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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网络法权构建中的主体性原则
【作者】 陈璞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分类】 科技法学
【中文关键词】 网络法权;主体性原则;网络隐私权;大数据;人工智能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71
【摘要】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凸显了法律人格边界模糊和结构性不平等加大等问题,须在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层次上才能有效处理。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法权体系构建的根本原则,具体体现为“自由原则”的核心原则,以及“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两个基础原则。网络空间的发展,开显了更高层次的人类自由——“积极自由”的可能性路径,同时也面临“消极自由”受到侵害的现实威胁,二者构成自由理论的内在矛盾。网络空间的层次性,错开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直接对立;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要求确立网络隐私权在落实主体性原则方面的基础性地位;网络空间的系统性,要求强化对算法的审查和监管。
【英文摘要】 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legal force. It is concretely embodied in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as the core principle, and the humanistic principle and the rational principle as the two basic principle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ighlight the questions of boundary ambiguity of legal personality and increase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which only in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the subjectivity can we dealt with eff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cyberspace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ath of human freedom in higher level, that is,“positive freedom”, but it faces the real threat to “negative freedom”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two form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freedom theory.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yberspace eliminates the direct opposition between “positive freedom” and “negative freedom”; the openness of the cyberspace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position of the network privac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cyberspace requires that the algorithm be reviewed and supervis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31    
  引言
  2012年以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网络空间法律规治问题的复杂度。对此,法学研究者从数据权、网络隐私权、个人信息权、数据财产权、基本人权等不同侧面,在宪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金融法等各个部门法中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但是,就问题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未来性来说,当前的研究,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快速崛起的网络空间,必须从法哲学层面进行根本性考察,才能有望建立与问题相适的、效度更高的分析框架。从网络空间本质上的新颖性来看,当下网络空间法律规治遇到的各种理论困惑,其真正困难的地方,既不在法律关系上,也不在法律客体上。前所未遇的问题在于:人类法权体系的主体性条件正在通过网络空间发生改变。以历史性视角来看,这个变化背后的理论原点,就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赖以进入现代性的主体性哲学。主体性哲学作为现代法权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观念基础,历史性地推动了人类生存状态的现代性转型,最终落实为普遍的法权关系结构。随着世界历史大踏步地法治化迈进,法学话语中的主体性逐步退居为一个常识性的理论预设而失去论域。现代法学问题研究,多将其作为自明性的前提隐没不谈。而今天,网络法权问题的深刻性,需要重新回到这个久已淡出理论视野的根本点上面进行讨论。笔者相信,从这个点上深挖,有望开凿出一个能够覆盖全部问题的理论视角。
  一、作为法权概念性前提预设的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哲学是世界进入现代性的思想先导,是人类生活从宗教统治过渡到科学主导的精神转向,是现代国家制度合法性最广泛意义上的理论基石。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现代、中世纪和古代”这个历史划分框架内,“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个重大事件,历史性地抬升了人的主体地位,“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1]。
  主体性思想最早曾在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那里闪现。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2],最早表达了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价值尺度的思想。然而,在中世纪的西方世界,人的主体性力量通过宗教意识形态外化到神的身上。只有上帝才是万物的主人和尺度。人只是作为上帝的函数而存在的因变量,是上帝完成其旨意的肉体中介,是反映上帝价值、凸显上帝崇高的尘世工具。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提出“因信称义”的教义,将人的信仰需求导向内在良知的自我肯认。这种自我内部证信的新型信仰路径,从制度上切断了教会对于现实世界的精神支配力,结束了罗马天主教对西欧国家的神权统治。现代世界的精神转向之路,由此开启。人类对于科学的坚固信念和不懈追求,由此萌发并发展壮大起来。对于世界历史的这个思想转折,黑格尔论述道:“这样一来,教会就失去了支配精神的权力,因为精神本身已经包含着教会的原则,不再有所欠缺了。有限的、现实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尊重;这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真正的和解。从这种尊重中,就产生出各种科学的努力”[3]。
  笛卡尔首次以“我思故我在”的怀疑精神,刺破中世纪蒙昧的宗教意识形态。他怀疑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性,想通过追根溯源的办法确立世界存在性的理论原点。笛卡尔最后找到的那件“确切无疑的事”,那件从逻辑上否定不了的事,就是“我正在思维”这个事件本身。思维活动固有的二元结构,必然要求区分主体和客体。人的主体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从这种思维结构中浮现出来。
  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在认知主体的基础上,赋予人自给自足的道德性,一举奠定了人在世界上的终极价值地位。一方面,在认识论中,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翻转了主客体关系,在哲学上首次提出,外部世界的客观性,统一于人的先天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世界的客观性和统一性的依据。另外一方面,康德以精湛的理论逻辑,论证了实践理性在道德上的自足性。康德说:“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是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4]在这里,单凭实践理性而不假他物,人就可以得出自己道德行动的一般性原则,也就是为自己的意志行为立法。人作为宇宙中的一类物种,既是外部世界统一性的依据,又能为自由意志立法,那么他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的主人。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康德揭示了自由概念在法权上的深刻含义:“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5]
  黑格尔以“绝对精神”实现主客观统一,在主体的实体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推进。黑格尔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是相对的,世界的根本存在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精神”。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只是“绝对精神”的历史低阶段显现。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体现为理性的无限性。在理性认识对象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将外部自在的概念,内化到自为的自我意识之中,并且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将精神升华为活的个体生命。“绝对精神”在时间线上的展开,就是世界历史进步的过程。黑格尔这套哲学,不仅为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的实体化提供了解释,而且运用辩证法解决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对立,提出了“绝对精神”这样一个历史主体。正是这种历史哲学,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在黑格尔看来,人之作为主体的原因就在于,自我意识从“绝对精神”这个世界本体中获得自在自为性。这种主体性体现为“绝对精神”在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中辩证运动的复杂结构。“这种知识的本性、各个环节和运动已经表明它就是自我意识的纯粹的自为存在;这种知识就是我,就是这个我,而不是别的我,但它同时直接地是中介了的或被扬弃了的普遍的我。”[6]
  说到底,黑格尔的主体论,最鲜明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实体性。黑格尔提出的主体,是一种作为运动着的精神的、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的实体——人。
  克尔恺郭尔从整体论的立论基础上反对黑格尔。他提出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个体绝对化主体论思想。他认为黑格尔把个人统一到一个合目的性的历史主体中去,无异于在压制,甚至是在根本上取消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存在。与黑格尔的整体论思维相对,克尔恺郭尔把个体选择上的自由,推到一种无条件性和无限制性。他否认个人行为的规律性,从而进入一种虚无主义的、极端和绝对的主体论。这种主体论否认人作为类存在的主体间性,而把人看作绝对的、孤立的主体。在克尔恺郭尔眼中,每个人都是一座绝望的孤岛。个体人格“最坚固地紧守着他们自己,他们尽管有他们的全部苦难,但却不惜全世界的代价也不愿去成为另一个人”。[7]克尔恺郭尔认为,个人可以选择他能做的任何事情,只有将这种选择权推向无限,才能说明人的自由。对此,克尔恺郭尔强调:“只有在我绝对地选择我自己的时候,我才是绝对地无限化我自己……并且,这一‘对我自己的绝对选择’是我的自由”。[8]
  如果说,克尔恺郭尔和黑格尔分别代表了个人意志自由与自然规律关系框架内,从两头端点上对立着的不同主体论思想。那么,马克思的历史高度就在于,他运用辩证法的高级思维方法,有效解决了对立二者在原则上构成的矛盾,进而提出一种通过个人自由实现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学说。
  首先,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人看作自我意识那种纯主观的精神存在。相反,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出发,把感性的、物质性存在视为人的第一属性,同时,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自由自觉的现实活动,也就是人活生生的、既有目的性也有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从精神和物质相区分的角度来看,人的实践活动既不是单纯的精神,也不是单纯的物质。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关键点和特殊性就在于,提出了一种在主客观相互对立中辩证统一起来的、专属于人的“第三种”存在形态。对此,马克思深刻地论述道:“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9]这样,实践概念的主客观一体性,就在逻辑上关联了实践活动赖以展开的客观物质条件,进而将物质领域内的客观规律性,嵌入到人的自由中来。在此,个体活动的自由和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这看似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辩证地融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一体两面。
  其次,马克思否认克尔恺郭尔原子式的单个人概念。他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0]对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强调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
  以马克思主义来把握主体性思想,特别强调从实践到人、从人到主体的认知路线。这要求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应当从实践的角度看待事物,从人的角度看待实践,从主体的角度看待人。[12]从主体的角度看待人,对于法哲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从人类独有的理性出发,推导出人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作为主体的自由属性,并将其设定为法权体系展开的初始逻辑条件和终极目标。按照这个要求,法权理论就是一套在理性的基础上,依据逻辑法则,落实人的现实自由的制度演进体系。正如费希特所说,“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必须在自己用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限制自己的自由的条件下,用那个关于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概念,来限制自己的自由;这种关系叫作法权关系,这里提出的公式是法权定理。”[13]
  总结来看,主体性哲学为法权概念的生成,预设了“理性”“人文”和“自由”两个层次的构成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作为从主体性哲学中提炼出的根本原则,具体体现为“自由原则”的核心原则,以及“人文原则”和“理性原则”两个基础原则。“自由原则”是指,法权体系须以自由概念为条件和旨归。在概念分析上,法权来自自由观念的逻辑必然,法权关系的发展,就是将一般性的个体自由形式化、普遍化和实体化的过程。因此,法权的制度构建,时刻不能偏离自由的轨道。背离自由,法将不法。“人文原则”是指,法权概念须以维护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和尊严为价值依托。“人文原则”从认识论、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哲学层面,确认人作为宇宙终极存在而具有的主体身份。人不是自然规律链条上处于被决定地位的一个环节,而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这是人区别于世间万物的终极价值所在。因此,法权的网络化进程不仅要照顾信息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更要坚持把人的价值属性摆在首要位置。“理性原则”是指,法权概念须以对人类理性的信赖和运用为前提。“理性原则”坚持对人类理性的肯定性立场和态度。历史地看,正是这样的哲学立场和政治实践,打破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迎来了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法治社会形态。从网络空间的具体问题看,“理性原则”反对网络发展中贬抑乃至取代人类理性的倾向。
  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凸显网络空间的主体性问题
  从概念上分析,大数据指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由此导致的海量数据环境;而人工智能则是大数据技术的一个典型应用方向,通过海量数据处理技术能力的提升,而将机器的自动化推进到等于、甚至高于人类智能的水平。二者原本不在相同层次。这里将其并列讨论,是从网络法权的主体性问题出发,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应于网络空间主体异化的两种态势,以便更为本质地讨论问题。从大数据技术的一般性应用来看,导致的问题是网络空间主体的结合更加紧密,乃至消融主体边界的趋势;而从人工智能方向来说,对应的突出问题在于导致网络主体能力和关系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般认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网络空间,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21世纪以前的网络空间,主要以技术为主导,以网站的雇员为核心,这是网络发展的Web1.0阶段。21世纪初期,网络发展逐步转向以内容为主导,以用户为核心的Web2.0模式。而今天,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以信息向实物全面渗透为特征的Web3.0模式正在日益成熟。这种正在到来的新型网络空间,赋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极端重要的网络属性。首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本身必然是一种网络化存在,大数据预测功能赖以实现的海量数据抓取,一般要通过网络实现;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不在于人的形状,而是高度的智能化(实际上也就是大数据技术的一种典型应用),这也要以接入网络空间、获取海量数据为前提,比如智能导航、智慧家居、写作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等,莫不如此。其次,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物联网,革命性地扩展了传统的网络空间,生物数据、机器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等新型数据网络与传统互联网相连,将网络空间的影响和控制力量,全面扩展到实体空间之中,最终形成一个万物互联互通的泛在网络。再次,大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数据源,必然将网络空间的数据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量级,极大地丰富网络空间的内容。最后,也是最具法学意义的方面,即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革命性地改变了网络空间内主体的能力差异和关系结构。随着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的全面延伸,法权主体因网络空间而产生的异变,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主体概念包含三个理论质点。第一,主体之于客体的认知性。就是说,主体首先体现为一种认知结构和感应功能。第二,主体的行动自主性。这是主体的认知性发展到更高层次的表现。行动自主性主要是指,主体内部具有自动的意向形成和行为发动机制。第三,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性。这是主体性最高层次的表现。就是说,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主体的存在,体现出作为本源的自在自为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恰恰是从这三个方面,日益显示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首先,看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性。“图灵测试”认为,在计算机冒充人答题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正确识破的人不足70%,也就是说,如果被骗上当的人超过30%,则可以认为这台机器具备了人类的智能。[14]2014年6月,在英国雷丁大学组织的“图灵测试2014”计算机比赛中,一款名叫尤金·古斯特曼的电脑程序,假扮成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在物理隔离的条件下,通过电脑传输回答问题的方式,成功的骗过了33%的人类测试者,成为历史上首个拥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程序。[15]按照“图灵测试”的标准,通过测试的计算机,就可以被当作和人一样的思维主体。而且,在很多专门领域内,人工智能拥有远远优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比如说人脸识别和声纹识别,无论是在速度和精度方面,计算机都体现出远远优于人类的认知能力。
  除此之外,大数据在认知方面的独特优势,更在于发展出了高于之前人类历史水平的思维品质和认知层次。先来看思维品质方面。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必然性。柏克在反对建构理性时,提出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传统和习惯,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而能吸收更多的人类经验和智慧,因而要比人凭空抽象思考出来的制度更加优越可靠。而AlphaGo通过深度学习,能在极短的时间吸收掌握人类历史上所有棋谱中包含的“定式”经验,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判断决策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它突破了自然给人类思维机制所设定的终极约束条件——时间。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人类智慧需要消耗的关键性资源是时间。这个条件构成了人类在经验事务方面思维品质的边界。AlphaGo依靠深度学习突破时间的根本约束,必然能比人类掌握更多的棋局经验,生成更优异的围棋思维能力,因而体现出更高的棋力。AlphaZero压倒性战胜AlphaGo的机理,更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再来看认知层次方面。正如哥德尔证明所揭示的现象:“一个系统的高层观点可能会包含某种在低层上完全不具有的解释能力”。[16]处在骰子的层次上,它永远会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想出几,就出几。而站在人的高度,在足够多的数据支撑下的新视角、新的认知结构之中,骰子所遵循的概率规律,就会慢慢清晰起来。根据巴拉巴西的研究,大数据能力的发展,正在揭开人类行为遵循的深层次规律。人的行为在宏观层面,体现出一种间歇性的爆发模式,这种爆发遵循幂律分布规律,大数据一旦掌握具体的幂律分布模型,93%的人类行为就都是可以预测的。巴拉巴西据此提出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人类预知能力上存在的严格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行为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而且还存在着揭开人类未来行为秘密的概率构架?”[17]不难看出,沿着巴拉巴西的思路,大数据不仅具有人的认知性,而且将发展成为一个超级认知主体,最终会站到人类这个“骰子”之上,揭示人类行为的概率结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认知主体,既能从人类身体内部分子层次的布朗运动规律上进行测算,也能从全球人类活动总体的幂律分布上进行分析。对于人来说,这样一种认知主体,不仅远远超出人的能力,简直堪称一个现实版的“拉普拉斯妖”。
  其次,来看自主性问题。在AlphaGo横扫世界围棋界的系列赛事中,除了它与柯洁等世界冠军的交手引得举世瞩目之外,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值得深思。在2017年5月的人机配对大赛中,连笑八段与AlphaGo1组成白方,迎战古力九段与AlphaGo2组成的黑方。双方以人机轮流出招的方式,进行混合PK。在比赛进入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古力方的AlphaGo2对局面做出综合判断之后,做出了输棋的判断。但是,因为队友古力不肯认输。AlphaGo2只能继续配合走棋。而在这种情况下,AlphaGo2的行为,突然变得非常耐人寻味。它不再像先前那样斗争昂扬,绝招迭出了,而是进入一种明显的消极应战状态。甚至到后来,AlphaGo2走出的棋,竟像是在故意降低己方的赢率。最终,古力和AlphaGo2方输掉了比赛。虽然有人说,这不过是AlphaGo2算出结局之后,一种符合逻辑的机器行为。但是,从行为特征上看,这和一个血肉之躯的自主意志反应,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此来说,AlphaGo2的不抵抗,似乎已经展现了机器意志的雏形。[18]
  普遍的观点认为,机器会在计算、逻辑、推理等理性方面模拟人,但却永远无法突破情感这条人类的终极防线。然而,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却指出:“‘非理性与计算机不相容’这个观念,是由严重的层次混淆引起的”。[19] “大脑中感受美的经验的高层符号过程,其底层是完全理性的,那里发生着完美无缺的行动。任何非理性的东西,如果存在,就是在较高的层次上,而且是低层次事件的旁效现象——一个后果而已。”[20]在数据主义看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股市的经济震荡和流感病毒看似有天壤之别,实则是一回事,背后都是数据流的不同变化,都可以用同一个算法工具进行统一处理。事实上,激进的数据主义正在尝试重新定义“情感”。在他们眼中,DNA是一个典型的生命信息数据库,而千差万别的人类情感体验,不过是通过一代又一代自家祖先的血肉之躯,跨越个体生命连续优化而得到的一条条生化算法。[21]从担心计算机发展出人的情感,到害怕人类情感的真相竟然就是计算。机器自主性已将人的忧惧推到新的深度。
  最后,来看数据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就是世界的可知性。存在性必然和认识的主体结构功能相互依存。蝙蝠能够听见超声波,而人听不见。对于没有检测仪器的古代人来说,超声波就是不存在的。同样一个物体,在不同认知结构之中显现的性状,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色盲者和一般人比,他们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就说,色盲者看到的是虚假的颜色。因为在他唯一的、无法改换的世界里,别人描述的颜色,才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条大数据算法,作为一个独特的认知结构,必然对应着以海量数据为认知基础的某种存在。这种存在一般体现为,作为认知结果的某种现象、关系或者模式。而这个结果,在算法发动之前,是安静地隐没在茫茫“数”海之中的。没有这条算法,它们就等同于不存在。正是算法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把它们从海量数据之中,凭空拖拽出来。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要从理论上认识到,如果没有具体的算法,海量数据本身是无法显现为特定意义的存在的。这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目标搜索过程,在现象上相似,本质上却是两回事。因为它的认知基础是海量的大数据,这在理论上意味着数据量无限大,大到极致,就变成了一道无知之幕。就像我们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就是纯粹的黑暗那样,海量的大数据本身代表的是理论上的无限性,如同康德的“物自体”那样,可以在理论上视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无”。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算法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认知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的存在。
  总结来看,网络空间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在过往历史中,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从未超出过自身理性的控制范围。即使是飞向外太空的宇宙飞船,深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潜水艇,从哲学本质上说,它们都属于客体,都是围绕着人的目的而存在的外部对象和环境。从法律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物”,是毫无疑问地供人类支配的对象。而这次情况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法权体系的主体性条件发生了变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空间广泛渗入人类生活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触碰到主体性原则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换言之,网络法权构建所要处理的问题,并非与现实世界的法权结构平行存在的共时性问题,而是要突破系统边界,从根本点上重新考量一切的历时性问题。
  三、网络法权的主体性分析
  网络空间的兴起,是一种典型的熊彼特所谓“破坏式创新”[22]。因为国家鼓励创新,因而在法律约束上多有避让和容忍。“互联网反对一切阻碍从比特到原子自由流动的法律和制度(包括国界)”,[23]在早期发展之中,网络空间就已从主观上认识到自己“非法兴起”的路径。正如巴洛在1996年撰写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所说,“你们没有统治我们的道德权力,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能使我们真正有理由感到害怕……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和迁移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概念及其运用情境,均对我们不适用”。[24]可见,网络空间的发展,从最开始就在整体上带有偏离传统法权的特性。但是,在Web3.0模式之前,这种偏离仅限于“自由原则”层面,而且多是对诸如知识产权、隐私权、信息财产权等权利的“普遍而轻微”的侵权状态,尚在可以容忍的弹性范围之内。而Web3.0时代开始的网络空间的主体性异变,则已经具备触碰更深层次的“人文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现实力量。为了促进网络技术发展,而容忍网络空间的侵权行为,理论上说就是人的异化现象,就是人和物的主客地位颠倒的体现。人从网络发展的目的,沦为技术进步的手段。如果当侵权行为仅仅停留在财产权的量化层面时还不明显,那么当大面积的网络隐私权失守之时,“人文原则”就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赫拉利预测,未来世界中最高级的人工智能——“万物互联网”(Internet-All-Thing)将会取代人类成为宇宙的价值尺度,而“人类只是创造万物互联的工具”,在“万物互联网”这个超级人工智能面前,人类就是个“该淘汰的算法”。[25]更可怕之处在于,“万物互联网”对人类主体地位的觊觎,并不是一种违背正当性的非法诉求。正如前文所分析,未来网络空间将会通过颠覆“理性原则”,而将整个法权的正当性观念基础连根拔掉。就像数据主义所说,“如果我们创造出某个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比人类吸收更多的数据,处理信息算法的效率也比人高,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能胜过人,正如人类胜过鸡。”[26]
  施米特说,“人如今已是一种无法单纯地被其环境所主宰的生物。他拥有历史地获取其存在和意识的力量。他不仅知晓他的出生,也知晓重生的可能性。”[27]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需要为自身命运肩负责任的历史性时刻。透过网络空间日益显露的主体性特征,看出人类存在性意义上的历史责任,或许正是当下网络法权构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针对主体性原则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网络法权可能的走向无非有三个。第一,逐步放弃这一根本原则,再次迎来人类生存状态的历史性转折,任由人类在网络化发展趋势中丧失主体地位,最终沦为网络的工具化存在。第二,坚持主体性原则,以传统的法权框架和规则体系,严格限制网络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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