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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我国网络法治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 徐汉明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科技法学
【中文关键词】 网络治理;网络强国;数字经济;智慧社会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51
【摘要】 我国网络治理法治体系建设历经了由“集中管控模式”向“法治模式”的转型跨越,呈现出“快速起步、重点突破、跨越转型”的样态。24年网络治理法治实践的启示是,“试验引领型”创制路径是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基本面向;“填充配套型”创制方式是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协调平衡型”创制手段是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可靠方法;“挖掘转化型”创制智慧是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有力支撑。未来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在于准确判断网络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分析和厘清其所依赖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快构建网络治理法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网络治理结构;完善网络治理法治实施、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体系。
【英文摘要】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of network governance has gone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mode” to “rule of law mode”, presenting the state of “the quick starting, the breakthrough at the key point and the leap forward transition”.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network governance for 24 years reveals that the “trial-oriented” initiative is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network governance,“filling match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rule of law in network governance,“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means of creation is a reliable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network governance, and “digging transformation” creative wisdom is the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network governan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the way is to accurately judge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social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clarify social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and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network governance, optimize the net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rule of law in network govern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23    
  引言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抉择为发端,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率领下,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开放,[1]其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得到前所未有的挖掘、释放及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这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度里得到充分涌流,一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得到前所未有的夯实;[2]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文化、理论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治理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3]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逐步把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摆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初步建立起了网络治理法治体系。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网络空间主权安全与网络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如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入国际互联网24年网络治理的曲折发展历程;如何全面总结24年来我国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大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网、办网、用网、护网”的有益经验;如何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人民群众对运用网络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满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法福利”新要求新期待[4],反思影响和制约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困扰、保障性束缚;如何积极适应新时代“一个时段”“两个阶段”[5]战略目标与历史任务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快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现代化,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转型,正是当下理论界、实务界所热切关注与亟待回答的重要话题。
  一、由网络管控向网络治理法治转型跨越的轨迹
  我国网络治理法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的影响。“二战”前后,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核能技术、空间物理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微处理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八次生产力高潮[6],人类社会步入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交融发展崭新时代。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7]与此同时,人类社会致力于全球治理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即:围绕国际政治事务治理,由主权国家创制了联合国;围绕货物、贸易、服务、知识产权、投资等经济事务治理,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从签署《关贸总协定》到创建“WTO组织”;围绕国际金融事务治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并共同创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围绕网络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发达国家率先创设相关国家参与的国际互联网“互联互通平台”。谁主导或加入国际互联网,谁就掌握或获得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新一轮世界级生产力发展的制控权、参与权和发展权。面对“二战”后少数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上阻隔、经济金融上封堵、高新技术上封锁的局面,突破这些阻隔、封堵与封锁,让中国融入世界,搭乘经济全球化、信息现代化的时代快车,成为考验执政者治国理政的重大挑战。自1994年我国作为第73个成员国连入国际互联网而获得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成员权利以来,至今已历时24年,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经历由传统集中统一管控体制机制向现代网络治理法治模式转型跨越的不平凡发展道路,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法治体系,开创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建设的新路,展示了“中国智慧”的新成果。其发展历程具有如下特点:
  (一)传统“集中管理模式”为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提供了承接条件
  这一时段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是在承继传统邮政、电信、邮电、广播、电视“多元主体、上下统一、集中管控”的管理体制机制及其运行模式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首次提出了“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8]。其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邮电部,采取“统一领导,分业管理,垂直系统”的管理体制。[9]与此同时,邮电行业适应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围绕国民经济三年恢复计划,“一五”“二五”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国民经济的调整而逐步发展,并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其法律制度建设呈现缓慢曲折发展的特征。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规定了“公民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内容,但由于其后推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这些宪法性规定尚未得到有效落实,规范电信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基本空白,行政规章寥寥无几,电信管理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封闭垄断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10]为了理顺中央与地方广播电台管理关系,严格管控无线电台的设置和使用,禁止国际电话与专线台混同设置,严格外事电信通信管理,政务院曾颁布了《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其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办法的规定》《关于设置和使用无线电台的管理办法》;邮电部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国际电话与专线台设在一起的通知》《外事电信通信组织管理有关规定》等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从而初步建立起了邮政、电信、邮电、广播、电视管理的“集中统一管控”模式,这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起步提供了承接条件。
  (二)改革开放之初“分业管理、条块结合”管理实践为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提供了启动条件
  这一时段的起点可以定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6年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CANET)启动。随着改革开放,为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国家对邮政、电信、邮电、广播、电视等行业实行“分业管理、条块结合”管理体制的改革。国务院确定实行邮电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的管理体制。[11]其改革强调地方政府与组织对通信建设的参与,明确“允许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实行“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管理方针。[12]与此相适应,国家先后颁布了《邮政法》《关于保护通信线路的规定》;邮电、电信、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相继就电信通信指挥调度、加强查处破坏邮政通信案件工作、广播电视部门安装在邮电部门的电视传送设备代维暂行办法等作出规定。[13]1986年发生了具有方向性引领性的重大事件,即: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CANET)启动。它意味着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已经与世界前沿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首次从理论研究与项目攻关层面进行了无缝对接。技术攻关的展开和这些法律制度的出台为其后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提供了启动条件和发展环境。
  (三)外在挤压与自主创新为网络治理法治建设快速起步起到了催生作用
  这一时段可追溯到1987年中国向国际互联网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到中国申请加入国际互联网前的1993年。从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利用ARPAnet发展出来的NSFnet广域网使Internet向全球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先后连入NSFnet,NSFnet成为互联网的重要骨干网之一。[14]中国在推进互联网发展及互联网治理中紧跟其后。中国学术网(CANET)启动后于1987年9月建成我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5]1993年12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把协同推进互联网建设摆到重要位置。这标志着我国网信管理由传统“分业管理”向现代网络管理应用与国际互联网对接的条件基本具备。这一时期,虽然围绕网络治理问题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仅就广播电视设施保护、严防发生爆炸破坏案件保卫邮电通信安全、邮电通讯系统企业登记注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等作出了低级别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但有关网络治理法治体系建设未能摆到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地位,网络治理法律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国家与社会对互联网发展应用的急迫需求。
  (四)“快速起步、重点突破、追赶发展”成为我国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主要表征
  这一时段可界定为我国1994年加入国际互联网到2012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八次党代会召开前夕。随着中国于1994年作为第73个成员国加入国际互联网,我国的网络治理法治建设呈现出“被动跟进、快速起步、重点突破、追赶发展”[16]的特点。这表现在:
  1.围绕网络治理基本法律制度框架设计及其实施,其法治创制路径选取的是出台应急的专门法律法规制度
  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开发、推广,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乃至公共管理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监管、行政执法和司法一度面临法律制度安排严重缺失,网络治理领域失规失范乃至网络违法犯罪蔓延呈现失控的状态。如网络著作权行政保护法律缺失,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管不力、经营秩序混乱,网络犯罪形式虚拟化、多样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电子签名法》(2004年通过,2015年修订),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侵权责任法》(2009年12月)中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侵权行为所应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对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等的刑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虽然我国是在加入国际互联网15年后才织密了惩治网络违法犯罪的刑事法网,不过这一惩治网络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与《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保持了一致[17]。
  2.围绕网络治理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及实施,其路径选取的是由部门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向行政法规递次转型升级
  网络技术广泛运用带来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叠加交错进而增加对其进行法律调整的难度。在推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进程中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既无成熟的经验,也无有效的实验方法,只能对域外的网络治理立法技术、立法模式在移植借鉴过程中通过治理实践先行先试取得经验,进而形成由地方到中央,由部门到最高行政机关,由规范性文件到行政规章再到行政法规的循序渐进之网络治理行政法制的创制路径。
  (1)行政法规创制层面。国务院在总结地方、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就网络治理应急行政法制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围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软件著作权保护、网络著作权与传播权保护、网络域名备案管理、网络运营服务安全管理、网络信息管理、网络金融安全管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方面,先后发布了5个条例,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年)、《电信条例》(2000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年公布,2013年修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公布,2011年第一次修订,2016年第二次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公布,2013年修订),历经20年才逐步建立起了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电信管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上网营业场所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法规体系。
  (2)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创制层面。其创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即:①围绕网络著作权与传播权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5年)。②围绕网络域名备案管理,信息产业部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2004年)、《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2005年)、《互联网IP地址备案管理办法》(2005年),从而构筑了互联网域名、IP地址分配与备案、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等源头性网络安全预防与规范性管理的制度体系。③围绕网络运营服务安全管理,公安部颁布了《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2006年),[18]工信部发布了《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2010年),从而明确了互联网服务单位、联网使用单位、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律责任,建立了安全防护措施的符合性评测制度,通信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制度,通信网络安全防护检查制度等。④围绕网络信息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暂行规定》(2001年)、《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5年),信息产业部发布了《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2006年),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2007年),国家测绘局、外交部、公安部等八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强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息服务网站监管的意见》(2008年)[19],文化部发布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1年)。[20]⑤围绕网络金融安全管理,中国银监会发布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2005年),文化部、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2009年),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商务部发布了《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2011年)。⑥围绕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信息产业部发布了《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预案》(2005年),明确了我国互联网应急体系的组织结构,从预警和预防、分级应急响应、后期处置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建立了网络安全领域处置突发事件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相衔接制度。这一时期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呈现出第一个10年总量极少甚至出现空白、第二个10年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阶段性特点。
  二、开启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新时代及其启示
  (一)我国网络治理法治建设的成就
  1.中国特色网络治理法治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为了应对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符合中国特色治理法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要求并体现实践面向的网络治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既科学地诠释和回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时代命题,又科学地诠释和回答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高网络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快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若干重大而急迫的现实问题,从而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网络治理法治理论”,使之成为指导加快建设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宝贵财富。[21]这套理论的核心要义概括起来是: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论;网信事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论;建设网络良好生态,打造亿万民众共同的网络空间精神家园论;党政机关干部要提高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好工作本领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论;核心技术突破论;依法治网、办网、上网论;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论;互联网企业共同促进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络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论;适应新型技术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论;联动融合、开放共治论;共同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22]等等。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网络治理法治理论的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其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并具有鲜明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理论品质,堪称“习近平网络治理法治理论”[23]。其实践性集中体现在24年来网络社会治理对传统电信“集中管控模式”辩证扬弃,进而向“网络社会治理法治模式”[24]跨越转型这一宏大场域的实践及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其时代性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亿万人民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迈进的重大成果;其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它深刻诠释了中国特色网络治理道路、制度、文化、实践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成为新时代构建现代网络治理法治体系,提高网络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基本遵循。[25]
  2.国家网络强国战略目标及其路线图时间表得到厘定
  互联网所承载的价值功能集中表现为其开辟了信息传播的新渠道、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繁荣的新载体、社会治理的新平台、交流合作的新纽带、国家主权的新疆域,等等。[26]中央准确判断和牢牢把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迅猛发展对推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7],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8]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冷静观察网络空间领域所面临的重大现实与潜在的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乃至政权安危风险;针对网络渗透突出、危害政治安全,网络攻击频繁、威胁经济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泛滥、侵蚀文化安全,网络恐怖滋生、危害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网络违法犯罪易发高发、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等严峻挑战,提出了推进网络空间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设网络强国的五项战略目标,[29]与此同时部署了九项任务。[30]这不仅彰显了中央高层的战略思维与科学定位,从而破解了一个时期以来网络治理领域存在的战略思维不清晰,目标任务定位不准确,实施目标任务的路线图时间表不确定,进而提振了国人运用网络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的精神,坚定了既大胆运用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心,又坚定走中国特色“依法治网、办网、用网、护网”[31]道路的信心,使当代中国搭乘上了互联网的时代快车、释放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而且为推进我国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的战略目标任务提供了明晰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其有效的实施机制[32]。
  3.网络治理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结构基本型构
  (1)网络治理基本法律制度层面。适应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要求,立法机关以良法促善治为目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优化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加快了立法规划的实施,取得了重大进展。以《网络安全法》为骨干,以《反间谍法》、新《国家安全法》为支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刑法》(修正案七、九)及相关司法解释协调配套的网络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出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年12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修订)、《反间谍法》(2014年11月)、《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网络安全法》《测绘法》等法律的出台与修订,是中国在迈向“网络强国”道路上取得了至关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建设“网络强国”、维护和保障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的战略任务正在转化为一种可执行、可操作的制度性安排;意味着国家网络空间法制化迈出了实质性一步[33],也是开启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新时代的重大成果。
  (2)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设逐步与网络治理基本法律制度衔接配套。有关网络治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与网络治理基本法律制度衔接配套。一是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保护。工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相继发布了《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网络发票管理办法》《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从而完善了网络信息管理制度。二是网络金融安全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国家工商总局等部委相继出台了《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等,从网络交易,互联网金融,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互联网保险业务等方面健全了网络金融安全管理制度。
  (3)惩治网络犯罪刑事法律制度与民事、行政纠纷调解裁判制度得到补充完善。为了有效遏制与依法惩治花样翻新的网络违法犯罪,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界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扰乱无线电秩序、传播虚假信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最高司法机关联合行政执法机构深入调查研究,针对网络治理涉及司法中遇到法律适用相关难点问题,及时作出司法解释,为涉网案件统一、公正、高效裁判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相继单独或联合颁布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13部民事、行政纠纷裁判与刑事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九)》与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相互衔接补位,不仅丰富完善了网络治理法律制度体系的内容,而且为民事、行政、刑事实体法适用与程序法运行提供了密植性和精准性的依据,使得网络治理领域的精准监管、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有了明晰的规则依据与规范的运行程序,并使之成为网络治理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个亮点。
  4.网络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运行良好
  我国网络治理法治实施体系是直面网络治理问题、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施体系的建设进程而逐步形成的。
  (1)中央、全国人大加强对网络治理基本法的实施监督,着力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针对移动互联网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适时发布《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强调践行新发展的理念,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优势,推动移动互联网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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