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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经验”方法与法学研究
【英文标题】 The Method of“Experience”and Law Research
【作者】 刘建宏【作者单位】 美国罗德艾兰学院
【分类】 其他
【中文关键词】 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法学方法论;法学研究
【英文关键词】 positive method;experience research;law methodology;law research
【文章编码】 1008—4355(2007)03—003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33
【摘要】 在科学发展史上,方法论的突破往往带来科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历史地看,“实证”研究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被扬弃的概念,科学的提法是“经验研究”。经验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以客观观察所获得的准确资料为基础。在法学研究中,经验方法只适用于研究与效用有关的问题,不适用于研究与价值有关的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必须完成一个话语体系的转变,即从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转变到数量形式的思维。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break through of methodology often brings great break through in science development. Historically,“positive”research method,of which scientific name is experience research,is a forgotten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develop ment Experienc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amount of fact and it emphasizes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must treat the objective material from the objective observation as it’s base. In law research,experience method is only applied to the issues connected with efficiency,rather than the issues of value With experience method,the paradigm must be changed from theoretical thinking or logical thinking to figure—thinking.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161    
  在科学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方法论的突破往往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契机。所以,各学科的名家、大家大都十分重视方法、方法论的探讨。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方法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这一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各门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研究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探讨方法论的文献中,“实证”方法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中也有若干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发表{1}。可以说,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呼声已经相当高{2}。但是,国内一些介绍实证研究的文献,似乎还没有讲清楚“实证研究”这个概念,对其介绍也存在不少误解。基于以上原因,又鉴于国内实证方法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因此,由一个在美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对此做一些解释也许是有益的。本文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讨论“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国内文献中有关实证研究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讨论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角色及其局限性。即什么样的法学问题不能用经验方法研究,而经验方法对什么样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最后,指出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命题向经验思维方式转变的方法。初步介绍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框架。
  一、从“实证研究”到“经验研究”
  在讨论“实证”方法的国内文献中,读者常常可以见到多个相近的提法,特别是“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两种提法最常见。那么,这两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又是什么呢?
  在国外现代社会学科文献中,“实证研究”这个词现在已经鲜有人提及,也就是说,“实证”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中文中“实证研究”这个词最接近的英文词是“positivist study”。然而,如果在英文资料中查找这个词语,就会发现,至少在过去30—4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我们还找不到哪一个作者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如果偶尔找到一些提及或讨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文字,则会发现它们多是在哲学研究文献中或涉及对方法论历史发展的文献中出现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科学的提法是“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到底区别何在?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家不再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了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是最早提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人。他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的概念,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他的理论在哲学上被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 ism)。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遭到了很多严肃的批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现代学者都承认孔德在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德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陷入了无休止的概念思辨争执中,沿袭欧洲深厚的思辨传统,社会研究总是脱离不了哲学层次的探讨。说到学术界这种状态,各位是否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3}?
  我们不能说这些思辨的探讨都是无意义的,但孔德强调社会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从概念到概念这种思辨的争执和讨论不能使社会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的增长。所以,他提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必须要有革命性的突破,即全面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孔德强调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停滞不前而是获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世界,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了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高明之处就是它是以经验为基础。他提出实证的概念,指出实证的精神是一种强调真实、强调有用、脱离思辨的争论的、可以使社会科学增长和进步的精神{4}。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走自然科学发展的路子,以可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这就是孔德的总体思想。
  这种思想在当时而言的确是一种进步,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孔德的思想和方法论并非无懈可击——他未能解决好一些尖锐的问题。例如,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现象是什么?现象有没有理论意义?如何知道观察到的现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于这些问题,孔德的回答至少陷入了两大误区:一方面是反对思辨过了头,陷入了从经验到经验的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由于他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并曾把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因而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与人有关联的。人是什么?人是有意识、有动机、有情感和意义世界的高级动物。由于这些缘故,后来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遭到历史批判,而“实证研究”也成为一个脱不了干系的带有贬义的词。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科学家实际上从来都是必须将理论思维、逻辑推断和经验现象的观测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理论思考指导观测,才能知道要观察什么现象,才能看到现象的真实含义。这种过程是一种以理论知识为指导,以准确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为基础,摒弃表面,认识深层的一个经验与思维相互不断作用、不断调整、修正,逐步达到准确、深刻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孔德所描述的“实证”过程是有区别的。但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形而上学及从概念到概念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从而称为“经验研究”。
  一般来讲,经验研究就是强调研究的资料必须先来源于客观准确的观察,就像自然科学中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准确的测量一样,然后再进行严格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外常常把自然科学称为经验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称为经验的研究,来突出它以准确观察资料为基础的特点。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以客观准确地观察资料为基础,从而也加入了“经验科学”,以区别于在概念层次上的纯理论的讨论。
  因此,“实证研究”这个概念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被扬弃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应能看出“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了:经验研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实证研究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名词。
  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这个概念所确立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科学研究必须以准确客观的观察获得的资料为基础。但这个概念并没有规定观察的方法和获得资料必须具有数量的形式,所以,经验研究并不等于定量研究。通常在所有经验研究中,主要的方法通常被分为两大类: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定性研究集中于研究对象的某些性质,力求达到对较少个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描述,达到深入的了解;而定量的研究,则着重于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达到对对象的某种较普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而广之的认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的大趋势是从定性研究为主发展到定量研究为主。这个趋势是从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研究中最先开始,之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步扩大其“地盘”,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精通统计学的经济学家就普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普遍采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多年来,经济学领域中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方面做出贡献并因而获奖的学者。这种从定性至定量的趋势随后也出现在其它各门社会科学中,如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只是由于这些学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本身的特点,定性研究方法仍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从而不会完全消失。
  目前,在国外现代社会科学中,占绝对数量的研究,尤其是发表在顶级杂志中的研究大都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所以,一提到经验研究,人们想到的形象就是严谨收集数据,进行复杂的数量分析,最后达到尽可能准确的结果。这样一种现代的研究,就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经验研究。在这里,这个概念几乎等同于“定量研究”。我个人从不否认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必须看到定量研究对研究人员素质要求要高的多、训练难度要大的多、训练时间要长的多。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1]实在是一个对这种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趋势一种天才的预见。
  了解了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个历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有学者把“实证研究”描述为“定量”的研究了{2}43。虽然这样的理解不够准确,但的确反映了作者对国外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感受。
  综上所述,“实证研究”的提法是一个历史概念,不能与现代国外发达社会科学的概念“接轨”。而经验研究是较现代的提法,反映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导原则,在经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定量研究已经达到了十分先进复杂的程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断占领新的领地。
  在国内,常有人把“实证研究”的概念与“实证主义”的概念或者联系起来或者“混同”起来。有的学者批评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并试图划清两者的界限{2}43,但结果始终无法令人满意。考虑到以上的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对这种状况恐怕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然而,我们提“实证研究”或“实证方法”的概念是否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呢?有无必要彻底将这个概念从国内话语体系中清除出去呢?我的回答是无所谓。因为国内的文献对“实证”的提法似乎产生了约定俗成,例如,白建军教授归纳出实证研究的三个特征:程序、经验、量化。其中,程序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但经验和量化是准确的。白建军教授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经验研究应当遵循固定的“规范”或“程序”,这种“规范”或“程序”可以概括为几个步骤:提出问题;建立理论假设、工作假设;实地观察;调查搜集资料;整理、统计、分析资料;最后得出结论{2}43。当然,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以检验理论为重要目的之一的很多研究的共同特点。然而,却忘掉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和程序是随研究目的而定的,并没有某种“规定”的规范或程序。特别是在政策分析和评价研究中,研究目的并不是检验某种理论,只能检验某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效果,或可能的实施效果如何,这种研究恰恰是对法律的效果进行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但除了程序的提法不够准确外,白教授关于经验和量化的提法的确反映了现代经验研究的特征。考虑到一个有影响的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夫,我们不妨来点“中国特色”,约定俗成地把“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为“‘经验’和‘量化’的研究”。这样一来,所谓“实证研究”就代表了“经验”和“量化”这两个最主要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新定义下继续使用了。但是就本人而言,主张使用“经验研究”或“定量研究”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译回英文不会造成困惑。
  二、法学研究的对象与经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面对日益高涨的要求将“经验方法”或“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呼声,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方法的长处和局限性,才能正确使用它。我们在此讨论经验方法是为了促进法学研究,这涉及到法学的概念。“法学”这个概念到底指什么?它研究什么问题呢?作为一门学科,法学应当有什么样的结构?法学研究内容应当如何分类?对这些问题,法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至今仍然在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的讨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里,我们提出一条关于法学概念的建议,以助于我们对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法学研究的问题是多而广的。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法学”这个概念翻译成英文很困难,最简单、最直接的译法大概是“legal studies”,而“legal studies”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另外,“法学院”在英语中译为“Law School”或“school of law”,表明法学这个词总是对应着“law”这个字。这个翻译至少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第一,“法学”这个概念大体上属于一种中国话语体系(或者是东方话语体系);第二,“法学”可以定义为“研究法律以及与法律有关现象的科学”。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法律”,换句话说,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都与法律有关。第二点结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出了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用途的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下面,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决定和影响法律的制定、内容和形式改变的因素是综合的。然而,大体上都可归结为两大因素:价值因素和实用功能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政治、道德规范等。例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也说,“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5}。至于法律是体现道德规范的形式,反映社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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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67.
{2}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4):43.
{3}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55.
{4}Auguste Comte. A 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 (M).Translate by JH Bridges. New York: R. Speller,1957.
{5}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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