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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作者】 公丕祥【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图式;国家发展战略;法治现代化;战略安排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27
【摘要】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愿景进而作出“三步走”的战略设计,到20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制定新“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再到21世纪初时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蓝图,法治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著,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发展目标愈益丰富而深刻。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不仅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为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勾画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发展图式,作出了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新时代的新“三步走”战略安排。这一重大的理论贡献,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历史运动逻辑,凝聚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战略意志和坚定决心。
【英文摘要】 In the 40 year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late 1970s and the early 1980s,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the aspira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made the three-step strategic design, to the 1990s,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made the new three-step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n to the early 21th Century, Chinese communists depicte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luepri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fulfillment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manner,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nd the goal of the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richer and deeper.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eld in October 2017 has the epoch-making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not only establishes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provides fundamental abid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outline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cheme from completing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to basically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powerful nation, and makes a new three-step strategic arrangement to promote the new era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major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logic of the new changes in the social main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into a new era, and embod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strategic will of grittiness and perseverance and strong determination in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rule of law in a new er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24    
  
  当代中国法治演进过程的初步考察表明,中国法治发展的战略筹划,始终是与党和国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构想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站在了一个新的时代起点上,当代中国发展迈进了一个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清晰地阐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谋划,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这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这一战略安排蕴涵着丰富的法治意义,昭示着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宏伟愿景。在庆祝当代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形成、发展、丰富与完善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与国家法治发展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着力探讨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及其法治蕴含,这对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准确把握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进程中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方向,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安排,坚定地实现新时代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愿景及其“三步走”战略中的法治图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在这里,经历了从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战略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的转变。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发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号召。[2]中共八大的决议亦强调,要“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3]迄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逐步由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转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提出了“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构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后来,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具体构想,并且提出“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不仅在1980年以前实现第一步设想,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并且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6]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力图从中国的国情条件出发,思考和筹划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要“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7]后来在1979年3月30日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搞现代化建设”视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指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且提出了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表。[8]
  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面向未来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把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之家”等同起来,说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9]这一时期,邓小平把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即中国式的现代化或达到小康水平作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初步目标,并且提出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的历史任务。[10]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的构想,即:“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然后,在这个新起点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1]基于这一战略构想,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二十年的翻两番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12]关于中国经济建设二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在邓小平以后的多次讲话或谈话中一再提及。[13]从苏州等地的实践经验及其成效来看,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此,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中更加明确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概念,指出:“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4]
  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命题的提出,确立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指向,为党和国家统筹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提供了基本准绳。邓小平强调,“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是到20世纪末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化代的“最低目标”。[15]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强调,“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16]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17]在这里,邓小平清晰地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两步走”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两个“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邓小平的“两步走”发展构想逐步演进为“三步走”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阐述了“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8]对于这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思路,邓小平亦称之为“三个目标”,强调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则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
  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中国发展战略构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考量,在中共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深刻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重要经验,重申了邓小平所反复论述的“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20]显然,这里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性任务,这就是到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或达到小康水平,再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第二步的历史性任务相适应,十三大报告对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要适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法治要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要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抓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并加强司法、严肃执法。因此,要坚持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法制建设又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21]
  二、新“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及其法权要求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且把“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概括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我们党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十四大报告基于“三步走”发展战略中解决温饱问题提前实现达到小康社会第一步发展目标的现实考量,第一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国家发展的奋斗目标,指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2]在这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具体内涵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乃是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的基础上,再奋斗二十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则是指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基本实现现代化。十四大关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劲动力。为此,与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十四大报告提出,“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订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不仅如此,还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保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并且“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23]这实际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基础的时代课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任务的提出,对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时代进程中,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面临着诸多重要任务。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围绕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的新时期历史性任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着眼于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即:“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24]这幅体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法权要求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发展蓝图,覆盖立法、执法、司法、执法监督、法律服务、法制教育的法治建设的主体内容,彰显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尤其是关于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法治发展目标设定,清晰地体现了“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的法治改革精神,旨在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25]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打牢法治基础。
  如果说中共十四大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把握中确立了到2000年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并且把第三步发展目标分解为2000年到2020年和2020年到21世纪中叶两个具体时段,那么,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则强调“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进而从总体上更加清晰地构架了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三步走”的新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在这里,21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长过程区分为三个各有其确定的发展目标的发展阶段,即:2000年至2010年,从进入小康社会到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至2020年,实现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的国家发展目标;202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幅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蓝图中,法治发展居于殊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共十五大报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阐述了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三者统一的根本法治原则,作出了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6]基于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五大对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其中新提出的法治举措主要有:一是强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二十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的基础上,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三是强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四是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五是强调“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六是强调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七是强调要“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27]很显然,十五大提出的法治建设措施,昭示着跨世纪中国法治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发展目标
  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迈上了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这亦表明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正处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
  如前所述,自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适时地提出阶段性的奋斗目标,经历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进入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渐次深化的过程。“小康”是一个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小康和大同通常是作为一对概念加以并称使用。大同社会意指一个发展阶段更高的社会状态,而小康社会则是相对于大同世界而言的一个较低级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也是一个生活相对富足的社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当代中国从整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因此,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郑重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28]很显然,在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壮举。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开始实施中国现代化进程“三步走”战略安排中的第三步发展战略。十六大在十五大关于第三步发展战略的三个时段的战略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藉以统摄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前两个时段的发展目标。在这里,十六大报告把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21世纪上半世纪的五十年,划分为2000年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二十年和2020年之后直至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十年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是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内在相联的伟大历程。这个新世纪历史长河的头二十年的发展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反映了中国国情条件下的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轨迹。应予注意的是,十六大报告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极富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论断,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9]这就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国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按照十六大报告所勾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小康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而且意味着政治上的发展、法制上的完备和文化上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30]由此出发,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发展作出了战略谋划,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法治原则和法治举措。首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重大法治原则,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次,第一次鲜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的重大法治原则,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法治的轨道上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再次,第一次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强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并且在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完善诉讼程序,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此外,十六大报告还进一步重申了十五大关于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治目标,并且对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等作出了具体部署。[31]可以看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法治发展进程无疑面临着全新的境况。
  在新世纪新阶段,用二十年的时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奋斗目标,这是实施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发展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经过这个阶段,再奋斗三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继续重申和强化了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由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描绘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的宏伟图景,即:“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32]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眼于紧密衔接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33]显然,实现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将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时代条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对中国法治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法治发展目标,突出了三个方面的重点目标要求,即: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二是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三是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由此出发,十七大报告确定了今后五年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第一次鲜明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任务,强调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弘扬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等。[34]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总体要求中,更加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法制权威,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廉洁执法,加强普法教育,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人权保障,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35]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大战略目标下,当代中国法治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法治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愈益明显,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味着法律制度和机制更加完善,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法治改革,建立健全法律的各项制度和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还意味着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特别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意味着人民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法治保障,必须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所以,小康社会是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进到第二位,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确乎把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之,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出发,在继续重申“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充分体现了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的新要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发展目标则集中表达为四个方面,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36]不仅如此,十八大报告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清晰地界定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而在政法建设领域的改革目标,则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37]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法治目标的总体要求,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由此,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构架中,第一次表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的十六字方针,亦即:“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而,十八大报告围绕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任务作出了具体部署。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三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执行审判权、检察权;四是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五是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六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38]可见,十八大把法治发展放在推进国家治理、实现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中加以统筹,使之成为促进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坚强保障,进而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目标的有机构成要素,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建设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自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加以战略谋划,摆在这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中扎实推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的引领下,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法治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要求,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基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方面部署了三十多项法治领域重大改革任务,[39]指明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方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40]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那么,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加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提出了180多项法治领域重大改革项目,制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方案。一是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二是确立一个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1]三是坚持五项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四是把握一个工作布局,亦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五是落实六大重点任务,这就是保证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全民守法,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六是提供三大保障,即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坚定推进法治领域改革,为全面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科学有效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保障。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更加扎实地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42]
  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作为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面对着十八大确定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中国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当代中国法治发展面临着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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