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刑事侦查“欺骗性”讯问手段相关问题探析
【作者】 吕新华刘伟
【作者单位】 山东政法学院山东省高校证据鉴识重点实验室山东政法学院山东省高校证据鉴识重点实验室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刑事侦查;讯问策略;“欺骗性”讯问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6-0059-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56
【摘要】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权保障意识的持续增强,加上犯罪类型由传统接触型到非接触型犯罪的嬗变,原有刑事案件讯问模式和证据取得方式都受到了广泛关注与质疑。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都明令禁止以欺骗方法收集证据,但“欺骗性”讯问手段已被世界各国刑事讯问所认可。纵观我国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含有欺骗性的讯问手段予以默许。对“欺骗性”讯问进行原理探析和方法研究,在学理范围内结合刑事案件讯问实际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是对“欺骗性”讯问手段加以规制、对讯问成果进行保护、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并破获积案要案的重要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54    
  
  “欺骗性”讯问手段是指侦查主体在侦查讯问活动中实施的合法限度内包含“欺骗性”要素的侦查行为,即讯问主体通过隐瞒事实、故意以虚构的事实或制造一定的假象等手段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某种错觉,在其不了解案件侦查状况的情形下,突破其心理防线,从而如实供述的讯问方法,具有使用的隐蔽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点。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往往采取各种狡猾诡秘的反侦查手段实施犯罪,掩盖犯罪行为,割断自己与案件的联系;讯问时,与侦查人员周旋,增加案件复杂性和侦破难度。要想及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情况,抓获犯罪嫌疑人,提高办案效率,以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稳定,在刑讯逼供被严厉禁止的今天,侦查人员经常通过言语措辞等侦查技巧对犯罪嫌疑人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强制,而这种策略尤以“欺骗性”手段的运用最为广泛。合理限度内的欺骗方法对讯问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容许适度采用这些方法的前提下,应当确立相应的规则对其加以规制。
  一、“欺骗性”讯问手段的运用原则
  “欺骗性”讯问手段在侦查讯问工作中的容许性意旨不是鼓励这些方法的运用,而是指出并力图解决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促进法治的完善;同时,在承认这种容许性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实践中有脱离、超越法治的地方,因此,在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时应设置合理的界限,严格禁止非法审讯,保障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平衡“欺骗性”讯问手段与维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毋庸讳言,非法讯问是我国侦查实践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恰当地使用威胁、引诱、欺骗等讯问手段较为突出。对于刑讯逼供以及变相刑讯逼供,我国法律已明文禁止,在实践中也比较好把握。其他讯通供问手段则存在法律与实际脱节、可供操作的法律界限不明确的问题。一个健全的侦查讯问制度应当既不侵犯人权,又可以与侦查讯问行为相适应。“欺骗性”讯问手段如果运用得当,犯罪嫌疑人会积极配合侦查人员,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案件可以顺利破获;反之,则会妨碍侦查讯问的进行,不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实现侦查的目的,而且会阻碍诉讼程序进行。因此,在适用“欺骗性”讯问手段时设定严格的法律界限,明确具体适用程序,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实践认知,笔者认为,在刑事审讯中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要在坚持与其他侦讯策略结合使用的总原则下,遵循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必要性以及对象限定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侦查讯问活动是一项法律行为,一切讯问活动必须在刑事诉讼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既要通过斗智斗勇的方式,利用高超的讯问技巧方法,使犯罪嫌疑人彻底破灭侥幸心理,又要重客观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违法方法获取口供,以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1}运用“欺骗性”讯问手段,须即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又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符合准确、及时查明犯罪的侦查讯问目的,不得从侦讯人员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而引供、诱供。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在侦查讯问中禁止使用欺骗手段,这就对“欺骗性”手段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疑问,但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采信作了变通规定。“欺骗性”讯问手段不同于欺骗手段,它是合理限度内的欺骗手段,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和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不能一概否定。
  (二)合理性原则
  “欺骗性”讯问手段的使用还应具有合理性,合理性往往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妥当与合法的内在标准。它是指由符合社会一般标准的经验判断所确定的妥当性。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时要把握好“度”。第一,不能压制犯罪嫌疑人供述时的自由意志。讯问人员采取“欺骗性”讯问手段应在一定的限度内,注意准确把握语言、方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自由的回忆、思考、供述和辩解。反之,讯问人出示伪造的、脱离案件事实的虚假证据,混淆犯罪事实,则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辩解丧失信心,从而做出虚假供述,以求从轻处罚,由此,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将会增加。第二,要受到一定的道德约束。波斯纳曾经说过:“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取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一定的小诡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限制地任意使用,不能超过社会道德底线。合理性原则虽因其比较概括和笼统而影响其可操作性,但对于各式各样的法律行为进行规制却又不能不诉诸于这种概括性较高的原则。合理性原则是确定“欺骗性”讯问手段运用时强度是否适当的重要标准,也是通过社会的一般许容性以及其他利益受损害程度的判定来确定审讯方法合法性的重要准则,还可以为其他原则特别是真实性原则提供一种内在的检验标准。就如弗雷德·英博提出的真实性检验办法那样,审讯人员采用欺骗性方法,首先应考虑它是否会使无罪的人承认有罪,即是否会导致虚假的供述。然而,以何种标准判定虚假,真实原则本身并没有解决。这就只能求助于合理性原则。{2}
  (三)真实性原则
  采用“欺骗性”讯问手段必须符合相关的标准,不能导致虚假供述发生。任何剥夺、歪曲或压制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讯问方法,都被法律排除在外。在美国,合理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获得的供述,也可以被当做证据,但对其设定了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欺骗不得有利于导致虚假供述。美国学者弗雷德·英博称,审讯人员在任何案件中,当怀疑特殊的哄骗方式是否允许时,可以实行这种方针,应当对自己提出下列问题:“我将要做什么?”或者“这会使无罪的人承认有罪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审讯人员应该继续去做打算做的事或者说打算说的话。{3}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审讯人员则应该停止自己想做的事或想说的话。这是审讯人员所遵循的唯一可理解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检验标准。
  (四)必要性原则
  在侦查讯问中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择其重”的一种权衡。即便使用,也必须具备使用的必要性。首先,只有当采用其他法律手段都难以获取有效证据时,才能将其作为最后的侦查手段;如果采用其他手段可以获取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则不得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其次,它只能针对比较严重的犯罪和顽固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它被广泛用于各种犯罪案件,不仅有冲击社会道德体系之嫌,还会导致这种讯问方法的普遍化,使犯罪嫌疑人随时保持警惕,增强戒备,导致这种策略的无效。在考虑适用必要性原则时,还要充分考量比例原则,注重手段必要性和利益均衡性,避免出现显失比例的情形。{4}
  (五)对象限定原则
  “欺骗性”讯问方法只能适用于已经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为了解决侦查取证与犯罪嫌疑人抗拒侦查之间的矛盾,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欺骗性”讯问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并且是被允许的。对象限定原则明确了“欺骗性”讯问手段在使用时对被适用主体范围的具体限制:第一项限制是不能对不特定的、无犯罪嫌疑的对象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前提是具备一定的犯罪嫌疑,不能随意应用于与案件相关的人,范围不能任意扩大。如需要对案情重大复杂的网络犯罪嫌疑人适用该手段,其前提必须是已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且该行为系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并已由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二项限制是对证人以及其他案件相关人不能用“欺骗性”手段,以防止权力的滥用。有的侦查人员在调查询问证人时也使用“欺骗性”手段,{6}即是明显违犯了对象限定原则。随意扩大“欺骗性”手段使用范围不符合法律正当性的要求,损害社会信用体系,还容易导致虚假证据的出现。第三项限制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能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一方面,防止其被诱使犯罪,或者被欺骗而承认未实施的罪行;另一方面,也防止对未成年人形成道德上的不良影响。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二、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基本条件
  侦查讯问是侦审双方的一项智力性对抗活动,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侦查人员应在全面把握相关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对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做出整体性评估,从宏观上把握好讯问的态势和方向性问题,避免讯问的方向性错误。因为在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客观、正确地认识到有利条件,才能在讯问中运用好政策、法律资源和做好前期工作基础,才能树立信心,摆正心态,冷静处理问题;同时,在使用前充分认识和估计到不利因素,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和运用有利条件,采取有效办法妥善处理不利因素。
  (一)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有利条件
  1.刑事政策以及审讯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基本原则。这是审讯犯罪嫌疑人最根本的理论武器和优势,也是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为侦查办案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又对侦查人员强化办案能力、提高法治素养、增强法治意识提出了新的要求。预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审查、核实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保障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查获同案犯,拓展犯罪线索,查破积案,扩大战果;保障无罪之人不受刑事追究等。预审工作的方针是: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及时破案,要求侦查人员本着遵守法律、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的原则,对犯罪嫌疑人顽强抵抗、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运用多种策略,包括“欺骗性”讯问手段及时查明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真相,保证无罪之人不受追究,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破获积案要案,有效解决供述少、翻供多、刑讯逼供现象仍有发生等问题。
  2.前期侦查中掌握了犯罪嫌疑人涉罪的初步证据。审讯工作建立在前期相对充分的调查工作基础上,前期调查工作掌握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一定证据是运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前提,更是有利条件。从侦查讯问人员的角度来讲,这些证据材料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策划运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根本,是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谎言、批驳犯罪嫌疑人不良态度的“武器”;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之所以不供述犯罪事实,其根本的认识正是在于认为侦查人员难以掌握或是无法掌握其犯罪的有力证据,因此在讯问中审时度势地运用“欺骗性”策略就成为破除犯罪嫌疑人拒供防线的重要途径。{6}
  3.侦审双方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从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在侦查破案后大部分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都被采取了刑事拘留或逮捕等强制措施,人身自由的状态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这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两个变化会对讯问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其社会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正常的社会工作、家庭角色转变为被追诉的对象,成为了犯罪嫌疑人;二是其生活、活动条件以及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完全行动自由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变为被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切断了其与社会和家庭的正常联系。{7}这两个变化使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心理上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由于言行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无法知道或者不完全知道其所涉案件的暴露程度,不知道同案犯是否被捕,是否作了供述,知情人是否作了揭发,无法知道侦查机关掌握了哪些证据材料,更无法对案件相关人施加对其有利的影响。总之,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始终处于被动、猜疑、动摇的状态中,心理矛盾和思想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激烈,十分渴望改变这种羁押的环境和被动局面,急于寻找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出路,这就为“欺骗性”讯问手段的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暗示、模糊语言、“离间计”等“欺骗性”手段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案情已暴露”的错觉,再借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刑事政策的情感感化,获得口供的可能性增加。
  (二)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不利条件
  1.法律法规的缺失。我国《刑事诉讼法》禁止运用欺骗的手段进行讯问,因“欺骗性”讯问手段本身带有欺骗的因素,在讯问中如果运用过当,极易被犯罪嫌疑人抓住把柄,成为他们拒供翻供的“救命稻草”。我国法律禁止运用欺骗手段,但对欺骗的定义却没有明晰的界定,将“欺骗性”讯问手段等同于欺骗手段予以完全否定,不仅不符合侦查活动的规律,也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合理限度内的“欺骗性”讯问手段已被世界各国的刑事讯问所认可并适用。“欺骗性”讯问手段处于合法与非法的真空地带,在欺骗的界定、具体的应用标准等方面,需要国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以改变目前实务与立法不协调的局面。
  2.犯罪嫌疑人具有超强的反讯问意识。运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对象通常是具有极强反侦查意识的犯罪嫌疑人。所谓反讯问,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为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或者减轻罪责,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对抗和阻碍讯问活动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预谋性、迷惑性和多变性。反讯问手段的迷惑性、多样性等特征往往使得侦查人员极易形成错误的判断,根据错误的事实制定错误的讯问计划,使侦查人员从一开始便脱离了正常的讯问轨道,最终造成讯问僵局。认真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反讯问特点和反讯问技巧,对于侦查人员做到知己知彼,进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并且据此制定正确的讯问策略和方法,顺利开展讯问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前期侦查中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涉罪证据不够充分。在侦查实务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具有很高超的反侦查伎俩,再加上前期侦查中受条件限制,使侦查人员获得的罪证材料不够充分,给“欺骗性”讯问策略的制定和讯问活动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和困难。尤其是在面对新型犯罪和网络犯罪时,由于犯罪现场的虚拟化、犯罪证据的电子化和犯罪地的复杂化等多种因素并存,对侦讯技巧的要求也更为现实而迫切。
  4.部分侦查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欺骗性”讯问手段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熟悉和掌握讯问过程中应知应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的技术方法,能够在讯问中取得主动权,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应当承认,一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不注重讯问的方式方法,缺乏必要的训练,在审讯中也不注重分析研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侦查人员应当通过业务提升和岗位培训,加强基本业务能力,提高基本素质和专业素质,增强侦查工作的技巧性、专门性,从而保证讯问合法有序地进行。
  三、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具体步骤
  (一)使用前的准备工作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法律性和政策性均要求很高的刑事诉讼活动。由于讯问的结果事关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趋利避害的本性往往驱使犯罪嫌疑人采取各种手段掩盖犯罪事实,甚至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反讯问。因此,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是使用“欺骗性”讯问手段的重要条件。只有在讯问前做好准备工作,才能使讯问有明确的目标,避免盲目讯问或者让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从而使侦查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变化,弱化犯罪嫌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刘伟.刑事侦查系统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242.

{2}{8}李健.论侦查讯问中的欺骗、引诱性策略[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7).

{3}{8}陈龙鑫.侦查谋略中欺骗的运用及界限——以审讯为切入点[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9,(2).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4}艾明.论德国刑事诉讼中的禁止欺骗性讯问规则——兼论我国禁止“欺骗取证”规定在侦讯中的适用[J].证据科学,2014,(4).

{5}梁爱清.运用侦查讯问语言应把握的界限[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6}许昆.预审学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87.

{7}傅怀保,刘谋斌.制度、方略、技巧——刑事审讯及其未来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01.

{9}刘梅湘.对刑诉法第43条之反思[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3).

{10}何家弘,刘为军.圈套、诚信与侦查法治[J].山东公安高等学校学报,2007,(3).

{11}鞠旭远,孙莉.假戏真做——圈套性讯问手段实战介绍[J].预审探索,2007,(3).

{12}田开封.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

{13}刘伟.如何实现刑事侦查的法治化[J].政法论丛,2017,(4).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5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