掩饰其真正关切——如媒体的商业利益;但这种说法更可能遮蔽公众的利益关切。这一节就以李辉的三点质疑来展示这一点。
  首先是文的真实年龄。不论文究竟出生于哪一年,其实不是大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很有社会意义的真问题。在文出生的时代,无论是文自称的1910年,还是李辉查证认定的(有文本人亲自填写的表格为证)20世纪20年代,中国都还没建立统一的出生登记制度,在长期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
  只是过去约半个世纪以来,首先更多在城市地区,年龄精确才逐渐变得重要了。年龄如今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规则治理也即法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至今还是不像城里人死抠年龄,说的还是“孩子大了”“该上学了”“该成家了”“上岁数了”等,透出了“前现代的”时间感。即便在城市,文这个年龄段的人,人们基本不在意退休者的精确年龄。文1981年退休(后转为离休),不涉及就业或晋升或婚姻;乍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具体利益相关。人们关心的其实并非文究竟出生在哪年,而是他是否改过年龄,重要的其实是为何改?
  入狱是由问题大一点,因为这有对文极不利的强烈道德意味。文及其辩护者都有意回避了李辉的具体质疑[16],还不时“顾左右而言他”。但即使李辉所言为真,单独看来,问题也没那么大。从法理上讲,一个人有罪过,入狱受惩罚后,已还了债,出狱后没理由要求他继续偿还了。如果是用普通人而不是圣人或大师的标准来看,“文过饰非”的人很多,把自己一生的平凡或不够辉煌归咎于社会或“文化大革命”很容易,也容易得到同情。因此,李辉的质疑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在我看来,并非文提供的自身信息是否真实,而是就因为这些信息的真假难辨,人们开始怀疑甚或认定文不只是选择性陈述了,避重就轻或夸大其词,更可能有意造假。这对于曾经相信文的言说的公众就足够了,他们并不关心文当年因何入狱,因何出狱等真相。
  至于文是不是“国学大师”则不可能有“真相”。这是语词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把我们认为“配不配”误解为或表述为“是不是”,把意见之争错当了事实之争。与出生日期和入狱是由不同(这有确定的参照和判断标准),“国学大师”没有可验证的统一标准,有的只是各人心中的标准,或模糊的社会想象。“国学大师”往往是,受社会影响,个人对某人的主观强加或认同,是前者对后者的看法或判断,由前者施加却也可撤销,更像是名誉或名声。当然这也要有些证据,但人们对证据的评判差别很大。在一些辩护者看来,文就是国学大师,依据是他提交的33字“真经”,主编的《四部文明》以及媒体列出来的他的著作。但在李辉那里,在我这里,文不是,证据却相同。但我没法说我的判断一定比文的支持者的更真。
  如果是他人对文怀沙的尊称,那么即使我认为文“不配”国学大师,那就不是文的过错。他应拒绝该称号,但为什么。如果不用大师特别是道德大师的标准要求他,只是视文为一个多少渴望点虚荣的普通人,和大多数人差不多,那么他的问题最多也只是在称号问题上采取了“三不”政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但社会上这种人其实不少。问题至少部分在于恭维他的那些个人或媒体。但在这个种种荣誉称号和头衔普遍贬值的时代,这也不算太大的问题。没太多理由追究文本人的责任。
  如果更深入一点反思,我们还会发现,问题甚至不是文说了假话,或没说真相。总说真话,有时很残忍。不仅人有时需要说假话来维持自己的尊严甚至活下去的勇气,而且想想能对病危者说“医生说你活不过这一周”吗?所有社会不同程度都许可甚至鼓励说些许假话,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制度:恭维女性,安慰病人(特别是病危者),鼓励怯懦者或不自信者。一个只有真话和真相的世界其实很糟,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承担。
  不是为文开脱。我只试图辨析指出,有关文怀沙重要的并非事实真相。人们谴责文不是因为假相。回想之前一些媒体曝光隐私的事件,2006年8月《东方早报》爆料王菲女儿“豁唇”[17],2003年10月我国台湾地区《东周刊》封面曝光香港某著名女影星被掳裸照[18],都不是假相,不少民众还曾以抢购表达了他们欢迎这些真实信息,却仍有很多人,包括某些抢购这些信息的人,对媒体曝光这些真相表示了反感。抽象看,追求真相是种美德;当涉及隐私时,人们并不真相至上。
  四、核心是信息对于他人的利害
  如果在意的不是真相,那么关注李辉质疑文怀沙时,社会公众在意的又是什么?在我看来,社会公众在意的是自己与文的各种可能的广义交易;在这些交易中,文操作利用了这些不实信息获利了,而社会公众,主要一些媒体的受众,受损了。
  这里交易的不是什么实在的产品,只是文通过媒体向公众透露(其实是推销和出售)有关自身诸多误导人甚至虚假的信息,构建了他“国学大师”的声誉和形象,获取了主要是一些非货币的收益,如社会的尊敬,在“国学”的市场竞争中——相对于质量相当的其他国学产品而言——这个“国学大师”品牌使他处于更强的竞争位置,在与国学不相关的社会交往中他也从公众那里获得了其他潜在好处。但不仅如此,文也有些货币收益。由于“国学大师”的品牌,至少有些人更愿意购买以文的声誉背书的广义“国学”产品,这包括他本人的字画以及他主编的《四部文明》等。[19]主要不是实物交易,却仍是交易,尤其在日益注重商标、品牌的所谓“知识经济”的当今。在这个时代,因种种因素,“消费者”日益从购买“检验品”(购买前可以检验确定货物品质)或“经验品”(用后才能确认其品质),转向购买“信用品”(产品品质很难检验,消费者通常更多或只能依赖卖家诚信)。[20]
  “国学”是一种特别典型的信用品。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界定的领域,范围极广,可以说涉及一切非明显西学的仅与传统中国相关的思想、知识、制度(例如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甚至技能(如往往被列入文化范畴的金石、篆刻、书法、版本、文字学的知识等)。其涵盖范围如此广泛,但也由于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文化传统变迁,现代人对“国学”大多非常陌生。不仅普通民众,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毕业于受国学影响更大的文史哲学科的人,对国学知识也缺乏足够鉴赏和甄别能力。
  20多年前,在对本土文化缺乏信心、社会财富也比较匮乏的年代,国学知识的缺乏不是问题。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心态开始变化,对传统中国的各类文化知识和产品有了一种相对平和、宽容和中立的态度,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也多了一分基于信念——而非基于知识——的自信。社会中有部分人对“国学”感兴趣了,希望了解一点或了解多一点。但文化的断裂变成了理解、欣赏、评价和甄别“国学”及其品质的障碍了。当人们无法以自己已有的知识来理解、评价“国学”,甚至无法直接以消费来验证其成效之际,“国学”就变成了一种彻底的信用品,它极端依赖国学的形象代言人。国学产品的选择、消费完全依赖于专家、学者的身份、知名度,形象和语言修辞,而不是这种知识的实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如今“国学”还有某种精神安慰或娱乐作用。
  因此,时下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尽管精通甚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明显减少,不仅没有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信守传统中国文化的学者,甚至连鲁迅、郭沫若这样熟悉传统但更多反传统的现代学者也很少了,但“国学大师”称号却多了起来。即便能解说下“论语”,甚至“三字经”,也都算对“国学”有研究了。
  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的信用一旦出问题,受众反应就会很强烈,因为受众对国学的信任,尽管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讲解“国学”的学者、专家和大师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好比,如果我自己懂如何炒股,参考股票分析师的分析炒股赔了,我没法埋怨分析师;但如果我炒股全都依赖股票分析师的分析,赔了,我对分析师一定愤怒。
  文的言行甚或有意利用了受众的诸多社会想象。社会想象之一是,既然国学来自于中国传统,是一种属于历史属于过去时代的知识,那么,在受众心目中,有意无意地,作为国学之象征,代言人的年龄就有了特殊意义。似乎在时间上更接近那逝去之传统,就能保证一种更本真、更地道因此可能更优质的知识产品,就像空间的接近——典型说法是“零距离接触”——更能得到真传一般。这是人类基于生物本能难免发生的一种普遍错觉(因此,才会有“朝圣”,才会有为尼采批评的那种对起源的关注[21])。但这个错觉,使文的年龄,这个与学术本来毫无关系的私秘信息(公众并不关心文是否章太炎的学生,因为章其实是公众不熟悉也很难理解评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文化想象和错觉中,促成了文的“国学大师”形象塑造,起到了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文号称100岁或接近100岁,这些数字对那些有意无意迷信整数的人,对那些潜意识相信“国学”能让人延年益寿的受众也有影响,同样会强化受众对文的国学大师形象及其推销的文化产品的信任。这也才能解说,在当代中国人更多追求自己年轻之际,文会反其道而行之,在可以选择其他年龄之际,断然选择了一个更年长的年龄。
  在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国学”的另一特点是,不论其在历史上实际如何,也不论今天学界如何界定,至少在普通受众中,“国学”以儒家思想和教训为主,讲求“道德/文章”,讲求“仁义礼智信”。真正的“国学大师”,不但应“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而且懂得并践行了“仁义礼智信”,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正是在这种社会期待中,文虚构的所谓“反江青、文革中坐牢、关在秦城监狱、1978年平反以及胡耀邦曾亲自过问”这些意象,在当代中国社会公众文化中就有了与公众理解的“国学”相兼容、又很容易调动想象和情感的道德意味。
  但不只是道德意味,还有政治社会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而是天津某个劳改农场;如果不是胡耀邦且亲自过问,而是其秘书甚或天津的某位领导,或只是依据政策“一风吹”,受众会什么感觉。文精心选用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名词都有远远超出专有名词之外的重要信息意味。它们不仅暗示和保证了文的道德地位,更暗示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具有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地位。一个品格高尚、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就这样塑造起来了。这成了受众筛选理解文的其他信息的基本框架。乃至面对电视观众,文说“我就喜欢18岁的姑娘”,也被受众自觉转换成“大师”的“率真”和“坦诚”甚至“童真”。
  甚至他的长长的白胡子,甚或“文怀沙”这个名字——试想若是“王富贵”“苟栓柱”或是“牛跃进”——也都有助于其国学大师形象的社会塑造,令受众更买文的帐,认同他的形象,进一步强化他的声誉和形象代表和支持的那种社会想象中的“国学”。[22]人类是太容易产生错觉的,因为丰富的想象力,也因为其不够丰富的想象力。
  一旦李辉曝光了文这两方面的私密信息,这个声誉和形象立刻崩塌了。问题不是文的真实年龄,而是他为什么改年龄。如果只改过一次,或许还可以原谅。如果文第一次选择虚假是机会主义的,那这一次选择回归“真实”就同样可能机会主义。文躲不过受众心中基于对事实怀疑而产生的那个深厚伦理质疑。文因诈骗流氓罪入狱与文自己透露的入狱是由反差巨大,令文与人们想象的那个正直、道德、忠贞、智慧的国学大师形象完全无法兼容。期待高,一旦失望,情感失落的强度也更大。观众想象与虚假信息互动构建的文的道德形象彻底崩塌。
  进而,以文的道德和智慧形象代表、支撑和保证的那个信用品——国学权威——也倒了。李辉质疑的第三点,文的国学成就,对广大受众已完全不重要了。他们其实从来就没真关心过,他们也不曾有能力理解和评价文的国学成就。他们感兴趣的其实只是被用来保证其国学产品品质的文的道德和知识形象。
  在此,说破真相只给文造成了损失。社会并无损失,相反有社会收益。
  五、不同的信用品——兼论艳照门事件
  这两个虚假信息,对文的声誉及其背书的信用品的打击真的如此巨大和彻底吗?如果是,又为什么?因为曾有许多当时看来不可收拾的丑闻,一旦风头过去或尘埃落定,丑闻当事人就重出江湖。一位女明星曾在媒体向受众努力表现自身人格清纯的信息[23];“艳照门”发生后,她的性隐私曝光表明她言行不一。虽然受众反应和反感强烈,不少人还是对涉事女明星隐私的无情曝光怀有一定的怜悯和同情[24],全然不像对文这般鄙视。乃至一年后,涉事女明星就试图重出江湖;至少舆论并不拒绝。[25]特别相关的是,这些演艺明星销售的产品,就广义分类来说,与文销售的“国学”产品一样,同属信用品。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光彩的个人私密信息曝光为什么导致文,却未导致这些演艺明星,以各自形象背书的信用品崩溃?
  文通过媒体同受众交易的产品是一种纯粹、彻底的信用品——以文的虚假信息构建的国学大师声誉和权威,以及以此背书的他的其他国学产品,完全没法经验验证。有谁能把文主编的据说1.4亿的《四部文明》读完,并给出令人信服的评价?即使《四部文明》价值很高,该归功于文这位挂名主编的又能有多少呢?文本人的字画也有同样的价值评估问题。相比之下,女明星固然以其清纯形象吸引了观众,支持并保证其影视音像产品有良好销路;但无论如何,首先,这些女明星的个人形象在公众看来仍然漂亮——因此是经验品,这些影视产品也不只有甚至主要不是她们的个人形象。好的影视作品得有故事,好导演,也得有众多好演员,女明星只是其中一员。女明星还得有一定演技,其扮演的艺术形象必须与全剧故事和人物贴切和吻合,必须合情合理。艳照门涉及的女星曾有大量粉丝,绝不只是因为她们的美颜。影片中受众喜爱的形象并非只是她们的自然形象。甚至,我们还可以退一步,影视作品的受众消费的并非女星的道德形象,让影视作品消费者赏心悦目的是帅哥美女的外在形象,即便她们个人私生活在影视观众看来不够检点,但在影视中她们的形象或经历仍可能让人感到楚楚可怜——这就是经验,也是某种检验。她们的作品并非纯粹的信用品。
  当然如果她们个人行为与影视作品中清纯美丽形象完全一致,有可能增加其影视产品的推销,赢得更多粉丝。如果不一致,可能会减少一些边际的“粉丝”和消费者,但演员的这类声誉或流言并非其作品畅销的基础,也并非保证,否则就不是影视“市场”了。没有人仅因某演员人品好就成为其作品的粉丝。在影视作品中,演员的所谓“人品”或“人设”与其作品质量之间没有什么相关性。畅销影视作品一定要有、也会有独立于影视明星“人品”或“人设”的价值。
  还可以一种方式来论证这一点。只要曝光的个人隐私表明影视明星在其日常生活中不像其在影视作品中清纯、道德,这也意味着她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本色演员”,也就表明她们在影视作品中展示了其独到的演技,使她们创造的艺术形象比社会生活中的自我更美丽、清纯和动人。这意味着她们的表演有独立于其自身的价值。她们的作品也就成了一种检验品或经验品,不再只是由其自然形象保证的信用品。
  这也表明,“检验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的经济学分类其实是相对的。卷入“艳照门”事件的女演员,只要其作品赢得了一定数量的观众,那么无论演艺界界定其为实力派还是偶像派,在社会消费层面,她们都必须通过其艺术形象或演技争取消费者。我们也许可以将她们的市场价值归结为她们的清纯漂亮,但并非所有的清纯漂亮的人,都可能获得她们获得的那个市场;这就如同并非所有长相如葛优或赵本山的人都可能有葛优或赵本山的成功。换言之,她们不像人们夸张的那样,仅仅是“花瓶”;她们必定具备一些独立于其外部言行、形象的影视市场的消费价值。
  由于信用品程度不同,或说相比之下,一是信用品,一是检验品/经验品,我们就可以看出文怀沙与艳照门女星之间的重要差别。同样留下了“假象”,说了假话,消息曝光后,第一,女影星只是伤了部分影迷的心,其影视剧仍然值得观看,其艺术形象仍然可爱,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必定消减。文却没留下什么可以直接感受和评价的有质量的产品,留下的只是一个丑闻。第二,女影星本人为隐私曝光支付了全部成本;除自身形象崩塌外,隐私曝光令文代言的“国学”也受到某种损害,至少那《四部文明》受损严重。第三,普通受众对演艺界人士和国学大师的道德期望值本来就很不相同。以及第四,也许最重要的是,尽管都“欺世”了,但“盗名”不同,艺人盗的是边际上的艺名,欺世再大也不会造成巨大和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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