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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引领法治体系建设
【作者】 胡明【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中国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5
【摘要】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的重要实践成果,同时也需要正确的法治理论作为引领,方能确保正确的实践方向。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过去实践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引领法治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首先需要明确自身的指导思想、本质特征、总体目标和根本价值、基本原则与推进方式,进而寻求贯穿法治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进路,逐步缔造中国法学的新传统,建设法治中国。
【英文摘要】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correct rule of law theory, it is impossible to obtain the correct rule of law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n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needs the correct rule of law theory as the guide, so as to ensure the correct practice directio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five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past practice.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urther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rule of law practice,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st needs define its own guiding thoughts, essential feature, overall goal and fundamental value, basic principle, and promotion method, then seeks specific approaches throughout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 creates a new tradition of Chinese law and build the rule of law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26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正处于历史关键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贯彻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对于全面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继而正确引领法治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一套包括法治指导思想、法治的本质特征、法治建设总目标、法治的根本价值、法治基本原则,以及法治的推进方式等内容在内的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其中,法治的指导思想、本质特征、总体目标和法治推进方式等是最基本的命题。
  (一)法治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我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贯彻的指导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对法治建设有着全面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法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法治道路问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关于法治道路的意义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有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他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1]可以认为,法治道路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方向问题。法治方向对了,速度快慢问题、推进方式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如果法治方向错了,一切就都错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2]
  关于法治道路的科学内涵问题,习近平同志把它凝练为“三个核心要义”,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三者缺一不可。
  关于法治道路坚持和拓展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也要身体力行地拓展法治道路。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二是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三是从建设法律体系到建设法治体系,四是从形式法治的法律之治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良法善治,五是从推进依法治国到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六是从国内法治到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3]
  关于法治的总目标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
  关于法治的推进方式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基本国情出发,使法治建设同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和改革开放不同阶段要求相适应;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等等。
  (二)法治的本质特征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法治的本质特征。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国家的法治建设与党的依法执政统一起来,把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各个国家机构依法依章履行职能统一起来。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必须坚持把体现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建设所有方面和所有环节,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实现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依法管理。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然要求。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所宣传的法治理念不同,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不是简单地实现权力制约,而是要在实现权力制约、法律公正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进步,服务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的制度途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国家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本身就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体现。
  (三)法治建设的目标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又正式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时间表。据此,也可以描绘出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时间表,即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进程相一致,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法治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基本完成法治国家建设。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全面建设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关于上述我国法治建设的时间表问题,至少可以做以下解读:第一,把我国基本实现代化和基本实现法治的时间节点都确定在2035年,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即法治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决定着法治的进程。第二,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基本实现法治,是由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决定的。其中,工业化指标和城镇化指标值得高度重视。根据相关预测,在2030年至2035年前后,我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率将达到70%至75%左右。结合英美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我国在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基本实现法治的判断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第三,2035年基本实现法治,比原来2050年基本实现法治的预想提前了15年,说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速度是超出预期的。
  (四)法治的推进方式问题
  为了在全面贯彻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如期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要确定科学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
  第一,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法治建设的全过程。这是法治国家建设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原则的具体体现,具体包括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第二,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其含义是在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要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要坚定地同步推进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坚持三者共同推进从国家职能角度体现了依法治国从总体目标到执政党,从执政党到各级政府三者之间的层层递进和具体落实关系。
  第三,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其含义是在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要坚持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又要坚定地同步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坚持三者一体建设从法治领域方面体现了法治国家建设从总体领域到具体领域的层层递进和具体落实的关系。
  第四,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实质内涵是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和执政党建设法治化,二者共同支撑和保障着党和国家的法治建设。具体做法:一是全面推进法治体系建设。二是解决好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问题,明确各自的调整范围,做好相互衔接。三是要统筹党规国法建设,当前重点要继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协调推进党规国法建设,确保二者在制定、实施、监督上相互协同,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形成合力。
  第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要求,是法治建设应该遵从的行动指南,也是我国法治基本原则的内容之一。从法治推进方式角度看,法治建设从实际出发,要求法治的宏观决策,包括立法与法治改革措施,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同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相适应,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为此,要克服法治理想主义、法治浪漫主义所造成的急进、急躁心理,坚持法治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坚持在改革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推进法治,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改革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引领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法治作为规则之治,拥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基础。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5]但远未臻于完备完善。实践发展也要求法律规范体系不断调适、演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向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不再满足于“有法可依”,而要求以高质量、高标准的法律规范体系来“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观察到这一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良法善治论”,并将良法作为善治之前提。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应当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引领作用,[6]以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为基础,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法律规范的作用机理,切实解决法律规范中未能反映客观规律、未能体现人民意愿之处,不断提升法律规范供给的质量,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
  (一)贯彻社会主义法治根本价值,并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律保障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中“良法善治论”的提出,实际上要求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统一,[7]这要求法律规范体系建设首先需要解决“良法”判定标准的问题。法律形式上是行为的准绳,实质上是对一个社会所珍视的价值的践行,法律规范体系深刻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舍、价值排序。因此,新时代法律规范体系建设首先应当将“人民主体”、“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价值内化于其规则体系,并对人类社会共同价值予以表达。
  贯彻人民主体地位要求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根本要求,作为整个社会利益分配框架的法律必须坚持“以百姓心为心”,所有规则的设计都应当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公平正义要求法律规范体系要体现机会平等、权责一致、规则一视同仁并符合良善、人道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社会共同价值意味着,虽然我们反对西方将自身的价值观以“普世价值”为名强加于人,但并不否认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对这些人类社会价值中的“公约数”要在我们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践行和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安定、可预见是法治的重要价值,法律规范体系本身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频繁调整;但是,法律作为对既有经验的总结与表达,如果社会现实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曾经的良法也可能因世异时移而变成禁锢。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一矛盾尤为突出。处理不当,既可能陷入“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的法治虚无主义,也可能导致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意识到这一双重危险,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8]的双轮驱动论,新时代法律规范体系应当以此为重要指引:一方面,要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工作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强法律规范体系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性,发挥立法工作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特别是,“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9];另一方面,也不允许改革任意突破法律红线,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重大改革,必须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二)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致力于形成符合历史和时代方位的立法体制机制
  新时代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必须在坚持和拓展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上进行,需要超越“言必称希腊”的西方中心主义,超越以多党制、议会民主、游说政治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立法模式,形成符合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立法体制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形成和完善党的领导下,人大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体制机制。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立法工作肩负着汇集、凝聚政策主张,分配权利、义务、责任,平衡、协调多方利益的重要任务,是国家重要意志的表达,是重大的政治过程,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理解党的政策纲领和重大决策是法律的权威基础,法律则是党的政策纲领和重大决策的实在化、具体化、规范化。因此,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首先要体现在宏观政治引领上,即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立法机关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政策主张中适合以强制性、稳定性、普遍性的规范表达的部分转化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最终形成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同时,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还要体现在重大问题报请党委决策上。目前,党领导立法的体制机制已经逐步建立,党委审定立法规划、提出立法建议、讨论决定重大立法事项等一系列制度也已经初步成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两大布局的发展需要,需要继续健全完善党领导立法的体制和机制。
  在党的领导下,由人大主导立法是人民当家做主原则在立法领域的集中体现。法律最终要在生活中被人民所遵循,由代表民意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是立法获得权威性与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虽然人大主导立法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上已经有明确要求。然而,现代社会国家任务的复杂性形成了国家意志表达和国家意志执行的二分,作为国家意志表达机关的人大受到结构、任期、专业知识的限制,需要将部分权力如一些法律起草权委任给作为国家意志执行机关的政府。这种情况虽然难以避免,但仍然需要通过人大自身能力的建设来予以平衡,否则,可能导致人大主导立法的机制被侵蚀。与此同时,人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当家做主,不能仅仅停留在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这一层次,而应拓宽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立法质量,也有助于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优势,确保每一项立法都能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大量法律空白得到填补。但是,法律规模上的持续扩大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规范都是良法,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仍然需要追问“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10]。从现实来看,法律相互冲突使执行者无所适从、原则性高于技术性难以适用、过度僵化背离现实等情况并不少见。这不仅导致法律规范体系无法为社会提供稳定、透明、有效的制度环境,实践与文本的背离还深刻影响法律的权威。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述问题有深刻洞察,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立法质量的目标,并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作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11]只有在深刻研究理解人性、文化、自然、经济、社会等领域客观规律上制定的法律才是良法,才能有效地从文本规定转化为生活的事实,并保障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一立法原则的提出,是对西方法治将立法工作简单理解为政治博弈、利益角力的超越。它要求,立法工作应当秉持开放、务实的理念,深刻把握实际情况、准确表达既有经验、合理预测未来趋势,在此基础上理性地确定各项规范内容;科学地划分法律和其他社会调整规范之间的分工;确保各项制度安排的系统协调;从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出发,增强相关规范的针对性、有效性。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12]民主立法原则包括立法内容体现民主和立法程序体现民主两个方面。前者要求每一项法律从根本上体现人民意志,体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法律规范调整的优先位置;后者要求“开门立法”、“透明立法”,切实有效地采取各种方式听取和吸纳广大民众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点,从而使立法更好地体现民情、汇聚民意、集中民智。
  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依法立法”,使立法工作的原则体系更加缜密。这一原则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即防止立法活动中的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通过确保立法活动依法而为、于法有据,来防止一些不正当的诉求对立法活动的影响。依法立法原则首先要求立法权限法定,这要求各立法主体必须恪守《宪法》、《立法法》以及其他单行法律规定的立法边界,不得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立法;依法立法原则其次要求立法程序法定,立法事项规划、立法案的提出、立法案的审议、立法案的表决、立法案的公布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依法立法原则还要求立法审查监督机制的落实,通过加强法规清理制度、备案审查,推进合宪性审查,形成一切规范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的具有内在自洽性的统一体系。
  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引领法治实施体系建设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13]对此,需要专门针对法治实施体系建设,从理论创新高度予以讨论,归纳问题类型,剖析问题成因,提出解决思路,从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内涵。而这些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从过去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法治方针,在经过反思和升华之后,形成和凝聚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新法治方针,在这当中,建立在高效和公正价值基础上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乃是构建法治实施体系的具体抓手。
  (一)以效率和公正为价值重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14]这句话客观地揭示了当前法治实施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现实。就法治实施体系来看,效率意味着对法之必行的追求,而公正则是其长效的保障。故法治实施体系的价值重心首推效率和公正。
  首先,以效率促实施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法律规范应必然得到实施。“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15]人民群众对法治实施体系现存问题的直观感受,往往来自法之不行,来自奉法者弱。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引述《韩非子·有度》中所说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因此,法治实施体系的高效首先要求法律规范所确立责任的不可避免性。第二,法律规范应及时得到实施。正义可能迟到,但从不缺席。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其他国家法治建设的其中一点不同之处便在于更加关注法治实施的效率,更加注重通过法律规范的及时实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迟到的正义便难谓正义,因此,无论是法治政府建设,还是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均应将高效作为价值追求。
  再者,缺乏权威性的法治实施体系势必不能长久持续,高效是法治实施体系获得权威性的前提。人民群众不可能始终信任一个低效甚而无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更具根本性的是,人民群众同样也不可能长久信任一个不公正的法治实施体系。
  有鉴于此,以公正保权威包含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其一,法治实施体系的存续需要公正作为保障,盲目追求高效必将产生欲速而不达的结果,缺乏对公正的追求最终将破坏高效实施带来的一切成果。在建设法治实施体系的过程中,若将目光片面地局限在高效上,则有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其二,法治实施体系的完善需要关注社会公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16]这句话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施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公正是更具实质性的公正追求,是法治实施体系权威性的深层次保障。
  (二)完善严格执法的机制
  我国目前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依然存在执法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具体表现为对严格执法中“严”字当头的忽视,对此,需要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落实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其中,“依法”二字则要求“在履行职能问题上,行政机关必须坚持职能法定这一法治原则。”[17]可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不等于政府事事皆为,而是应既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为政府职能的履行设定合法性边界,该合法性边界主要由行政组织的法定化构成。就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完善来看,关键是将行政体制改革与法治政府建设结合起来,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制定和完善行政机构组织法,推动编制资源管理的法定化,实现机构、职能、权限的法定化,同时,逐步完成所有行政机关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的编制工作,以清单方式控制行政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创新举措。
  法定职责必须为是为政府职能的履行设定全面性要求,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主要是通过责任清单和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所有行政责任的第一责任人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具体来说,便是确立责任清单,通过责任法定化的刚性机制来治理懒政、惰政和不作为问题。同时,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所有行政责任的第一责任人,贯彻《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当中“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规定,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整个责任清单最终动力的制度位置。
  (三)铸造公正司法的新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8]在我国公正司法的建设过程中,主要的理论创新便是在摒弃西方司法独立话语体系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话语体系。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公正司法的前提,当前展开的改革中有大量措施与之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我们党的明确主张。”[19]由于现实中主要存在的乃是个别领导干部为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插手案件处理乃至直接指挥司法机关的做法,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要求从宏观层面突出顶层设计,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对此,一是探索推进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在现有的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地方法院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二是以中央统管为目标,先行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管。
  在微观层面,针对干涉者一端,主要是通过提升司法活动透明性,明确责任内容和追责程序来阻遏其干涉动机。[20]针对被干涉者一端,主要应强化司法职业伦理,进一步明确法官、检察官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员的接触交往规则,防止“破窗效应”。
  通过责任司法倒逼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对公正司法新话语的贡献。责任司法是公正司法的后端保障机制,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责任司法要求权责统一,即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具体探索的方向包括由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对承办案件负责,明确审判委员会承担责任的范围等。二是要求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该制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系特有的要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正司法所应具备的特别内容,意味着司法人员承担更重的责任,并因责任承担机制的存在主动地拒绝外来不法干预。
  (四)重塑全民守法的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21]可见,建立在信仰法律基础上的法治观念对法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通过守法理论的创新实现全民守法观念的更新,即从消极守法观念到积极守法观念。
  积极守法是指公民主动适用法律,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行动的动机,积极行使权利,并主动抑制不合法的行为。这有助于纠正消极守法观的不足,既考虑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实施观念,也能够防止公权力违法或滥用。实际上,全民法治观念的再造与强化过程便是一个从消极守法逐渐转向积极守法的过程,十八届四中决定指出,“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可见,全民法治观念的形成不是单纯地要求人民群众遵守法律,更是法治意识的革新和观念的再造,实现主动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进而护法。
  塑造积极守法观念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22]因此,全民守法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克制规则虚无,而克制规则虚无,首要的便是把握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为正是这个“关键少数”在法律和权力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会对普通民众的守法观念产生示范效应。据此,应当在“权大”还是“法大”这个真命题面前,首先引导领导干部尊法,树立对法律的敬畏心,继而带头学法、模范守法。同时,通过培训、考试考核、法治建设责任人等方式强化上述认识,使其成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事各项活动的表率。[23]正是这一思路,体现了全民守法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
  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引领法治监督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是法治监督的制度化和系统化。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保障,既包括党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监督,也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既包括依据宪法和法律而进行的监督,也包括依据党内法规而进行的监督,是整合了监察委员会、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等诸多监督方式的监督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在本质上是以法治的方式对党和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对权力的产生、行使和责任追究全过程的法治化监督,是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监督和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价值基础上,集中统一、权威高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的制度原则。
  (一)着力发挥监察委员会的制度作用
  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我国深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就,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决策部署”,[24]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门机构,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25]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26]在国家法治监督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监察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能的基础。各级监察委不仅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还对上级监察委负责,这种领导体制既有利于保证监察机关权力的权威性,也有助于实现政治领导和国家领导的统一,是监察机关权威高效地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同时保障监察机关自身的权力得到监督和制约。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的双重领导体制“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反映了党统一领导下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高度一致”,[27]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又有利于解决不同机构之间职责权限的交叉和重合问题,[28]是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原则的具体体现。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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