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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检察装备技术新动态》
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理论准备需要先行
【作者】 李勇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分类】 人工智能【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页码】 5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688    
  
  

证据法学家达马斯卡说:“科学将持续地改变生活,事实认定的伟大变革摆在了所有司法制度面前,这些变革最终可能与中世纪末期出现的改革一样重要。”今天,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司法领域,“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研发已经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急需对推理模型、知识图谱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更充分的理论准备。

无论是机器还是机器人都是人类发明的劳动工具,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不断地制造工具,每一个工具的出现都体现出相当的进步性。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进入司法办案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趋势。司法工作中有大量繁琐且没有太多智力含量的工作,如法律法规检索、案例检索、制作校对文书、证据摘录,等等,这些可以由机器人去做。另一方面,司法领域中还有一些核心的依赖于人性、理性和良知才能做到的事情,如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主从犯的区别、量刑平衡、案件的智慧裁量处理,等等,这些需依赖于人特有的理性和灵性、情感,所以才会有证据学上的“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自由心证”这些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律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是“衡平与悲悯的艺术”。这样的艺术所需要的人类情感恰恰是机器所不具备的。这是司法工作中最本真的部分,难以被转化为算法而被机器掌握,也是最急需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领域。

1970年,布坎南和黑德里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认为人工智能与法律的研究重点是三大方面:法律推理、裁量模型、信息检索和查询,为学界所广泛认可。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张保生教授于2001年曾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一文中提出: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然后才是推理系统。从国际上,这些系统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案例数据库基础之上,基于同案同判这一假定前提,通过访问知识库中过去同类问题的判决从而获得当前问题解决方案的方法。1981年,沃特曼和皮特森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分别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该案件的赔偿价值。最著名的是2005年贝叶斯网络被用于法庭调查中评估火灾事故的证据。这些智能辅助系统要么以类案检索为根据,要么涉及赔偿等容易量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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