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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应用
【副标题】 以公安机关为视角【作者】 李泓泽
【作者单位】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公安【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6-0103-05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103
【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推进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及非机构化。以刑事和解的主要特征为切入点,阐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可行性、必要性,结合实际现状对刑事和解进行价值分析,探析刑事和解在公安侦查阶段运行的现状、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完善对策,对于推进公安机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55    
  
  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科技化、低龄化等特点,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根据公安实践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多次违法犯罪的比例不断增加,结伙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升,犯罪手段的暴力化倾向突出。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始终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努力降低未成年人的犯罪率{1}。但上述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不足,在当前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更好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特征
  在特征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除了具有一般刑事和解制度的共同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性:
  (一)案件适用范围宽
  未成年人犯罪纪录封存制度要求,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刑法修正案(八)》也规定,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由此可见,一般将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视为轻刑案件,这也是由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决定的。未成年犯心智还未成熟,对行为后果认知较低,但又好奇、冲动,容易受唆使,做事不计后果,此时如按一般的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案件方能适用刑事和解则显得过于严格。未成年犯“刑罚个别化”刑事理论要求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所以在犯罪纪录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中都将案件刑期限定为5年以下刑期。由此,轻微刑事案件和解也应当适用于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从而实现立法规定的统一。这与《刑法修正案(八)》将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之外的立法精神相符,目的都是为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
  (二)经济赔偿金有最高限额
  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并非以经济赔偿作为刑事和解的必要内容,但经济赔偿却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必要因素。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主要是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型犯罪和故意伤害等侵害人身权的犯罪,共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的70%以上。有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境贫困,而有些被害人提出高额的赔偿金,未成年人家庭支付不起经济赔偿,最后只能使涉罪未成年人接受严厉的刑事惩罚,这有悖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初衷。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该根据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案件类型、损害程度,参考民事诉讼赔偿规定来确定赔偿金最高限额。由于和解是自愿进行的,这里的最高赔偿金只是作为参考,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被害人的漫天要价。在个案中则再根据未成年人家庭经济能力、具体损伤情形由双方协商确定赔偿数额。
  (三)设置观护帮教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的未成年人数量激增,对于这些外地涉罪未成年人因无法落实监护帮教条件而不适用刑事和解是不公平的,为此全国很多地区成立了非羁押诉讼帮教基地。许多检察院成立了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专门负责对没有社会危险性不羁押的、附条件不起诉的、相对不起诉的和外地“三无”(本地无监护条件、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考察帮教,尤其是对“三无”未成年人通过观护帮教基地实现司法的平等对待。对因刑事和解不羁押或最终被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检察人员根据其性格特点、主观恶性、案件情节量身制定观护帮教计划。未成年人进入观护基地后,检察机关指定一名观护人员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帮教。观护人员按照帮教计划,安排其参加企业劳动,进行公益活动,定期汇报思想,接受心理及行为矫正,学习法律文化知识等,以此达到通过劳动改变好逸恶劳思想,通过行为矫正摆脱不良嗜好,通过改变环境阻止因“群居、抱团”引发共同犯罪的目的,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顺利、快速地回归转化。
  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支撑
  (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想基础
  恢复性司法于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入中国,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近年来,恢复性司法理念被司法部门所吸收,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适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刑事和解制度。将刑事和解制度应用于青少年司法中,其背后隐藏着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需求,具有特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1.符合传统“和合”思想。“刑事和解”一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但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早有“调处”、“和息”、“息讼”等词。刑事和解中的“协商”理念更是一直存在并蕴涵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如“和合”、“以和为贵”思想等。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民间形成“厌讼”观念。一旦出现纠纷,人们更乐于通过和解、“私了”的方式解决。而传统思想中的“以和为贵”观念,让人们在关注实际处理结果的同时更关注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持与修复,这种思想与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因此,刑事和解制度能较广泛地被接受和认可。
  2.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和谐社会,是中华文化社会构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得以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维持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就刑事司法工作而言,将工作中心从打击犯罪转向制止、预防犯罪,从惩治犯罪转向教育、改造犯罪,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可以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增强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与可能。传统司法程序主要以国家利益为主体,由国家来向加害人追偿,忽视直接被害人的利益诉求,使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得不到有效恢复。因此,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仅有传统司法程序是不够的。刑事和解制度为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相互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被害人叙说自身遭遇以舒缓心中的愤懑,让加害人通过沟通承担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改变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立关系。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西方司法的“轻轻重重”思想内涵基本一致,包含了非犯罪化、非刑法化、非司法化以及社会化处理等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主要蕴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2}该轻而轻是指对于轻微刑事犯罪处以较轻缓的刑罚,这也是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要求;该重而是轻指对于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若犯罪嫌疑人有坦白、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可以或应当给予其宽宥的判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是指对于主观恶性较大、犯罪手段残忍、无悔改之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给予严重的处罚。当然,给予“严重的处罚”应当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不能给予过重的惩罚。
  4.契合刑法谦抑精神。刑法的谦抑性,指立法者用最小的支出(即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选择其他社会化刑罚来替代)换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即有效预防和控制刑事犯罪,保障社会安定、和谐)。{3}“刑法是一种拘束自由的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而是不得已的社会统治手段。”{4}基于此,我国刑法规定,可以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非刑罚措施,作为加害人承担其违法行为所产生责任的方式。这也为刑事和解程序在我国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5}刑事和解程序避免了对轻微刑事犯罪处以刑罚,减小了短期自由刑带来的消极影响,有效遏制和预防了犯罪的再次发生,符合刑法谦抑精神。
  (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价值
  1.对于未成年加害者的司法价值。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是现代司法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是,无论现代司法程序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就不可避免被追诉、经历审判,败诉更要承担法律后果。传统司法程序给被告人带来了“过程伤害”和“结果伤害”。“过程伤害”即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会被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审判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在审判过程中通过法庭调查与辩论,将其犯罪事实公之于众,在此过程中所引起的舆论压力以及其他社会看法,会对其人格尊严产生伤害。“结果伤害”即指被告人败诉后,必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此不利后果除了要承担法律给予的监禁处罚,还包括被告人将失去原有的工作和社会生活基础,在服刑期间亦可能因为“交叉感染”而增强犯罪人的犯罪恶性,同时被贴上犯罪标签,阻碍其重返社会。对于未成年被追诉人,诉讼过程中的伤害更是如此。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未成年人司法程序有利于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刑事和解为双方构建了一个非对抗性的沟通环境,可以消除双方尤其是犯罪人的一些误解和敌对心理。在这样相对轻松、缓和的环境下,让未成年人积极面对自己犯罪造成的后果,承担抚慰受害人或赔偿损害的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检讨自己的过错,确定正确的人生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方式,重新以守法的心态融入到社会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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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娜,刘东根.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的价值与运作模式研究[A].黄京平,甄贞.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1.

{3}韩宏伟.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图景——价值解读与路径选择[J].鸡西大学学报,2011,(9).

{4}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74.

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5}葛庆峰,刘志松.审查逮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反思[J].南方论丛,2015,(4).

{6}刘娟.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3.

{7}耿超.交通肇事案件形式和解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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